困守孤城，歷來為兵家所忌，其結局大抵都很悲慘。這是因為，圍困的要素是雙方軍事力量的相較量而形成的，不具備優于對方的兵力，即構不成置對方于困境的態勢。而圍困的目的，顧名思義，"圍"，是要敵人出不來，逃不掉，"困"，則主要是經濟封鎖，不讓敵人從城外得到任何生活資料；所以，"圍"是為了"困"，使敵人在困境中削弱，士氣沮喪到無力抵抗的程度，爾后攻克之。

10萬敵軍要在長春城內生存下去，等待蔣介石派兵接應進行反擊，那么，吃飯活命是起碼的條件。長春守敵不但懂得這一致命要害，而且也早有準備。為了儲備糧食，他們煞費心機。早在1948年3月初，吉林省政府即從上調的糧食中，打了一些埋伏。長春市長尚傳道，更是慮之在先，在3月4日，就把南京政府中央信托局存在長春的100萬斤大豆扣買下來，準備作為市屬公教人員和警察等共約七八千人的糧食儲備。當然，尚傳道的這番苦心并沒有為他的下屬撈到多少好處，這批大豆倒是幫了長春國民黨守軍一點小忙。而他的一些下屬呢，到頭來在殺民養軍的政策下，也被列為驅逐出城的對象。這是后話，暫不提。

在我軍對長春形成包圍之前，長春守敵又向長春四郊及周圍各縣征調和搶購了一些糧食。這批糧食，大約不下300萬斤。我軍對長春形成合圍的初期，長春守敵在龜縮市內之前，瘋狂搶掠糧食和一切生活資料。這些地區，本來已被外圍的國民黨地方部隊和土匪們踐踏的夠苦了！這龜縮前的掠奪就更加殘暴；人可以吃的東西搶光了，搶喂馬的；谷草沒有了，就強行把群眾的苫房草扒下來，因為那是靠近伊通河某地區出產的一種草，可以用來喂馬。此次洗劫，在城外方圓三四十里的中間地帶，幾乎無一村莊幸免。因此，在我軍圍城的初期，長春守敵還有一些儲備糧食。所不同者，新編第七軍存糧較多，第六十軍則靠新編第七軍的部分"恩賜"和聯勤總部的調撥過日子。不過那時，敵人那些地方部隊還可以在市郊靠搶掠吃飯。隨著我軍包圍圈的縮小，這些"山大王"的搶掠"地盤"也就越來越狹小，搶掠的手段，也越來越惡毒。搶到最后，終于被我趕入市內，同國民黨軍爭飯吃去了。

當時，我圍城部隊的口號是"不讓一粒糧、一根草進入長春市內"。6月下旬，我"圍指"在吉林召開了師以上干部會議，傳達了東北局、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對長春之敵采取長期圍困的重要指示。同時，全面部署了有關圍困長春的一系列措施。6月28日，肖華政委做了重要講話。他指出，長春有50余萬人民，守敵10萬，如果我們在空中、陸上，斷絕了敵人的生活資料，嚴禁城外糧食輸入，不讓長春與市外來往；現敵空運也己受到阻礙，機場在我控制下。這樣，經過二三個月，敵人內部肯定會發生急劇變化。將會造成敵人的饑餓與困難，發生軍民交困、軍驚民怨、士氣瓦解、社會騷亂的局面。敵人的生存條件為我操縱，這時，也正是大舉進攻的有利時機。肖華同志還指出，現敵存糧，已難支持很久，糧價急劇增長，高糧米已賣到38萬元1斤，蔬菜每斤也要賣八九萬元。因此，我們黨政軍民要心全力，一致動員起來，認真執行這一封鎖長春的重要任務。事實證明，肖華政委的這些論斷和估計是正確的。

"圍指"首長號召全體圍城部隊的指戰員充分認識，不讓一粒糧一根草進入長春，是我軍對敵斗爭的策略，也是對敵作戰的手段。要求全體指戰員克服片面的慈善觀點，著眼于大局。應該認識到，長春攻不下來，是長春人民永遠的災難，只有解放了長春，人民才能徹底擺脫災難。首長這些話是針對我圍城部隊有些指戰員的實際思想而發的。某些干部、戰士，由于對久困長圍的作戰方針認識不足，在復雜的經濟封鎖斗爭面前，產生急躁情緒。有的認為，不讓群眾逃出長春，是不"人道"，對外逃的老百姓抱有可憐憫情緒。有的戰士把自己的津貼費給了要出來的群眾，讓他們買餅子吃。也有的戰士向群眾解釋："沒辦法，上級的命令，我們同情你們。"有的干部、戰士執行封鎖任務敷衍了事。有些饑民逃出了敵人的哨卡，進至我軍崗哨前，要求到解放區去活命。人民子弟兵來自人民，與人民的感情休戚相共。他們在戰場上打起仗來是條硬漢，但卻禁不住這饑餓的群眾苦苦哀告。于是，有些人的心軟了下來，不得不擅自放人出卡。我"圍指"就對敵實施經濟封鎖問題，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并提出若干具體要求，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糧食、蔬菜、柴草、牛馬牲畜等一切生活資料，均不得進入長春市，第二，斷絕長春市與我區人員來往及一切商業關系，第三，肅清我邊緣區及敵我雙方中間地帶的一切土匪及一切走私爪牙。

封鎖范圍，劃長春市周圍25公里內為封鎖地帶。參加封鎖的以圍城部隊為主，縣區武裝(當時各縣均有縣大隊，均有3個連以上的兵力；區有區中隊，兵力相當于1個連)、民兵、自衛隊等都納入這支封鎖大軍，按群眾住地及部隊防守區域劃分，采取從前到后的梯次配置，前后左右互能構通聯系，以彌補空隙。

但是，要真正實現對長春守敵的經濟封鎖，也并非易事，各方面的斗爭非常復雜。在封鎖糧食入城的問題上，就是一場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錯綜復雜的尖銳斗爭。封鎖開始，我軍就注意了封鎖的重點地區。因為，執行封鎖任務的是以圍城部隊為主，所以，特別注重了各圍城部隊之間的結合部，以及地形復雜的地帶。如各羊腸小道，以及樹木叢林較多之處等等。尤應注意的，是土匪活動較多、我工作較薄弱的地區。

這一類的地區是什么樣的情況呢?基本上是特務、奸商與地痞流氓的天下，他們采取各種方式暗中來往，偷運糧食，什么偷爬呀、帶路保險呀，甚至還有的暗中成立了"糧站"逐點運輸，一步步偷運進城。這種情況，中長路附近、以及伊通河沿岸地帶較多。走私要道是經過新立城的伊長公路及伊通河兩岸和范家屯方向。這些復雜地帶和重點地區，在封鎖開始的一段時間內，不但未能杜絕走私分子的活動，反而日益囂張。僅據6月中旬統計，這些地區每日平均至少有50-60石(每石約合500市斤)糧食通過走私分子流入長春市內。這些走私分子，少則十數人，多則三五十人，用肩扛或背負等方式，向長春市偷運糧食。而且，多在夜間活動。

隨著封鎖斗爭的逐步深入，除嚴密封鎖、加強控制重點地區外，又采取了以下三種措施：一是對敵我經常爭奪地區及中間地帶，動員地主及廣大群眾將糧食搬入我區保管；二是以縣友單位在封鎖區內進行戶口調查，對居民發放證明，原國民黨發的證明，一律收繳焚毀，停止使用。對外地來人或非本戶居民不得收留居住；三是嚴防敵人疏散長春市內的人口。

為了減少封鎖中的漏洞，加強組織領導，便于指揮黨政軍民齊動員的封鎖大軍，成立了統一領導機構——軍民聯合對斗爭委員會。以圍城部隊各師的政治委員為主任，當地縣委書記、縣長為副主任，并設委員若干。主要任務是統一部署本防區的經濟封鎖，堵塞漏洞，嚴密控制不使敵人得到任何生活資料。軍民聯合對敵斗爭委員會展開工作后，立即起了重大作用。統一了領導，明確了分工，配合緊密，消除了依賴思想，加強了責任心；對封鎖中出現的漏洞，能及時察覺妥善處理。在當時來說，軍民聯合對敵斗爭委員會的出現，對經濟封鎖斗爭，是一個很大的推動。

當時，據我駐卡倫的部隊發現，每日糧食市場交易非常活躍，而且糧食去向不明。另據雙陽縣調查，該縣糧食外流量很大，也難辨去向。這些現象說明，我對長敵的經濟封鎖，還有很大的漏洞。經了解在我對敵實行經濟封鎖的初期，走私風還難以煞住的時候，靠近封鎖邊緣區的各地集市貿易非常活躍。而且，大多糧食交易，如，奢嶺口子，每逢雙日一集，每集即有糧食交易20至30石。新立城集市則更加"繁榮"，因為那里的糧價高，而且差額很大。譬如1市斤大豆在相隔20里的大南屯只170元(我東北流通券)，相隔30里的奢嶺口子210元，而新立城每斤大豆卻是650元；比大南屯競貴3一4倍。在新立城，1石大豆(480斤)可以換到1匹騾馬。甲地與乙地糧價相差如此懸殊，勢必導致我后方糧食向這些集市流動。然后，又通過這些集市流入長春近郊，為走私分子提供了方便。

其實，發生這些情況的原因并不費解。一些接近長春市郊的封鎖區，慘遭國民黨土匪隊的洗劫，災情嚴重，甚至有餓死人的現象。為了應急，我地方政府許可這些災區的群眾到我后方自由購糧，或組織群眾以衣物到后方換取糧食。雖有組織，但由于手續不嚴，一些村屯和部隊的連排都可以開證明、路條，以致為糧食的自由流動提供了方便。同時，我后方靠近封鎖區的各地，糧食缺乏管制，一些村農會可任意發證明給農民到新立城等地賣糧。后來，雖經下令禁止村屯開證明，禁止任意到這些封鎖邊緣區賣糧；但因這些地區糧價懸殊，獲利甚巨，有的農民偽稱走親訪友，開出路條，聲東擊西地達到去集市賣糧的目的。據了解，當時封鎖邊緣區各村屯，有不少這一類跑經濟的"老客"。表面上似是繁榮經濟，實際上對封鎖長敵極為不利。

基于上述情況，軍民聯合對敵斗爭委員會決定：

一、斷絕封鎖區內人民自由向非封鎖區購糧換糧，同時也嚴禁靠近封鎖線的各區村農會組織任意向封鎖區內賣糧或借貸。

二、凡糧食進入封鎖區內，必須有軍隊團以上機關、地方縣以上機關證明，區村政府、部隊連營證明無效。

三、嚴格控制劉家店、奢嶺口子、新安堡三集市的糧食貿易，建立糧站，實行專買專賣，取消新立城市集。

四、封鎖區內的糧食分配、買賣，凡運糧出門上路，統由人民政府組織生產救災委員會安排。

五、加強崗哨、軍民聯防和群眾緝私工作，嚴格檢驗與盤查，實行緝私有獎辦法。并規定將緝私沒收的部分糧食與物資，交由該伙食單位改善生活。如雙陽縣明令規定，緝私物資提成30%，捉獲1名特務獎糧50斤等辦法。于是，各地均查獲了大量的緝私糧。7月初，雙陽縣境內之萬寶山區，僅3天即沒收糧食20 000余斤。獨立第八師在雙陽境內沒收走私糧30 000余斤。

長春守敵面臨著糧荒的危機，便千方百計地設法將數十萬市民食口的包袱轉嫁于我。于是，粉碎敵人這一陰謀，就成了實現對敵經濟封鎖的一個重要側面。敵人采取了若干逼迫群眾出城的手段，而且做法一個比一個惡毒；一是強迫市民進入我區，只要趕出哨卡，再不準回城；二是以組織群眾向我"請愿"為借口，煽動群眾要求進入我區；三是與奸商相勾結高價收購，造成糧價奇昂而有價無市，迫使群眾不得不外逃奔向我區；四是假借"出擊"的名義，將群眾脅迫送出城外，驅向我區；五是造謠，說什么"7月1日是毛澤東的生日，八路軍開放口子8天"，欺騙群眾出卡；或以集體領糧為名，連同傷兵老弱一起逐出哨卡。

顯然，如果我們任憑敵人把這些被洗劫一空的群眾趕入我區，其結果將會抵消我對敵經濟封鎖的效用，有利于敵對長春固守，而不利我久困長圍的作戰方針，勢必推遲解放長春的時日。這時，前面說過的我軍在實行對敵經濟封鎖初期，存在的執行封鎖政策不甚得力的現象已經開始扭轉。如獨立第八師指戰員們經過反復討論，制定出十項圍城紀律：（1）堅決完成封鎖任務，不放進一粒糧一根草；(2)嚴格檢查行人，不馬虎放過一個人，(3)為解放多數群眾，不能為少數人痛哭哀告所動搖，(4)對群眾和氣耐心，做到逢人宣傳，(5)不亂沒收，不打埋伏，(6)站穩立場，不受賄；(7)沉著機智處理情況，不亂打槍，不脫離崗位；(8)認真耐心挖好工事，防止敵人出擊，(9)反對盲目輕敵，做好戰斗準備，堅決消滅出擊之敵；(10)發揚吃苦耐勞精神，堅決完成務。這十條，內容雖簡單，但針對性卻是很強的。

繼成立軍民聯合對敵斗爭委員會之后，為適應形勢任務需要，在我區內又建立了生產救災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以地方政府為主，各圍城部隊有關部門派人參加，負責安排救災和組織群眾生產。當時的長春市郊，居民遭國民黨土匪隊的搶掠，生活很苦。有的地區有些人幾個月沒有糧食和鹽，僅以野菜充饑，臉腫體虛，且有餓死人的現象。有的被扒走了苫房草，住著露天的房子。有的村群眾流離失所，十室九空。許多地區，良田荒蕪，有的村屯沒種上的地竟達1/3以上，有的雖然下了種，卻又撂了荒。原因是土匪搶，群眾沒有種子，沒有糧食，沒有牲口。還有的地區，因為"拉鋸"了幾次，群眾思想有顧慮，對我政策有誤解，也影響了耕種。

生產救災委員會首先抓住了救災工作。但這項工作也不是沒有困難的：一是后方準備了救濟糧，卻沒有運輸工具，一時不能應急；只好動員身體好的青年去背，每人背50斤，還要發揚互助精神，背回后統一分配。二是有的地區饑民嗷嗷待哺，急待救命，救濟工作的方法不能按步就班——先調查，后報告，再批準，等到救濟糧發下來，人不知餓死了多少。因此救濟的原則，是首先救命。先救急，后救緩；先救將死，后救不致死，先救有病，后救無病，先救貧，后救富(指災情程度相對而言)；烈軍屬有優先權；孤寡酌量增加。我圍城部隊的廣大子弟兵，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每人每日節約1兩口糧，救濟災民。

在抓好救災的基礎上，組織群眾進行生產。我"圍指"的政治機關，向各圍城部隊發出在各自防區內不得出現荒地的指示。要求各部隊一定要幫助郊區人民群眾，把由于敵人騷擾而延誤的農時奪回來。要盡可能搶種糧食，種植大秋作物不成即改種晚秋作物。人民政府從后方調來了大批蕎麥種。于是，我各圍城部隊均組織了大量的人力與畜力，人民子弟兵與當地廣大群眾并肩在田野里操作，并肩戰斗在對敵實行經濟封鎖的戰線上。我長春郊區軍民，與長春守敵僅咫尺之隔，卻呈現出一片軍民魚水相融、和平歡樂的場面；長春市郊到處是一片片綠油油的莊稼，雞鳴犬吠，人歡馬嘶。我民主政府全力組織救災生產，只吉林省政府即撥救濟糧1 000噸，貸款5億元，并調撥了足夠的種子，幫助人民群眾生產。

曾幾何時，這里還是遭敵摧殘的人間地獄!現在，那些悲慘凄涼的景象，不復存在了，長春市內外，宛如兩個世界兩重天，天堂地獄，截然不同。解放了的長春郊區人民，在人民政府領導和人民子弟兵的支援下，迅速排除了國民黨土匪部隊帶來的創傷：生活有著了，生產恢復了，家園重建了，那曾經是一片凄涼景象的荒野，轉瞬間變成豐收在望的莊稼，牛、馬、豬、羊，膘肥體壯。勞動人民第一次體驗到解放了的歡快。男女老幼，笑逐顏開，在歡笑中生活，在喜悅中勞動。"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彼伏此起；新組織起來的民兵、婦女會、兒童團……活躍于村頭巷尾。眼前的這一片景象，沖淡了與敵咫尺相峙的戰場氣氛，倒象是遠離前線的老解放區。

然而，只隔了一條環城公路(群眾稱"圈道")的那一邊，國民黨統治下的長春市竟是一座人間地獄！人們吃光了大自然賦予長春的盛夏綠裝。凡能往口里吞的，都毫不計較酸甜苦辣填到肚子里了，可是，依然難以活命。無論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那一張張浮腫、灰暗、毫無表情的臉，使人望而生畏。

國民黨軍在龜縮長春市內前的洗劫搶掠，給城郊近30萬人民群眾制造了瀕于北亡的災難。憤怒的人民群眾，同解放軍并肩戰斗，又狠狠地把"饑餓"還給了長春守敵。國民黨軍在郊區和市內都制造了嚴重的饑餓災荒。到頭來卻自食其果，受到了饑餓災荒的懲罰。

國民黨的殺民養軍政策像瘟疫一樣，給長春人民撒下了無邊的災難——饑餓與死亡，同時也給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饑餓的封鎖圈。6月份，兩個正規軍——新編第七軍和第六十軍的糧食供應，高糧米大豆各半，7月份高糧米減到4/10，到了8月初，除新編第七軍的新編三十八師每周還能吃上1次少量大米摻多數大豆的"大米飯"以外，第六十軍的一八二師尚能用1/3的高糧米做"藥引子"摻天豆。其它4個正規師卻遠遠低于這個水平，大部因領不到軍糧而發糧貸金。至于那些地方部隊只好以酒糟、糠麩來充饑活命。但是，有些較高級的國民黨官員，卻在酒足飯飽之余，投機倒把，從糧價暴漲中攫取黃金和貴重物品，或利用銀行尚能通匯謀取暴利。

此外，長春守敵還面臨著一個燒柴的大問題。日偽時期做為滿洲國首都的長春，有不少裝璜門面的建筑物，有許多木料可供國民黨軍隊拆做柴燒。正因如此，長春雖然沒有經過攻打，市內沒有房木的廢墟瓦礫卻比比皆是。居民沒有拆房子的權力，只好刨馬路面上的瀝青當做柴燒。這本來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可是，國民黨軍隊居然也認為此計可行，就干脆也刨馬路瀝青做柴燒和準備冬季取暖之用。于是，長春市的柏油馬路就非常"壯觀"了！到處是一段段、一片片的爛石坑，光滑的街道，成了生過天花后的麻臉。莫說行車，人走，也是坎坷的歧途。

在我軍對長春實行經濟封鎖期間，長春守敵對市內難民問題，曾做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封鎖初期，守敵為了減輕糧食負擔，很想把市民象包袱似地一股腦地拋給我們，千方百計地促使市民出城，甚至不惜用強行驅逐和各種欺騙的手段，把饑民推向我解放區。我軍為了封鎖斗爭的需要，制止敵人將市民食口的負擔轉嫁于我，盡可能阻止市民出城。可是，到了封鎖后期，國民黨軍在殺民養軍政策的指使下，將大量市民驅之于敵我雙方的真空地帶。這些難民欲出不得，欲返不能，只有一批批成為餓殍!人民子弟兵對國民黨這一慘絕人寰的行徑深惡痛絕，決定開放哨卡，收容災民，并且組織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設置專門的救災機構，解救長春災民。然而，此時的長春守敵，卻又一反常態，嚴鎖哨卡，不準饑民外出了。其原因就是前期，怕城里吃飯的人多了，會加速他們的滅亡，后期，又怕老百姓走光了，只剩下他們"孤家寡人"，不但軍事上沒了依靠，政治上更加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