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浙江工商大學黨委書記郁建興教授等人合著的《數字時代的政府變革》，頗令人耳目一新。該書立足數字時代的前沿，深悟中央關于數字政府建設的理論依據，精心為數字政府建設構思系統的路線圖，并敏銳前瞻數字時代政府變革將帶來的治理能力提升及可能存在的問題，是一部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研究成果。

數字時代政府變革的宏觀理論

2022年6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不僅繼續強調政府應“將數字技術廣泛運用于政府管理服務，推進政府治理流程優化、模式創新和履職能力提升，構建數字化、智能化的政府運行新形態”，更進一步突出了數字政府建設對于促進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社會建設、數字生態營造和數字化發展的積極意義。

郁建興教授團隊所著的《數字時代的政府變革》，正是在中國數字政府建設邁入全面深化發展新階段的大背景下開展的一次具有開創性、戰略性的理論探索。該書立足于全球數字時代的深刻變革，敏銳地捕捉到了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通信技術和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所帶來的雙重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廣泛社會化應用為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務能力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另一方面，技術深度嵌入市場機制、社會結構和治理實踐，也引發了經濟社會發展和公共治理中的諸多新問題，從而對傳統的政府職能、組織形態和治理工具提出了不可回避的新挑戰。面對這些復雜的時代命題，作者團隊提出，數字政府建設不能僅限于如何高效運用數字技術來更好地履行工業時代就已經確定的既有職能，而是必須緊扣數字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新要求，對政府的職能邊界、組織運行邏輯和技術應用路徑展開全面重構。書中明確提出，數字時代政府轉型不僅需要重視技術賦能，更需要將其置于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大格局中予以審視，從而賦予數字政府建設更加深遠的戰略意義。

作者團隊區分了在數字治理中政府作為“元治理者”和“治理主體”的兩種核心角色，精心構建了一個包含“職能—組織—工具”的三層次分析框架。這一框架不僅從理論層面探討了政府職能在數字技術革命背景下的轉型路徑，還在實踐層面為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提供了系統性參考，幫助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深刻理解數字技術對政府治理范式變革的深遠意義。可以說，這一框架既是對數字政府建設理論體系的大膽革新，也是對當前中國數字政府建設實踐的深刻回應。

構建數字政府的全景路線圖

《數字時代的政府變革》在新技術語境下建構了具有學理價值的分析框架，更在完成理論闡釋與戰略分析后，延展至數字政府具體領域展開了細致的討論。全書共分為四個部分，除導論和上篇“新戰略”外，作者團隊區分中篇“新方法”、下篇“新場域”展開了層層遞進的分析，展示了數字政府建設從內部治理革新到與外部主體互動方式變革的完整邏輯，為從事數字政府建設的理論研究者、實踐工作者提供了認識、理解當代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完整圖景。

中篇“新方法”“經濟調節”章節探討了政策仿真等新技術工具如何提升財政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為經濟治理的科學性提供支持；“市場監管”章節則從理念、制度、機制、技術、工具、平臺、流程和評價等出發，系統闡述了智慧監管的實現路徑，描繪了如何通過技術嵌入全面優化監管效能；“社會管理”章節深入分析了數字技術在推動市域社會整合中的作用，展現了技術賦能基層治理的可能性；“公共服務”章節則以智慧教育、智慧醫療、智慧養老和智慧住房保障等為切入點，刻畫了政府與民眾在數字化場景下協同生產公共服務的新方式，為公共服務數字化的未來提供了清晰的圖景。最后，“生態環境保護”章節則集中展示了數字技術在動態監測、科學測量和整體性治理中的應用潛力，提出了通過數字化手段破解生態系統復雜治理難題的創新思路。

中篇“新方法”是該書對數字技術與政府治理相結合的前沿構想，下篇“新場域”則更進一步開拓了數字時代政府與市場、社會互動的全新視野。作者團隊提出，新興數字技術全面重塑了經濟社會的運行方式，也催生了數據這一全新要素資源，促使政府必須在數字經濟、數字創新、數字社會、數字公共傳播等新場域中，系統性地審視自身的職責范疇和實現路徑。由此，“新場域”篇的討論觸及了數字技術條件下政府如何促進新質生產力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命題，相應也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技術賦能與風險規制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快速變化的社會條件下維護公共價值，如何在復雜的技術與社會生態中有效治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無疑對數字時代的政府治理有著深遠的啟發意義。

數字時代政府能力提升的前瞻展望

在《數字時代的政府變革》一書中，作者團隊敏銳地把握全球科技革命的變革趨勢，圍繞數字政府建設展開系統討論。這些討論為讀者展現了數字時代政府治理激動人心的全新圖景，但與此同時，這一全新圖景也迫使我們必須回答一個緊迫而重要的問題，即當前我國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應該如何滿足數字政府建設的內在要求？換句話說，數字時代的技術進步為政府履職提供了新工具、新載體，已經擘畫了政府更新其職責邊界和履行方式的新場域，但無論是新工具的采納、新載體的搭建，還是新職責的界定，都需要政府進一步提升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和治理能力。因為政府的人力資本和組織能力在何種程度上適應數字化轉型的新要求，將直接決定數字政府建設的深度和廣度。

黨政領導干部和公務員的人力資本水平是決定數字政府建設的關鍵。未來，對照《數字時代的政府變革》中所擘畫的政府治理新場域，各級政府還需要建立多層次、多主體的協作機制。如作者團隊提出，數字時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建構和治理需求，已經超出了傳統政府的職責和能力邊界，要求政府必須與企業、社會組織、學術機構等多方力量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機制，形成協同治理的新格局。例如，在可開放共享的數據領域，政府需要在法律框架內推動數據資源的價值實現，這既需要得到公民、法人的數據授權，也需要創新企業共同介入，最大限度激發數據資源的潛在價值。政府與民眾、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協作機制，不僅能夠彌補政府能力的不足，也能夠增強政策實施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綜上所述，《數字時代的政府變革》啟示讀者，數字時代的政府治理能力并非單純的技術工具引入和直接應用，而是領導體制、頂層設計、組織結構、數字技術、人力資本等多方面協同共治的結果。這種治理能力模式將直接決定數字政府的運行成效。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數字時代的政府變革》不僅展開了關于當代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應有內涵和可能路徑，也為有志于推動數字時代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理論研究者和實踐工作者留下了一個廣闊的討論空間：如何立足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進一步深化對數字時代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究，從數字政府的角度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

（作者系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