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乃萬物之靈。作為個體，生、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的生命歷程；作為群體，生死輪回，連綿不絕，人類得以繁衍生息。無論古今，人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始終是人類不斷思索的亙古命題。自然而然，墓葬作為人的死亡歸宿與安息之地，成為認識人類、解析人類社會的一把關鍵鑰匙。在古今中外的各類墓葬形態中，中國漢晉時期西南地區的墓葬文化，是時空坐標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化符號，也是一個顯著而獨特的文明標識。崖墓是中國古代喪葬文化中一種較為特殊的形式，兩漢時期盛行，魏晉時逐漸衰微，主要集中分布在巴蜀地區。崖墓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考古、文化與藝術價值，漢晉時期崖墓石刻畫像的題材、圖案與技藝，集中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文明程度與藝術成就。

洞察古代社會的窗口與文明發展的縮影

崖墓，即古代開鑿于山崖或巖層中的墓葬，多建于山地環境，沿江河、依山勢開鑿。漢晉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受戰亂影響，大量移民遷入巴蜀，土洞穴葬習俗也隨之傳入。崖墓最早出現于西漢晚期，東漢晚期廣泛盛行，以川渝巴蜀地區為中心，向陜南、鄂西、湘西、黔西、滇東北等周邊地區輻射，分布廣泛。崖墓開鑿于紅砂巖中，紅砂巖的物理特性使其易于腐蝕，歷經兩千多年，洞穴和崖墓石刻畫像能保存下來實屬不易。西南地區現存的漢晉時期崖墓數量龐大，迄今已發現超30萬座，且遺存有大量石刻畫像。

崖墓石刻畫像在古代墓葬文化中特色鮮明。其出現于西漢，東漢較為盛行。石刻畫像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涵蓋仕宦、日常生活、生產勞動、歷史神話故事、祥瑞天象等類別。雕刻技法多樣，包括高浮雕、弧面淺浮雕、平面淺浮雕、陰線刻、減地平面陽刻、透雕等。崖墓的修建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與技術，既體現墓主家庭的經濟實力與社會地位，也反映漢晉時期的社會發展狀況。這些石刻畫像生動呈現了漢晉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直觀體現。例如，四川郪江有手拿武器的私人部曲石刻畫像、墓壁雕刻的倉廩、“漁歸”圖、“帶犬獵鹿”，樂山麻浩的“垂釣石刻”，江津的“拉弓射獵”等圖像，生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經濟與生產生活狀況。通過這些崖墓石刻畫像，以物觀史、以微見著，透視“崖墓微社會”解析漢晉大社會，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豐富性、多樣性與獨特性。

傳統文化的物化再現

自漢初推行“黃老之術”以休養生息，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到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儒、道、釋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核心支柱。這一思想格局在漢晉崖墓石刻畫像中得到充分體現，同時在“西南夷”地區與儒家家族文化、道釋仙佛文化、漢族厚葬文化及少數民族簡葬文化相互交融。樂山地區的崖墓石刻畫像堪稱典型，其中荊軻刺秦王、董永侍父、孝孫元覺等故事反映出漢代社會以忠和孝為核心的道德倫理觀念，這些觀念本質上可歸結為“仁義”，體現了當時巴蜀社會對歷史典范人物的尊崇和對傳統孝道理念的生動詮釋。

升仙題材如伏羲、女媧、魚、熊、男女戲圖等，以伏羲、女媧這對人首蛇身的創世神祇為核心意象，其交尾造型隱喻陰陽交合與生殖繁衍，借助魚、熊、男女戲圖等具象表達，將對肉體生命延續的追求升華至對死而復生的終極探索，這種圖像在墓葬空間的反復出現，實質是將世俗生存焦慮轉化為對永恒存在的信仰實踐。在一些崖墓中，伏羲女媧的形象被刻畫在墓室頂部的顯眼位置，周圍環繞著象征祥瑞的云氣紋和各類仙禽神獸，營造出神秘而神圣的氛圍，表達了墓主對升仙的強烈渴望。

不同地區崖墓的石刻畫像所蘊含的文化元素存在顯著差異。樂山崖墓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元素，柿子灣崖墓更是呈現“一墓三家”的文化共存現象。這種文化傳播的不均衡性與當地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底蘊密切相關。在成都地區，出土的鎮墓神、西王母畫像石棺等道家文化器物，造型精美，工藝精湛，反映出當時道家文化在當地的深厚根基與廣泛影響。而在瀘州地區，車臨天門畫像石棺、車馬出行西王母圖畫像石棺、董永侍父畫像石棺等，將儒家的孝道觀念與道家的神仙信仰巧妙融合，體現了當地獨特的文化風貌。

此外，川東南地區的崖墓受川西、川中地區崖墓以及云貴地區少數民族崖洞葬、懸棺葬的雙重影響。以“門闕”石刻為例，瀘州市崖墓門闕及各類神話人物、神獸石刻豐富多樣，而貴州習水崖墓因經濟文化限制，內部構造簡樸，石刻以文字為主，畫像內容單調、刻畫粗糙，不過習水河沿岸崖墓陰刻線手法與川東南地區相似，體現出地域文化的相互影響。這種文化的交織融合，在云貴川交界地區既反映了文化的差異性與文明發展的不均衡性，又充分彰顯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瀘州市的崖墓中，門闕的雕刻風格大氣磅礴，裝飾有精美的朱雀、玄武、饕餮、玉兔等神獸造型石刻，展現出高超的雕刻技藝與豐富的文化內涵。而貴州習水的崖墓，雖因條件限制在石刻藝術上相對簡陋，但陰刻線手法的相似性表明其與川東南地區存在文化關聯，體現了不同文化在交流互動中的相互影響與融合。

民眾精神訴求的藝術表達

漢晉崖墓石刻畫像展現出卓越的藝術水準，諸多作品成為中華文明藝術寶庫中的瑰寶。石刻畫像承載著當時的社會信仰與藝術追求。四川長寧七個洞崖墓中的瓜、魚及伏羲女媧畫像，蘊含著多子多福、生命繁衍等寓意，體現了民眾對生育與生命延續的重視。西王母、伏羲女媧、神獸等圖像，表達了墓主追求成仙、福澤后世的愿望，深受漢晉民眾推崇。中江塔梁子崖墓內的宴飲畫，生動描繪了墓主人及家庭的宴飲場景，伴隨“南陽尉”等職官信息，既展現了當時百姓的生活情趣，又為解讀墓主身份提供了關鍵線索，反映出當事人對生前生活的眷戀與對死后世界的遐想。宴飲畫中，人物的神態、動作各異，有的舉杯暢飲，有的談笑風生，身旁的仆人忙碌服侍，生動再現了漢晉時期宴飲享樂的熱鬧場景，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階層差異。

崖墓石刻畫像的裝飾圖案，如聯璧紋、菱形紋、鳥魚圖、錢紋、云紋、山形紋、柿蒂紋等，多鐫刻于門楣、梁頭和房檐等部位，作為漢畫像石藝術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在雕刻技法與審美取向方面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以淺浮雕與線刻相結合為主，淺浮雕通過陽線勾勒輪廓、陰線刻畫細節營造層次感，高浮雕運用深度鏟地工藝塑造立體造型，增強空間縱深感。在一些崖墓的門楣雕刻中，淺浮雕與線刻的結合運用達到了極致，通過細膩的線條刻畫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飾紋理，再以淺浮雕突出物體的立體感，使畫面生動逼真。藝術風格層面，呈現疏朗布局與寫實轉向的雙重突破，構圖上大量留白與粗放線條打破原始美術的抽象裝飾傳統，形成獨特視覺張力；在審美上，東漢時期的作品逐漸從象征主義向寫實主義過渡，人物動態、建筑結構等具象化表達與南陽畫像石的現實主義風格相呼應，崖墓壁畫更是通過生活場景細節實現藝術語言從神秘象征到世俗敘事的轉變。例如，一些東漢時期的崖墓壁畫描繪了市井生活中的各種場景，如集市上的買賣交易、街頭巷尾的人物往來等，這些畫面以寫實的手法展現了當時社會的真實面貌，體現了藝術風格的轉變。

中國西南地區作為崖墓文化的核心區域，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漢晉崖墓石刻畫像所呈現的豐富性、多樣性與獨特性，為中華文明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它不僅是古代工匠智慧與藝術創造力的結晶，更是一部鐫刻在巖石上的文明史詩，將中原禮制、巴蜀信仰、移民記憶與邊疆風貌有機融合，深刻詮釋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與強大生命力。在當代社會，深入研究崖墓石刻畫像藝術，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堅實的歷史文化支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中國西南地區漢代崖墓資料收集整理與保護研究”（23VJXG025）階段性成果）

（作者：黃海濤 韋銘 黃韻霏）

（作者系云南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樂山大佛石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重慶市江津區博物館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