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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很好的旅游目的地，不僅僅有金字塔和尼羅河，還有埃及人的歷史和阿拉伯人的風情。

但第一次去埃及，就在開羅機場海關被關進了“小黑屋”，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

2015年2月23日凌晨1:30，我們一行9人乘坐外航飛機從肯尼亞內羅畢經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飛抵開羅（Cairo），準備開啟一周的埃及旅游行程。此前，因為有我國駐肯尼亞使館的同學老趙幫助安排，我們在肯尼亞的行程順利而開心，吃、住、行、游和購物，絲滑有序。滿以為到開羅后也會得到如此的待遇，下飛機后我們興高采烈地排隊通關，心中對埃及充滿了美好的期待。

但我們“美好期待”的熱情很快被冰冷的現實澆滅了，埃及海關攔住了我們一行，不許入境，因為“沒有簽證”。同行9人中的三個男人，我、教授老王和他兒子大學生天天，承擔了一路上的肩扛、手提和詢問、通關等事務，保證女人們可以專心游覽和拍照。此時過埃及海關，與在其他地方一樣，依然是天天和老王在前，女人們在中間，我在隊伍最后。先看到天天在窗口與埃及海關人員說著什么，然后招呼老王過去一起與海關官員交談，繼而兩人向我走來，說“不讓進”。我問為什么，老王說“說我們沒有合法簽證，不能入關”。我，以及女人們，詫異起來，“埃及不是落地簽嗎？”。老王說，“他們說落地簽針對的是旅游團隊，個人不行”。女人們一聽，都著急了，“那怎么辦呀？”，氣氛立刻緊張起來。我有些懵，依據行前我和老王查詢到的信息，埃及對游客執行“落地簽證”，只要準備好酒店預訂單和返程機票即可。真到了埃及海關卻說不行，阿拉伯人的政策變化這么快嗎？

可干著急不是辦法，抱怨埃及人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當下最要緊的是找出辦法通關。我拉著老王走向一旁，商量之后，決定聯系我們預定的酒店，讓他們給我們出一份旅游接待文件，這樣就符合“團體落地簽”的規定，應該可以入關。老王和天天馬上把我們的想法與海關官員溝通，還不錯，他們同意。

雖說有了辦法，但我心里還是不踏實，因為困難明擺著呢，現在是夜間，人們都在睡覺。

老王曾經在美國一所大學的孔子學院擔任中方院長，英文非常棒。他立刻撥通了我們在開羅預定酒店的電話，謝天謝地，有人接。對方聽了老王的陳述后，表示為難，因為我們只是預定了他們酒店的住宿，并沒有購買他們的旅游服務。如果出函，我們必須購買他們的旅游行程。

老王拿著電話轉述了對方的意思。雖然覺得對方有些趁人之危的意味，但無奈處于此時此處此境，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立刻答應。

老王當即告訴對方我們將購買他們的旅游行程，請他們出具旅游接待文件。對方答應了我們的要求，但又告知不能馬上出具，因為需要等早上經理上班后蓋章。

我示意老王把電話轉給海關人員接聽。海關人員接過電話，用阿拉伯語與酒店人員交談。明白了我們與酒店協商的意思后，海關人員告訴我們，可以等待旅游接待文件到達后辦理我們落地簽入境手續。

總算有了希望，我告訴女人們，耐心等待，天一亮，我們就可以通關進入埃及、開始旅游行程了。大家原本緊張焦慮的情緒暫時緩解，各自在通關大廳找了座位，有說有笑地耐心等待天亮。

此時已是凌晨2:30左右，沒有新的航班到達，沒有新的旅客進入，通關大廳空空蕩蕩；海關崗位只有幾個值夜班的官員坐在里面，百無聊賴地閉目養神。只有我們這一隅，幾個中國人在這里在有一搭無一搭地聊天，偶爾的笑聲算是給這沉寂的時空帶來一些生氣。同行中三位女教授，各有特色。宋教授是個開朗的女人，笑聲爽朗，很有感染力；梁教授思維敏捷、見解獨到，常常一語驚天；李教授則心思縝密、堅持真理，不對歪理癔言讓步。三個女人一臺戲，三個女教授則是一臺高潮迭起的大戲。

（我們在通關大廳等候）

形勢突變，發生在半小時后。或許是我們無所顧忌的說笑聲引起了海關人員的不滿，從屋里走出一位穿著海關制服的阿拉伯男人，對我們說“需要接受檢查”。一開始我們還誤以為接受檢查之后就會放我們過關，很高興地隨著他排隊走向檢查室。等到我們都進去、檢查室的門被從外面關上之后，才感覺有些不妙。

檢查室中有兩個阿拉伯人，一男一女，都穿著海關制服。他們示意我們將隨身行李放置在檢查臺上，要求我們逐一打開。他們的動作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強硬，眼神銳利地掃視著每一件物品。老王皺了皺眉頭，率先打開了自己的背包，里面的衣物、文件等被海關人員一件件翻出，攤在臺上。輪到我時，我強壓著內心的不滿和不安，拉開拉鏈拿出隨身物品。他們對我的攝影設備格外感興趣，反復查看，甚至詢問我一些關于設備參數和用途的問題。我耐著性子一一作答，心中卻愈發覺得這次檢查不只是普通的入境檢查，似乎一定要查出什么問題才肯罷休。“莫非要找出我的相機是間諜設備的證據？”，我心理暗想。好在我的東西沒問題，但看著他仔細檢查一副雞蛋里挑骨頭的態度，我心理祈禱別人的物品千萬不要被查出問題。

但怕啥來啥，輪到宋教授時，問題出來了，竟然在她隨身的包里翻出一把水果刀。阿拉伯男人一副洋洋得意的摸樣，搖晃著這把水果刀，質問宋教授，“這是什么？這是什么？這是一把刀，可以殺人的刀”，一邊說還一邊在自己脖子上做了一個割喉的動作。形勢陡然緊張起來。宋教授可能沒有聽懂他蹩腳的英文，老王趕緊翻譯給她聽。宋教授聞聽，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滿臉通紅地對著阿拉伯男人反復重復這一句話，“I`m a teacher,I`m a teacher!”。我也趕緊上前，反復解釋這只是一把削水果皮的小刀，不是兇器，況且登機之前檢查時是允許帶上飛機的（鬼知道內羅畢機場是怎么檢查的）。但海關人員不聽我們的解釋，一副“終于被我抓到證據”的嘴臉，宣布對我們第二次審查，也就是把我們關起來，待仔細核查之后再說。

我一看大事不好，趕緊示意伊蘭給我國駐埃及使館打電話求助。伊蘭撥打了領事保護熱線，詳細說明了當下的情形。但使館工作人員了解情況后，讓我們務必先服從海關的規定，配合他們的審查，有其他情況再聯系。

剛燃起的希望又破滅了，指望不上“領事保護”，唯有老老實實接受現實。海關人員一一登記了我們的物品，連手機也收走了。我心中一緊，趕緊看向老王，他也一臉凝重。我們意識到，事情可能朝著更糟糕的方向發展了。果不其然，在檢查完所有物品后，海關人員要求我們填寫幾份復雜的表格，表格內容涉及我們的旅行目的、在埃及的詳細行程安排，甚至包括我們在國內的職業背景和社會關系。填寫過程中，我發現表格上有些問題十分敏感，比如詢問我們是否與某些特定組織有聯系。我們如實填寫，但海關人員拿到表格后，只是匆匆掃了一眼，便又將我們晾在一旁，開始低聲交流。從他們的表情和偶爾飄來的只言片語中，我們能感覺到，他們對我們的疑慮并未消除。

就在我們滿心焦慮地等待下一步指示時，一名男海關人員走過來，用不太流利的英語說道：“男人跟我走”，另一位女官員則要求女人們跟她走。我們還沒來得及仔細反應，就被帶到了幾條通道前，隨后被分別領進了不同的房間。我這才明白，我們終于被關進了留置室（Secondary Inspection），也就是傳說中的海關“小黑屋”。

我們男人所在的小黑屋，大約三十平米左右，剛走進去燈光昏暗，看不清都有什么。待適應幾分鐘后，才發現原來屋子里擺著七、八張雙層床，上面都有人在睡覺，看來被留置的人還不少。估計是熟睡時間，我們進屋，沒人抬頭看，也沒人下床。墻邊有一張沙發空著，好像專門給我們留的似的。我們坐下來，心中滿是疑惑和不安，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也牽掛著我們的女人們。

房間三面墻，一面是連著過道的衛生間，沒有窗戶，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樣，這更增加了我們內心的恐懼。好在衛生間有一個小窗戶，雖然安裝了鐵欄桿，但總算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算是憋悶中的些許寬慰吧。

在安靜的焦慮中過了大約一個小時，我們三個男人商量要設法了解一下女人們的情況，估計她們那邊肯定更焦急。思前想后也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委托管理人員送東西過去，設想著她們看到我們送的東西，自然知道我們沒事。我去敲門，一個阿拉伯男人開的門，我拿出一張10美元的鈔票（幸好沒被搜身），對他說請幫忙買一些食品和瓶裝水，送到女性留置室去，“送給我們的女人”。但被拒絕了，說“過一會兒會有保潔人員來打掃衛生，你可以讓他幫忙，政府官員不能代辦這些事”。

沒辦法，只好繼續在等待中焦躁。

大約六點鐘左右（估計的時間，因為從衛生間的窗戶中看到天蒙蒙亮了），雙層床上睡覺的人都醒了。我們一看，有黑人，有白人，竟然也有阿拉伯人，就是沒有亞洲人。他們醒來，依次去衛生間后，回來做的第一件事很統一，各自拿出毛毯鋪在地上，對著同一個方向跪下，雙手合十開始祈禱—原來他們都是穆斯林，到了他們做晨課的時間。

我們暗暗驚訝，接著是由衷的佩服。雖然身處這樣的環境，可他們的神情卻無比專注、虔誠。他們先是洗凈雙手和面部，動作輕柔而莊重，每一個步驟都一絲不茍。隨后，他們站定，雙手抬起，放在耳旁，口中念念有詞，那聲音低沉而富有韻律，仿佛在與神明對話。接著，他們緩緩彎腰、下跪，額頭輕輕觸地，整個身體都沉浸在一種肅穆的氛圍之中。在做禮拜的過程中，我看到他們的眼神里滿是寧靜與堅定，仿佛外界的紛擾都與他們無關，他們只專注于內心與信仰的交流。

做完禮拜后，人們似乎才發現屋子里來了三個亞洲人。其中一位年長的穆斯林（隨后得知他是埃及裔以色列人），留著整齊的胡須，面帶微笑地朝我走來。他自然是知道我們三個為什么會在這里，用流利的英語說道：“朋友，別擔心，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簡單的話語，在這冰冷的小黑屋里，竟如同春日暖陽，讓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看我們對他們做禮拜很好奇，其中一位年輕的阿拉伯人穆斯林笑著問我們：“你了解我們的信仰嗎？”，我搖了搖頭，有些不好意思。他便用不太流利的英語耐心地向我解釋著他們的信仰和做禮拜的意義，眼中閃爍著光芒，那是對信仰的熱愛與執著。

隨后，這些穆斯林們拿出自己的可樂和面包讓我們與他們一起吃，我們覺得拒絕似乎不好，就索性接受他們的好意，一起吃喝起來。那位年長的以色列人問了我們的情況，然后分析說，“你們不用擔心，你們是中國人，這樣的情況并不需要留置在這里。但沒有簽證，普通的海關人員也沒有權利放你們進去，唯一的可能是等待今天主管官員上班后，由他決定讓你們進去”。然后告訴我們，他被留置在這里已經九個月了，期間以色列大使館也出面保他出去（或返回以色列），但埃及海關就是不放人，他也不知道為什么，只能在這里熬著。“好在我有信仰”，他說。

我靜靜地聽著，心中對他們充滿了敬意。在這原本糟糕透頂的小黑屋里，他們的友善和對信仰的堅守，讓我感受到了人性的溫暖和力量。我不禁在想，或許無論身處何種困境，只要心中有堅定的信念，就能找到慰藉和希望。與他們的交流，也讓我原本緊繃的神經漸漸放松下來，開始期待著這場磨難能早日過去，我們都能順利開啟自己的旅程 。

此刻，我承認，我對穆斯林們有了切身體會到的、全新的認識。

此后幾個小時，又陸陸續續有幾個人被關進來，也陸續有人被放出去。看見這種情形，我們緊繃的心情稍稍有些放緩，畢竟有些曙光了。終于，接近十點的時候（被放出去回看、估計的時間），海關官員來開門，通知我們三個可以出去通關了。

走出小黑屋來到通關大廳，女人們已經在那里等著了，她們早我們一步出來。每個人都一臉的疲憊，卻流露出久別重逢一般的歡喜，顯然這十個小時左右的隔離，在她們內心留下了深深的錯愕和創傷。我來不及問，因為要趕快通關，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我們預定的酒店派了一個名叫莫罕默德的小伙子，與天天差不多的年紀，我們后來都叫他“小莫”，帶著旅游接待公函來接我們，海關據此順利給我們辦了落地簽證，我們正式合法入關，踏上了開羅的土地。

（這就是埃及旅游公司的接待公函，據此可以落地簽）

坐上酒店的汽車后，女人們迫不及待地給我們講述了被關進女士留置室的情形，我們聞言大感驚訝，原來她們所經歷的“小黑屋”，與我們的完全不同，竟然是膽戰心驚的過程。

（以下內容根據女人們的描述整理，加入了我的合理想象，細節或有細微出入）她們一進入留置室，悶熱的空氣便撲面而來，狹小的空間里彌漫著一股讓人不安的氣息。墻壁上的燈光昏暗且閃爍不定，仿佛隨時都會熄滅。

李教授眉頭緊鎖，深邃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絲焦慮，在不大的空間里來回踱步，思考著應對的辦法。梁教授則靜靜地坐在角落里，雙手交叉放在胸前，面色凝重，時不時微微搖頭，似乎想出了辦法有自我否定了。伊蘭是記著出身，見識過不少突發情況，此刻臉上也寫滿了焦急，快速地在大腦里翻找，還時不時抬頭觀察著周圍的情況，盤算著如何通過媒體的力量來解決這次危機。西西和小蕓是兩個女大學生，與我們這些六零后完全不同，她們從心理上平視外部的世界，此時顯得很平靜，眼神堅毅，坦然接受到來的一切風雨，并隨時準備據理力爭。宋教授是見識過大世面的，讓大家稍安勿躁，抓緊時間休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自己則靠著墻，不知不覺中竟然睡著了。

待安靜下來之后，她們發現，房間里面竟然擠滿了各色皮膚的女人。大多數女人一臉愁容，沉默不語，整個房間里彌漫著壓抑的氣息。地上污穢不堪，看起來似乎已經好多天無人打掃，墻壁上也布滿了污痕，還留著一些莫名其妙的符號和文字，讓人心里直發毛。

靠近衛生間的墻角，有一位黑皮膚女人，像被施了魔咒一般，一直大聲說著誰也聽不懂的語言，那聲音帶著哭腔和怨恨，仿佛在訴說著人世間的萬千不平事。期間，一位女性海關官員幾次進來，毫不留情地使勁抽這個黑女人的嘴巴，試圖讓她閉嘴。可黑女人全然不顧，依舊不停地喊叫，那凄厲的聲音在這封閉的空間里回蕩，讓人膽戰心驚。

幾位白人女性實在受不了這樣惡劣的環境，幾次敲門想沖出去，每次都被海關人員粗暴地推了回來。此后再敲門，外面便無人理睬了。

女人們難以忍受這樣的待遇，她們敲門并大聲呼喊。等外面開門后，李教授冷靜地對海關人員說道：“請放我們出去，或者給我們換個房間”，然后拿出美元，“我們需要飲用水，需要食物！” 。海關人員看到她手里的美元，問，“It`s for me（給我的）?”以為她要賄賂他。李教授堅定地回答，“不是給你的，我們需要水和食物!”。海關人員隨即用帶著警告的口吻拒絕了她們的請求，僅僅答應提供飲水。過了一會兒，門開了，一瓶水從外面被扔了進來。女人們拿起一看，竟是一個大可樂瓶子，里面裝著半瓶不知道從哪里接來的水，渾濁不堪，誰也不敢喝。女教授們忍無可忍，立刻再次敲門抗議，告訴他們，必須給我們去買水！李教授又拿出美元，這次被接過去了。過了一會，一位保潔員模樣的阿拉伯女人送進來瓶裝水和找回的零錢。李教授把水分給同行的梁教授等人，引來其他膚色女人羨慕的目光。

我們中國女人雖然在國內一向溫良恭儉讓，但在面對外國人時，卻從不逆來順受，她們會想盡各種辦法爭取自己的權利和機會。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李教授、梁教授、宋教授、女記者伊蘭，還有女大學生西西和小蕓這六個女人，湊在一起商量出各種理由要求出去。她們一會兒說 “我們有糖尿病，要吃東西”，一會兒又說 “我們要喝水”，還喊著 “我們要見我們的丈夫和兒子”，反復敲門提出要求，把海關人員折騰得疲于應付。

終于，在最后一次敲開門后，她們迅速魚貫而出，堵在大門前，堅決不許海關人員再把門關上。海關人員一臉茫然，估計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一個負責人模樣的人吩咐其他人守住門口，自己轉身去請示上級。此時海關的主管官員應該已經上班了，或許是批準了我們的簽證。他回來后，便沒再讓女人們進去，而是允許她們去通關大廳等候。女人們憑借自己的努力，終于順理成章地走出了 “小黑屋” 。

聽她們說完，我們三個男人由衷地佩服她們。她們聽我們講述了在男性留置室中的經歷，各個都一臉詫異：同樣是“小黑屋”，男女之間的差別“怎么這么大呢？”

但女人們確實被這一系列的遭遇嚇壞了，此刻眼眶泛紅，驚魂未定，哭著說想即刻回國，問我怎么辦。我看著她們，心中滿是心疼，但還是堅定地說：“風暴已經過去啦，既然拿到了簽證，當然要繼續我們的旅游行程啦！”。老王說“小黑屋也是國外自由行的一部分，多年后想起來，也是很珍貴的經歷”。天天、西西和小蕓當然希望繼續行程，似乎沒受太大的影響。最后，在我和老王的安慰下，女人們的情緒漸漸平復下來，又開始了有說有笑。

此后七天，我們在小莫的帶領下，順順利利地展開了在埃及的旅游行程，直至離境，再無波瀾。

總結此次“小黑屋”經歷，有幾點教訓值得記取：

其一，出發之前一定要反復核實旅程中經過國家的簽證要求，對沒有落地簽和有條件落地簽的國家，一定提前辦好簽證；此次我們就因為大意，沒切實搞清楚埃及的落地簽要求，才引出這一場波瀾；

其二，切實搞明白各國海關（和機場）安檢的要求，對不允許攜帶的物品一定不要攜帶。此次的“水果刀事件”原本不應該發生，更不應該成為被留置的導火索；

其三，行前查詢好我國駐各國使館的電話，包括領事保護熱線，必要時候聯系。但對于不符合各國入境要求的事件，還是要立足于自己解決，不出大事不要去麻煩使館的同志們。

其四，無論如何，堅決不要用現金去賄賂海關人員，否則可能達不到目的卻惹來官司甚至牢獄之災。此次李教授思路清晰，堅決不給海關人員美元，避免態勢進一步惡化。

其五，國外自由行，一定要做好各種最壞情況的心理準備，并牢記“挫折和事故，也是旅游行程的一部分”，過后回想起來一定很精彩。

來源：胖子老貓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