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讀書日

明天是世界讀書日，今天我們特為讀者朋友們準備了一位“書癡”的精彩故事。天津師范大學的王振良教授，數十年間花費上百萬元用于聚書，目前個人藏書已近十萬冊。從書攤、書店這類傳統渠道開始，到網上以書易書，再到網購及網拍書籍，幾乎每次購書方式的變革，他都是親歷者。他一個人的藏書史，頗可見證近四十年的書業變化歷程。

辛苦所藏，滿室書香。可書多也會成災，他的藏書家里已放不下，只好租屋儲存。有人說，藏書是一種瘋狂，他則笑稱半生從未止住瘋狂。他將自己的新書房命名為“未知止齋”——原來讀書與藏書，是沒有辦法停下來的事情。

(王振良和他的藏書)

從數百冊到數萬冊

為買書節衣縮食

1972年9月，王振良出生在吉林省懷德縣（今公主嶺市）的一個小村。他從小喜歡閱讀，卻無力買書，家里裱糊墻壁的那些舊報紙，是他最早的讀物。

他開始大規模購書，大約是在高中時代。自1988年，他到公主嶺市讀高中后，每周都要去逛書店。偶然一次，他進了一家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舊書店。時隔三十年，他仍清晰地記得，在那局促的空間里，他買到了《1977-1980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選獲獎作品集》《啊，索倫河谷的槍聲》等。店里還出售馬識途的《夜譚十記》，有厚厚的一大摞，靠墻擺放著，讓他印象深刻。

高中時期的王振良就已開始郵購圖書，因囊中羞澀，有限的幾次郵購中，他買過古典文學出版社的《清平山堂話本》。他回憶說：“這書頗為昂貴，等書郵到了學校，打開信封，我就傻眼了，都是豎排版面，字體古怪，個大行稀，根本沒有標點。”如今已是書界行家的他笑稱，那時自己沒有版本概念，捧著木刻版的影印本，覺得上了當。

既然已經“上當”，仍不舍得丟棄，硬著頭皮讀。《清平山堂話本》雖是用白話文寫的，但里面卻有不少俗字，他既沒有工具書可查，也沒有人可以求教，只能前后貫通，連猜帶蒙，這倒使他學到了不少東西：“后來我在大學專攻中國古代小說史，很難說沒有早年這些買書經歷的影響。”

在高中畢業時，王振良的藏書已有三四百冊。這在同齡人中，絕對是可觀的數量。1991年，王振良考入南開大學，鳴笛的火車將他從東北帶到天津。在本科畢業后，他又被保送讀研究生，于是在南開大學馬蹄湖畔，他生活了七年，度過了一段清苦而快樂的“節食買書”生涯。

初到天津，他就根據地圖把能夠找到的書店都逛了一遍。但因經濟拮據，多數時候，他只看不買，權當過過眼癮，但逛得實在頻繁，總不能每次都不買吧？于是，床頭的書仍舊越來越多。

因為興趣和專業的原因，王振良去得最多的書店是煙臺道古籍書店。在這里，他買到過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和李盛鐸《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而印象最深的是買到《說郛三種》，定價280元，是他將近半年的伙食錢。他很早就看中了這套書，但“巨款”支出，讓他狠不下心來。一天，飄著小雨，發著低燒的他躺在宿舍，渾身不自在，閃念之間起身下床，向同屋借了300元錢，騎車直奔書店。

看著冒雨前來購書的他，店員面帶著詫異之色幫他打包。王振良將書牢牢綁在自行車上，美滋滋地騎回學校。那書就仿佛“仙藥”，王振良覺得自己燒也退了，身子也輕快了。回到宿舍，打開書冊，一本本摩挲，病已蹤影皆無。這筆買書的錢，他用了好長一段時間才還清。

買書最愜意的是在地攤上。他回憶說：“天津比較早而且出名的書攤群，一個在河北區的進步道，一個在南開區的八里臺。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宮和天津圖書館附近，也有過短時間的書攤兒。”

因為拮據，他有時看上了本不錯的書，買或不買呢？猶豫再三，要往返幾次。一次，他遇到嚴修著作的藍印本（書版刻成后以藍色顏料試印，用于校對）。這樣的試印本極為珍貴，當時賣家開價120元。“那時覺得太貴了，就沒買。”回憶自己錯過這本書，王振良至今仍深以為憾。

節衣縮食買書，王振良的確是這樣做的。比如“節衣”，只要舊衣服還能穿，他絕不添置新裝。偶爾遇到“場合需要”，他就向同學借。至于“縮食”，則要復雜得多。大學最初三年，除了每年300元學費，父母每月給他100元錢。學校本科時每月補助18元，研究生時補助40元。當時在食堂吃飯，多數人每月消費六七十元，而他則控制在每天一元三四角。偶爾也會寅吃卯糧，在最為慘淡的時候，一天三頓飯菜錢，只有6角6分，僅夠維持基本生存。

為了省錢，他還想出“少理發”的奇招。每次剃頭都尋最便宜的理發攤，剪成短得不能再短的平頭。等到頭發能遮住眼睛，再攏向兩側變成分頭，實在“有礙觀瞻”了，再去剪成那短到極致的平頭。

節衣縮食買書的成果是藏書量的激增。1995年，他本科畢業搬往研究生宿舍，裝滿了8個紙箱的書，1000多冊；1998年碩士畢業搬往柳州路暫住，裝了20多箱的書，3000多冊；1999年他在新興路住所結婚，藏書已超過5000冊；2003年遷居王頂堤路，藏書裝滿34個特大號紙箱，已過萬冊……

“網絡書攤”悄然興起

線上拍賣成風

約在2002年7月，王振良以“飽蠹魚”網名在“天涯社區”注冊，算是國內較早一批網民，深度參與見證了中國早期網絡舊書業歷程。

據王振良介紹，1999年開通的“天涯社區”當時已近成熟。2002年社區“閑閑書話”板塊頗為熱鬧，讀書人之間以交換為目的的“網絡書攤”悄然興起。最初是互贈互換，人情味很濃。但這種原始交流方式，遠滿足不了書友的需求，便催生出帶有商業意味的網絡書攤，不久又衍生出專業的“天涯書局”。

有幾個賣家經常有好書，受到書友集中關注。售書前會發帖預告，說擬于某個時間售某類書，重要的書還會列出清單。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景觀：某人發布售書帖之前幾分鐘，大家都守候在電腦旁，不停地刷新屏幕（那時自動刷新很慢），只要售書帖子一出現，立即以回帖形式搶購。

王振良介紹：“早期天涯書局的售書者，信息并不靈通，書價大多根據其所在地標準作價，最多再加一二成。因此同樣一本書，在這個書攤賣百元以上，另一個書攤只賣二三十元乃至更低，這也是天涯書局早期‘搶購風’形成的原因之一。書友對少數熱門書的集中關注，為拍賣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王振良把當年被搶購的熱門書歸為三類：一是民國毛邊本，二是新文學版本，三是各種目錄學著作。這幾類書都價格不菲。大概在2002年，王振良競拍傅惜華《中國俗曲總目稿》，出價高至800元，但仍沒能得到：“如果不是突然掉線，很可能還會給出更高價位。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我已經完全處在非理性狀態了。”

那次競拍有很高的關注度，《中國俗曲總目稿》最終以804元成交。王振良認為：“這件事產生了消極和積極兩種后果：消極后果是以一種非正常手段，大大地拉升了傅惜華著作的價位；積極后果是很快有一批傅惜華的著作出現在天涯書局。”競拍“失手”次日，他收到兩位書友短信，都說手頭有《中國俗曲總目稿》可售，一位開價800元，另一位相對熟識者開價比較客氣，只要600元。這兩條短信讓他發熱的頭腦漸漸冷靜下來，不久就以400元購得該書。

網絡上不經意的變化，卻是舊書業發展的轉折性事件，僅僅兩三個月時間，網絡拍賣價格就對現實拍賣產生了影響。

2002年底，網絡拍賣在天涯書局出現。根據王振良檢索，天涯書局“第一拍”是由“古籍迷”發起的，時間是2002年12月27日，可惜無人應價。成功的“第一拍”是由“花腳貓”創造的，時間是2002年12月28日，拍出的書是民國初版《金銀島》和《中國理學史》。王振良表示：“這兩個拍賣事實如果能夠得到確認，應該成為中國網絡書業史值得記錄的事件。”

網絡舊書業的崛起十分迅速，很快天涯書局就“拍賣成風”。拋開拍品真偽、品相好壞、質量高低等問題不談，圍繞“拍賣規則”產生的爭議就令人眼花繚亂。王振良梳理了一下，認為爭議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首先是時間的認定。這似乎很容易把握，但它卻是天涯書局初期爭議最多的問題之一。因網友對“截止時間”理解的不同，造成了拍品歸屬的巨大差異。

其次是規則的把握。賣主對自定拍賣規則之把握較為隨意，有時重人情，從規則角度來說，很難做到公平合理，時常會引起一些小的風波。

再次是因早期網絡不穩定，技術性故障時有發生。網絡故障算是“不可抗力”，故引發的爭議一般不大，書友多能給予足夠的理解。因此最后的裁判權，實際操控在賣主手中。

最后是網絡書托兒的擾亂。無論是現實拍賣還是網絡拍賣，書托兒都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因為明顯損害了買家利益，這類爭議的是非十分明確，輿論會眾口一詞地譴責賣主和書托兒。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對書托兒的認定十分困難，即使在拍賣程序十分完善的今天，仍無法杜絕。

網購圖書省時省力

但淘書的快樂越來越淡

2002年11月，如今書友習稱“孔網”的孔夫子舊書網開通。2003年12月，天涯書局和孔夫子舊書網知名售書人“花腳貓”創辦“緣為書來綜合文化社區”，書友習稱之為“緣網”。王振良介紹道，“花腳貓”憑借個人影響力，很快把社區辦得有聲有色，其間社區還有一次成功的活動運作，就是通過網絡募集資金，在云南省江川縣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學。王振良則應“花腳貓”之邀，主持過“緣網”的“網站日志”欄目。

2003年至2005年，是王振良在幾個售書網站最活躍的三年，他也坦承那也是他買書最多但讀書最少的三年。那時，他最主要的目的——除了買書，還是買書。彼時，他的藏書大概已有三萬冊，其中約有兩萬冊來自網絡。而在網絡購得的書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由“孔網”得來。

網絡電商的興起也促進了交易方式的發展。王振良記得，最初在天涯書局和“孔網”買書，都要把賣主的地址、姓名以及所購書名、價錢等抄在紙上，到郵局再一張張地填匯款單。排隊再加上辦理手續，十分耗費時間，“為匯款在郵局逗留個把鐘頭是很平常的事”。

在網購圖書最瘋狂的那段日子，王振良一天收到過42個快遞包裹，全部是書。因匯款次數著實太多，熟悉他的郵局工作人員會提前給他一沓匯款單，讓他帶回家里。這樣，他就可以提前把地址等項填好，再到郵局柜臺結算郵費，等下次匯款時再取回上次的匯款憑證，這樣就省了不少時間。他也試過銀行匯款，但單位附近的那家銀行工作效率很低，十來筆匯款能耗去一個半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漸漸他就不再去了。

隨著時代的發展，王振良申請了個人網絡銀行，郵局也不用跑，匯款很簡單，“孔網”的支付系統直接鏈接到網絡銀行，不僅充值方便，匯款尤為快捷——如果操作熟練的話，不到十秒鐘，一筆書款就匯完了。王振良說起這些細節，依舊恍如昨日。

回想自己幾十年的覓書、藏書之路，王振良感慨：“自從網絡書業興起，買書就成了省時省力的活兒。但淘書的快樂越來越淡，因為書來得太容易，導致閑情逸致隨之喪失，這是購書者應該反思的。”

藏書不要成為目的

關鍵是要用書

“我在40歲之前，雖然沒想當藏書家，但藏書之心很盛，書房不斷擴張。如今過了50歲，時常會想到生命終止的問題。在這樣的心態下，需要給我的書找個出路。”王振良如是說。

藏書處理是個很沉重的話題。縱觀古今，處理好這個問題的人或家族，其實并不多。藏書人窮極一生的心血，多數都被后人簡單處理掉了——最差的是直接賣廢品進造紙廠，運氣好些的批量或零散地流入社會，其中名家珍藏，可能會有機會上拍賣會。藏書能捐到某個單位整體保存，算是比較好的結局了。

王振良在藏書思想上深受著名歷史學家來新夏先生的影響，生時要用，死時要捐：“來先生在生前，就把藏書捐給了家鄉的蕭山圖書館和蕭山史志辦。我的藏書，也計劃日后分門別類地捐給適宜的機構，沒有比這更好的出路了。”

有人問過王振良，上百萬收入都花在了藏書上，八九萬冊的藏書，四十余年的心血，全部陸續捐出去很容易，情感上能接受嗎？他淡淡一笑：“原來好像不能接受，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地感覺能夠接受了——很多名人藏書的結局也不過如此，我輩又算什么呢？藏書聚散永遠是一個過程，收藏的時候高興就好，希望將來捐的時候也能高高興興，至少不至于悲傷。”

對于書籍，王振良更看重如何“用”，他認為藏書不要成為目的，關鍵是要用書。他說：“藏而不用是沒有意義的。我已有部分藏書寄存到了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目前正在編目之中，等全部貼上標簽后，學生們就可以借閱了。”

浸染書香幾十年，很多慕名而來的學人和書友，都笑稱是王振良的粉絲。每每遇到這樣的情境，他總是一邊微笑一邊擺手。“粉絲”最常提的問題就是，普通家庭如何藏書？他認為：“讀書人家有兩三千冊藏書的很常見。如果不想當藏書家，我建議藏書控制在五千冊之內，三千冊左右比較理想。這個體量，家庭空間大體能夠容納得下，不會過于影響生活，想讀時也便于找到。如果沒有更大的房子，書再多就會‘成災’的。”

現在出版物太多了，人們別說讀，摸都摸不完。因為選擇太多，反而容易“不知所讀”。王振良建議讀書選擇要簡單處理，就是以讀經典作品為主，包括古今中外。而經典作品也很多，可以挑選自己感興趣的領域。

此外他還強調，年輕時書應該通讀，不管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最好都能讀一點。隨著年齡的增長，需要往愛好的領域集中。他說閱讀只要積累到一定量，不同學科之間是能夠打通的，對思維提升大有好處。

現在，流行“薦書”，各種名目，諸般策劃，有不少薦書文章被大肆轉發。王振良原在天津《今晚報》工作過，大約是他在二十年新聞生涯中養出的習慣，他一向以辨別、審慎的目光看待熱門景象。在調入天津師范大學任教后，他更是覺得身上多了一份責任和使命。他直言，怎么選書是不用人教的——“書讀到一定程度，有了知識和閱歷積累，隨便拿本書一翻，就能大體知道是個什么水平。”

如何更好地讀書？王振良總是明確一個原則，就是不能跟風：“風潮都是階段性的，很多時候背后還有各種運作，因此要保持應有的定力。”他勉勵年輕人，一定不要被營銷輿論左右，要憑自己的興趣去選書讀書，如此閱讀才不會被時間一點點啃噬、遺棄。

論讀書的益處，王振良不無反省地說：“好書，能讓人看見世界，也看見自己。”

文/張一然

供圖/王振良

編輯/張嚴涵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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