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誕生地、初心始發地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座中央級秘密檔案庫“中央文庫”曾隱于城市,十余位地下黨員接力守護著黨的“一號機密”。直到解放后，這兩萬余件、幾乎囊括了中共早期所有重要文件的珍貴密檔入藏中央檔案館。

動蕩歲月和戰火硝煙中，革命先輩們如何前赴后繼保全全部文件，而且“未受到霉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最終“備交將來”？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之際，電影《密檔》試圖從這段隱秘而偉大的歷史中尋求答案。

4月21日，《密檔》在上影車墩影視基地殺青。影片從歷史中汲取靈感，講述隱蔽在上海石庫門的一段秘戰傳奇。

該片由上影集團主投主控、第一出品，鄭大圣執導，張琪、賀子壯領銜編劇，袁弘、李妍錫等主演，美術指導吳嘉葵、攝影指導顏代堯、造型指導王海婷、聲音指導張金巖、龍筱竹、剪輯指導陳曉紅等共同創作。《密檔》殺青后計劃在上影昊浦影視基地進行后期制作，努力為觀眾打造一部彰顯“紅色底色、江南風韻、海派特色、時代亮色”的好看的電影。

連日來，記者探班拍攝現場，見到了戲里戲外、跨越歷史的初心交匯。

是基因，如火種

“3月10日開機，提前15天進組。”和角色相處時間越久，袁弘有個感覺越強烈——真實自有千鈞力。信仰的力量、精神的能量不是停留在字面的概念，“密檔可能就是我們黨的基因、DNA，也像一粒火種，有基因在、有火種在，就能生生不息”。

片中，袁弘飾演文庫保管員，角色身上凝結、融合了多位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傳奇經歷。他和李妍錫飾演的主角夫妻，表面是生活在石庫門的尋常百姓，實則肩負重任。在上海淪陷于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的至暗時刻，他們如履薄冰，守護機密檔案，等待革命的火種劃破沉沉夜色。

“開機前，導演發來資料包，里面存了大量關于那段歷史、那個年代的文字和影像資料。”早在高中時期便是預備黨員，黨齡20年的袁弘并非第一次參與紅色題材作品拍攝，但從資料包閱讀，再到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舊址紀念館等處參觀，他清晰記得自己見到一份手稿時的內心震撼。“當前輩在極端環境下，燃燒生命、保護文件，那些文字穿透歷史、成為現實。”演員說，“可能沒有人比今天的我們更能體會其中蘊含的力量。”

《密檔》的拍攝何嘗不是一次紅色基因、火種，穿越歷史與今天相會的過程。

4月18日，全片殺青前夕，從車墩跟著劇組轉場，演員李妍錫第一次走進永福路52號。這里是上海電影制片廠文學部舊址，如今的上影廠創作中心所在地。劇組特意安排在此拍攝一場重頭戲，又將故事里的主要發生地設定為“小沙度路52號”，正是對上影“初心之地”的致敬。在謝晉、吳貽弓等老一輩藝術家工作過的地方，望著院子里的老洋房、陽光透過近百年大樹投下的斑駁疏影，演員連嘆“不一樣”，“好像能呼吸到以前的創作傳統”“好像距離根脈更近了一些”。

相似的話，4月20日在車墩，也被年輕人們提及了很多次。“定了清晨五點的鬧鐘，結果四點鐘自己醒了。”那天，28歲的錢月亮起個大早。穿上前一晚精心搭配好的旗袍和針織衫，她要穿過大半個上海去赴約：到車墩影視基地，匯入1949年5月迎接上海解放的群眾隊伍。在《密檔》劇組第一次當群演，這位光明食品集團的團委副書記還有個心愿，要和影視基地里的新新公司大樓合影，“當年上海解放的第一聲就是從第一食品商店、原來的新新公司樓里發出的”。

那場慶祝上海解放、迎接解放軍進城的大場面拍攝，來自全市18家單位的近200位各行業青年、高校學生，參與其中。同濟大學建筑學碩士、來自澳門的吳家興為隊伍里的激昂氛圍所感動；從新疆來上海工作，哈薩克族青年海薩爾·吾爾列吾經由這次經歷對上海承載的光榮歷史有了更深感觸；中科院博士張健在表演中嘗試重返歷史現場，他在隊伍里努力詮釋心目中“留洋歸來的青年科學家”形象，“百年來中國青年前赴后繼報效祖國的精氣神，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的我們身上”。

像一滴水融入大海

歷史從來不是冰冷的敘述，它是真實存在過的滾燙生活。《密檔》突破傳統懸疑諜戰片框架，在講述主角守護上萬份絕密文件的艱難斗爭同時，也著力勾勒戰火中上海普通市民的眾生百態。

車墩影視基地，有一片極具生活氣息的石庫門景區。踩過錯落青磚鋪設的弄堂，正對著“52號”小樓，一條小街延伸開去。起手第一間是商鋪，瓷制門牌號上“余興里五十號，小沙渡路六一八弄五支弄”字樣有些剝落。小街不寬，僅五六人同行的樣子，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煙紙店、理發攤、敲鐵鋪、老虎灶等一應俱全，儼然是條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市民生活商業街。過去近兩個月，“52號”小樓與它面前這條街，就是《密檔》劇組“演員們的生活”。

在美術指導吳嘉葵看來，《密檔》氣質特殊，“故事的主要場景發生在一棟樓，類似72家房客”。他用“市民電影”來形容片場的真切感受：“美術組的終極要求就是‘要生活，不是演戲’，細枝末節都要有生活的痕跡。”街上的廣告海報得有跡可循，廚房里用的煤球不能有工業切割的痕跡，小樓各家各戶的家具陳設更得符合各自身份……凡此種種，“都要符合生活的現實”。

為此，劇組提前15天召來所有演員進駐。袁弘回憶：“我們像當年的上海人一樣生活，從學會生煤爐、炒菜、織毛衣開始，從柴米油鹽的真實生活出發，還原那個年代上海石庫門里的蕓蕓眾生。”

于是，演員們每天裸妝甚至全素顏上戲，自己從“家”中的衣柜里找一日穿戴，開啟一天。時間久了，大家相處起來也如同石庫門里的左鄰右舍。李妍錫說，《密檔》的創作模式能激發現場靈感，主創之間的碰撞給予彼此“即興發揮”的空間。“在當下快節奏的時代，這種慢工出細活的創作模式太可貴了。”

方言也在參與“生活”的鍛造。像當年一樣，五湖四海的進步青年來到這里，上海話和各地方言此起彼伏，交織出生活的質感。作為滬語文化推廣者，徐祥還在劇組客串了一把方言指導，在滬語的“新舊”之差里，為大家甄別更接近歷史的說法。還有一些上海老電影如《烏鴉與麻雀》等也被演員們拿來當成尋找年代感、感受五方雜處社會形態的藝術史料，從中捕捉上世紀上半葉上海市民生活狀態的斷章，揣摩說話方式、舉手投足。

袁弘說：“前輩們曾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帶著DNA一般的核心密檔，成為生活在此處的上海市民。而我們，需要在電影里成為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