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450年代古登堡印刷術出現，到以蒸汽為動力的滾筒印刷技術在19世紀末面世，經過大約四個半世紀，印刷術才成為現代生活的核心技術。漫長的革命中積累起來的變化，以及變化中儲藏的動能，開始重構人對現實和歷史的感知。

互聯網時代聽慣了摩爾定律、破壞性——乃至顛覆式——創新，對技術發展速度的感知是指數式的。處在媒介革命潮頭的人看歷史，覺得媒介革命比比皆是，古人卻不自知。以古登堡印刷術為例，字沖和字釘代替鵝毛筆，印刷油墨代替墨水，紙代替羊皮，借助機械之力而非人力復制文本，這些技術革新固然可稱便利，尤其是在復制暢銷書時十分有用，但當時并沒有人意識到，臭烘烘的印刷工坊竟是后世所謂“顛覆式創新”的最前沿。如果一定說有“印刷革命”，也許英國學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謂“漫長的革命”，才能概括這場革命的形態和后果。

薄伽丘《十日談》，1418—1424年意大利手抄本，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數字摹本，第四卷扉頁，繪有城市廣場上的騎馬者、紅色大寫I

大學促進了書籍的生產和流通

從5世紀西羅馬帝國崩潰，到12世紀大學出現，其間七百多年，歐洲保存和生產書籍的機構主要限于教會和修道院。有了大學特別是世俗教育，歐洲文化生活的中心才發生轉移。書籍的生產和流通因之成為生意，出現了抄書工坊和圖書館，遍布歐洲各地的書商形成貿易網絡，圖書得以流通其間。這門生意一開始僅限于服務大學的教學活動。從13和14世紀的文獻中可知，抄書工匠、書商和出版商都按照當時慣例，組織了行會，這些行會通常附屬于大學機構，受到大學保護的同時也受其管制。對大學來說，為審查圖書內容并減少抄寫復制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錯訛，有必要建立一個以大學出版商為中心的書籍生產和流通系統。這個系統可以控制書籍母本的數量（一個時期之內，所有人只允許復制同一個母本），或將母本拆分成多卷（供多人同時抄寫），減少沿相抄襲的弊病，提高復制效率。抄本的價格也要受大學管制。這個手抄本生產和流通系統行之有效地運行到15世紀后期。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教育和學術寫作主要使用拉丁語。在大學之外，還有一個以俗語為書寫語言的書籍生產網絡，作者主要是用俗語（口語方言）創作的游吟詩人。傳統上，游吟詩人通過為沒有閱讀能力的聽眾朗誦自己的作品獲得報酬，但隨著有閱讀能力的人增加，聽眾開始向讀者轉化。到14世紀初，文本寫作者和傳播者的角色開始分離。作者可以保留作品的母本，而將第一個復本推銷給貴族資助人。這個時代的俗語作品，不管是和《十日談》一樣以消遣娛樂為目的，還是以道德說教為主，內容都需滿足愿意為冠名付費的貴族階層品味。當資助人的姓名出現在一本書的獻詞中，作者對作品的控制也就到此為止。和版權相關的概念和法律是沒有的。書商或抄書工匠制作和售賣復本，作者不能從中獲利，除非他是自己作品的出版商——《十日談》的作者薄伽丘，就雇了人抄寫并銷售自己的作品。

當時，制作手抄本書籍的工藝流程已經高度分工并且專業化。有專門的工人加工羊皮，制成羊皮紙，抄寫文字和制作插圖的各有其人，章節標題和首字母裝飾都已變成獨立的流程，書籍裝幀也有專門工坊負責。制作手抄本的工序環環相扣，前道工序的工匠在書中留下信息，指定需要裝飾的字母和插圖內容，進行后道工序的工匠無需讀書，而是根據同行預留的指示工作。有些特定用途的書籍，如當時歐洲家庭日常要用到的時禱書，因為大量生產，生產工藝和流程更為標準化。插圖是這類書籍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且繪圖限制多、耗費工時也多，因此對能夠忠實復制模板的工藝或器械的需求最為強烈，版畫因此應時而生（連帶又催生了19世紀的攝影技術）。但對印刷器械和工藝的需求，在15世紀初還不明顯，相反，手抄本文化正處在其巔峰時期。

搖籃本《世界論》，托名偽狄奧尼索斯，1477年威尼斯印刷 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藏

“印刷革命”是“尚未被公認的革命”

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以天啟式的寫作風格倡說15世紀有一個“傳播革命/印刷革命”，但1450年之前，歐洲根本無人預見到革命來臨。麥克盧漢的弟子門人、擁躉和批評者受他影響，努力按照主流學術范式的要求，用實證方法研究古登堡印刷術的歷史，出版了幾本著作，漸漸把“印刷革命”的說法落到實處——但革命的意思已經打了不少折扣。伊麗莎白·愛森斯坦在《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中直白地說，這還是“尚未被公認的革命”。

20世紀的人想象革命，都以法國大革命為母本，長期危機一朝爆發，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留下深刻斷裂。但雷蒙德·威廉斯筆下“漫長的革命”，指18世紀晚期以來英國的社會變遷，則以政治、經濟和文化主導權的交易而非顛覆為特征。我們也可以此視角來看印刷革命。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和亨利-讓·馬丁從現存早期印刷書籍的數量出發，推算出古登堡印刷術發明后的第一個五十年里，歐洲各地用此技術印刷的書籍超過2000萬冊。這個數字極為驚人，因為“印刷術傳播廣泛的國家人口數量肯定不及百萬，而且在這些人口中，識字的人又屬于少數”。這些印刷于公元1500年以前、通常稱作“搖籃本”的書籍，很好地利用了手抄本書籍的生產和流通網絡。與教會關系緊密的大學，仍然主導著“搖籃本”時代的書籍類型和銷售渠道。

現存“搖籃本”書籍中，將近八成是拉丁語書籍，德語和法語書籍各占5%左右，弗拉芒語書籍僅稍多于1%。就內容而言，宗教作品占45%，帶有文學色彩的作品（包括古典時期、中世紀和當代作品）超過30%，法律和帶有科學色彩的書籍各占10%左右——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和科學還未產生，很多書籍難以分類，只好籠統描述為帶有文學或科學色彩，前者大抵以消遣娛樂的內容為主，盡管其中也必然包含有道德教養的目標，后者則服務于一個人數不大的專業人群。換句話說，在古登堡印刷機出現之后的五十年里，所謂“印刷革命”“媒介革命”，充其量也只是溫水煮青蛙的增量革命。

其中宗教作品之所以占比最高，并非出版商道德偏好使然，而是這類作品最有利可圖。像宗教儀式和普通人每天祈禱中都必須使用的“時禱書”，“從手抄本時代起，就是批量復制和加插圖的對象，15世紀起，它也需要大量的印刷機專門印刷才能滿足需求，到16世紀更是如此”。

除了宗教印刷品，印刷術的確也在歐洲范圍內推廣了意大利興起的人文主義風氣。古登堡印刷術誕生的那個世紀里，歐洲處處都出現了對古代的東西和拉丁語的興趣。各地人文主義者在不放棄傳統研究的前提下，形成了拉丁文化愛好者的小圈子。他們推動建立印刷工坊的目的是為了印刷和傳播古代作家的作品——先是拉丁文，然后是希臘文。人文主義者的理想是最好會三種古代語言，除了拉丁文、希臘文，還要有希伯來文。對歐洲文化源頭的好奇心，推動了這些人對古代作家、文本和書面語言的研究，與之同時——某種程度上與之相對，越來越多地方語言通過印刷變成了有固定拼寫方式和語法形態的印刷語言。通過翻譯《圣經》，馬丁·路德將高地德語從方言變成了民族文學語言。遵循著差不多的路徑，大約一百年后，英國出版了《欽定本圣經》，現代英語因此得以定型。

經過大約四個半世紀，印刷術才成為現代生活的核心技術

人文主義者對古代世界的好奇心，最終淹沒在了民族主義者對明日歐洲的熱望中。隨著宗教和非宗教的俗語印刷品越來越多，到17世紀，拉丁語開始被遺忘，歐洲各地都發展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學。加上政治和宗教審查，12世紀以來那個統一的拉丁語書籍市場，終于被區域性的俗語書籍市場所取代。歐洲各國間終于“開始有了真正的隔膜”。從后世看，這才是漫長革命中出現的第一個真正斷裂，時間約在古登堡發明印刷機之后七十到一百年間。

便宜的機印書導致公共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同時興起，手抄本到1550年已經少人問津。愛森斯坦說，20世紀的人對手抄本的態度，大抵是通過博物館塑造出來的，他們對手抄本的崇拜，與歷史上人們對手抄本漫不經心的態度形成強烈反差。正是抱著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16世紀的人扔掉了許多手抄書和古版書。到了17世紀，盡管收藏善本書已經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但牛津大學的圖書館管理員還是毫不心疼地賣掉了首版的對開本莎士比亞著作，只是為了給新印出的第三版騰出位置。

從新技術中獲利最多的當屬印刷商，其中很多人本來是制紙商，因為行業便利，自然涉足印刷業務，其中一些人爾后又成了出版商——不但出版書籍，也出版報紙和雜志，后者才是機器印刷時代主要的閱讀對象。到19世紀末，蒸汽動力、機械印刷和攝影術合而為一，于是產生了報紙。根據雷蒙德·威廉斯提供的數據，在1800年的英國，日報讀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只有1%，一百年后，每三個英國人中就有一個每天讀報。一戰結束不久，報紙讀者人數超過了英國人口總數。二戰后，報紙周末版讀者數量達到英國總人口的兩倍。很多人都不滿足只讀一份報紙。在1960年代（電視時代早期）的英國，每千人擁有日報609份，全世界首屈一指。

換句話說，從1450年代古登堡印刷術出現，到以蒸汽為動力的滾筒印刷技術在19世紀末面世，經過大約四個半世紀，印刷術才成為現代生活的核心技術。漫長的革命中積累起來的變化，以及變化中儲藏的動能，開始重構人對現實和歷史的感知。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報業進入競爭擴張時期，并購層出不窮。大多數報紙出版人同時是印刷商，或來自印刷商家族。直到20世紀中期，《紐約時報》的主要利潤仍是該報在加拿大擁有的造紙廠，而業主的子女，也通常是從那家印刷廠開始熟悉家族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