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召開紀念沈渭濱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談會，本次座談會也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科創建100周年紀念活動之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參加座談會的部分發言稿和提交座談會的交流稿。

一生愜意是文章——紀念沈渭濱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談會

我是晚輩，沒有從沈老讀過書，來復旦工作也很晚。2007年，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沈老來北京開《清史·通紀》編纂工作會議，因為茅海建老師的關系，第一次見到沈老，當時從上海來與會的還有楊國強教授、謝俊美教授，這次會議轉到承德避暑山莊召開，我在山頂上為他們拍了一張“陳門弟子”的合影。對于沈老，我是十足的后學，他在給我通信卻稱呼為“海斌老弟”。2009年博士畢業后，我到上海工作，與沈老有過一些接觸交往。這些親切的經歷給我很深的印象，在十年前寫成小文章《憶沈老》，收入《沈渭濱先生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左起：謝俊美、楊國強、沈渭濱、茅海建，攝于承德避暑山莊 ，2007年9月23日

我認識沈老很晚，但在大學時代就讀過沈老的書和文章。工作以后，在教學研究中，也經常翻閱利用沈老的著作，常由文字，想望沈老的神采。我想在場有很多非常熟悉沈老生平、教學研究情況的前輩，復旦歷史系也有很多有資格來做發言的老師。我的發言準備很倉促，大概只能作為一個受到沈老的學術思想、人格精神溉沾滋養的后輩，來談一點讀沈老書的體會。

一

發言的題目“要把近代史搞得會通”，取自沈老2015年接受記者的一次訪談，篇名叫《為歷史樂此不疲——沈渭濱教授的學術人生》（原載《社會觀察》2004年第6期），作為“附錄”收在其身后出版的論文合集《士與大變動時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系2001年版《困厄中的近代化》的增訂重版）中。“為歷史樂此不疲”是沈老的原話，這使我聯想到他說話的那種慣帶激情、極富感染力的聲氣口吻，這句話也可以呼應沈老自作詩中的句子，也是今次座談會的主題——“一生愜意是文章”。在這篇訪談里，沈老談到至復旦工作以后，有一種意識，主張要做“會通型”史家：

盡管我著重研究辛亥革命史，但是我不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專門史的專家。我進了復旦大學以后，感覺作一個專門史家非常可貴也很需要，但大學教師面對的是有許許多多疑問的學生，他的知識不應該局限在一個專業領域，所以我一開始就給自己設計一個研究的大方向，要把近代史搞得會通。我感覺我們現在有許多專門化的人才，但很缺乏會通型人才。

我想這是沈老有過幾十年的教學研究經驗以后，對近代史研究的理解，也是一種自我期許和認知。沈老的研究從“辛亥革命史起步”，包括鴉片戰爭史、太平天國史，都有非常專精的著述，但他“自我設計”的學術目標，不止于此，有更高的學術追求：

在這樣一個自我設計的目標里面，除了政治史（當時的近代史實際就是政治史）以外，我還研究文化史、軍事史。應該講，在我那個時代的教師中間，我對于自己知識結構的設計以及為這個目標所走的道路要比有些朋友同事寬一些。我為達到這個目標就在幾個領域兜一圈，這樣下來，我感覺對近代史有了比較好的理解。（《為歷史樂此不疲——沈渭濱教授的學術人生》）

收在《士與大變動時代》里多篇文章，如《論近代中國的時代中心（1840-1919）》《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及其政治覺醒》《略論近代中國改良與革命的關系》等，可以體現沈老對于中國近代史的“會通”思考。

“為歷史樂此不疲”的沈渭濱先生

沈渭濱：《士與大變動時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

這方面，我想除了沈老自身研究展開的理路，也來自陳旭麓先生的影響。沈老幫助陳旭麓完成《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的部分稿件，又與周武合作撰寫《薪盡火傳——悼念恩師陳旭麓先生》，并撰成《略論陳旭麓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新體系》、《〈新陳代謝〉與當代中國史學》等文章，大力傳揚“新陳代謝”體系。以陳旭麓先生為學術津梁，復上溯至民國的蔣廷黻。陳先生對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一書有“發掘”之功，在距離初版將近半個世紀后的1987年，大陸的岳麓書社重版該書，陳先生專門撰寫《重印前言》，大有撥云見日之力（此文另以《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為題，發表于《文匯報》1986年6月16日）。沈老亦極重視蔣廷黻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科奠基人”的地位，1999年應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為入選該社“蓬萊閣叢書”的蔣著《中國近代史》撰寫長篇“導讀”，以積蘊至深，一發而不可收，乃成洋洋五萬言，不僅詳析“蔣廷黻其人”“蔣廷黻其書”，進而研討中國近代通史寫作系統的新陳代謝，已經成為“人物與作品”研究典范，一紙風行，迄今不衰。文中數次引及陳旭麓：

誠如陳旭麓師在此書被湖南岳麓書社輯入《舊籍新刊》時寫的《重印前言》里所說：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場而抹殺其學術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

誠如陳師旭麓教授所指出：“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蔣廷黻在近代史中論述的這些環節，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國某些實況及其方向的。”

延續蔣廷黻、陳旭麓的學術路線，沈老在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探索新的“近代通史體系”方向做了許多工作。據張劍老師為沈老所撰學術傳記，沈老晚年有意寫一部像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一樣的著作，通過對中國近代史的整體與總體性把握，“充分反映自己思考、有自己思想理路和架構體系”，且已有了部分初稿，可惜，天不假年，這成為了一部永遠未能完成的作品——

隨著他對近代史諸方面研究的深入，有了自己獨到見解與理解后，這個愿望越來越強烈，也撰有厚厚兩大本《中國近代史通論》。顯然，他對自己的作品并不滿意，但他更深知這個任務的難度，他晚年常常說他的話語體系已經固化，無論是思考與寫作都不能突破這個體系，要更新中國近代史撰述體系，需要一種全新的話語體系。他雖然突破了革命史的近代史研究范式，但仍受制于時代局限，未能完成一生最大的愿望，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張劍：《一生愜意是文章——沈渭濱先生學術小傳》，《士與大變動時代》，第511-512頁）

沈渭濱：《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導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二

除了重新整理學術史，用“貫通”眼光看待中國近代史，沈老尋求“會通”的具體實踐，主要有兩個方面。據其自述，一是區域文化史（即海派文化）：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將研究重點轉向區域文化史，主要研究海派文化。以后我重點從海派文化產生的社會環境入手，轉到上海文化史研究當中，以上海文化史做基礎，進而進行區域文化史的比較研究。我想和嶺南文化、湖湘文化比較一下，這個研究目前還在搞。

二是近代軍事史：

另一個方向是軍事史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我曾經與許多對軍事史有興趣的學者一起交流，大家都感覺軍事史是一個重要領域，現有研究太薄弱，于是在歷次學術討論會上向學界呼吁加強軍事史研究。我自己在復旦大學搞了一個近代軍事史興趣研究小組，參加者有青年教師和高年級學生。大家分頭搞軍事史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目錄索引（1910-1986）》《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等。我本來自己想寫一部《中國近代軍事通史》，也有相當的積累，但是要真正寫成一個可以發表的著作，還有許多問題要研究解決，最主要的是近代軍事史的學術構架還沒有完全理順，我想把這個問題先弄清楚。（《為歷史樂此不疲——沈渭濱教授的學術人生》）

沈老的近代史軍事史研究可謂“有聲”“有行”。他在太平天國、中法戰爭、辛亥革命的戰役戰斗及戰略決策方面，作有多篇軍事史專題論文，提供具體的研究示范；也在總結以往研究得失的基礎上，撰寫《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四十年》《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述評》《論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對象與分期》《中國近代軍事思想概論》等通論性文章，立論高屋建瓴，力圖從總體上把握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向，對中國近代軍事史的未來發展方向做出前瞻，在軍事史學界激起強烈反響，開辟了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的新局面。我手頭有一冊《中國近代軍事論文集》（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選編，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這個超過700頁的文集即“首屆中國近代軍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專集”（1896年11月25—12月1日，北京），收入沈老兩篇文章以及同時期來自不同領域學者的軍事史專題論文，從中可以看到近代軍事史研究蓬勃一時的盛況。

沈渭濱：《論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對象與分期》，收入《中國近代軍事論文集（首屆中國近代軍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專集）》，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

《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索引（1910—1986）》，軍事科學出版社1986年10月

沈老在復旦歷史系組織青年同事和本科生，建立軍事史研究興趣小組（最初參加者有夏林根、傅德華、劉申寧等人，后來何錫蓉、郭太風、姜鳴等學生相繼加入），指導他們“從做資料長編開始，一點點地開拓領域”（劉寧申《我的老師沈渭濱》），分兵把守，各個突破，從海軍史、軍制史、兵器史、后勤史等方面展開專題研究。沈老還組織復旦歷史系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三室相關同仁編寫大部頭的《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索引（1910-1986）》（軍事科學出版社1986年）一書，給軍史學界提供研究便利。在座的本系傅德華老師參與《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索引》涉及的“近代軍事人物傳記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并有后續的工作（《中國近代軍事人物傳記資料研究概述——以〈2０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為例》，《軍事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

沈老生前“本來自己想寫一部《中國近代軍事通史》”，這個宏偉規劃醞釀已久，并有具體推進，但通論性著作必須建立在大量資料積累與專題性的實證研究基礎之上，這個條件在當時尚不成熟——

先生認為近代中國新出現的各種觀念形態中，軍事思想的近代化是萌發最早而又發育得極不充分的一個領域。近代中國沒有形成完備的軍事思想體系，沒有一部系統的軍事學術著作，甚至沒有一個代表性的軍事思想家。他也有撰寫《中國近代軍事通史》的宏偉規劃，但因近代軍事史的整個學術構架還沒有完全厘清，許多專題性研究有待深入，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實現。（張劍：《一生愜意是文章——沈渭濱先生學術小傳》

這一規劃可惜未成，亦后繼乏人。2000年前，有學者總結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現狀，指出它與中國近代史的其他學科相比是“比較滯后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這導致“非軍事系統的歷史學界，絕大多數人沒有軍事學訓練，致使其從事該項研究時，軍事特色并不突顯，軍事系統的研究人員，則開始時史學訓練稍顯不足”（茅海建、劉統：《50年來的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國近代軍事史是一門交叉學科，要求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人員最好能有多學科的訓練，還要求此項研究工作最好能有專業的教學研究機構。沈老在1980年代做出了許多努力和實際的貢獻（參考華強教授發言《沈渭濱與軍事歷史研究》）。現在的史學研究條件，無論是理論方法、技術工具，還是資料規模，相較于沈老所處的時代，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軍事歷史研究仍然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相對薄弱的一塊，沈老提示的學術方向值得繼續探索，且大有可為。

三

中國史學一向有以“人”為主的傳統。直至八十年代，“歷史研究極為活躍，但研究得做多、最旺的還是歷史人物”，不過像陳旭麓先生這樣的思想敏銳者已在反思既存問題，指出“我們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掌握這個變的時代”，“要懂得此人的時代性，要有形象思維，沒有這個，一定寫得干巴巴；要有理論思想，否則寫不深”（《陳旭麓文集（第三卷）·談近代人物研究》）。

陳旭麓著，傅德華編：《近代中國人物論》，九州出版社2019年

人物研究在沈老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代表作有《洪仁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晚清女主——細說慈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收在《士與大變動時代》里的，也有《龔自珍與湯鵬》《洪秀全與基督教論綱》《論陳寶琛與“前清流”》《慈禧在中法戰爭中的作為》《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等名篇。《細說慈禧》“自序”言：

對她的評價，不應該一棍子打死，而應是實事求是，取知人論世的態度。

在另一學術場合也說：

作為一個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評價一個人與事件要放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去判斷、思考，要有一種知人論世的態度。

“知人論世”是沈老研究人物的一個特色。他總是能抓住人物的獨特個性及人物在歷史變動中改變的社會歷史因素，并辯證地看待歷史人物的命運。他既反對神化孫中山，也不同意某些作者恣意貶低孫中山，而為世人正確理解孫中山提供了一個完整而豐滿的形象。他以為慈禧太后“做了許多誤國害民乃至妥協賣國的勾當，但也做了不少順應潮流、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好事。盡管主觀上是為了清王朝的長治久安，但客觀上確實有利于中國走出中古狀態，面向近代化”（《細說慈禧》“自序”）。沈老認為“始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在中國的編年史上，無疑是一個重大轉折，它劃分了中國的古代與近代”，由此中國社會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追求近代化的跋涉歷程，關于這一“大變動時代”，他所矚目最深、致力最多的一個核心問題即“作為社會精英，號稱‘四民之首’的士大夫，在這個過程中有何表現”，“近代知識分子在危亡刺激下如何形成一股新的社會力量，并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起了先鋒和橋梁作用，他們的政治意識和文化價值對社會產生了什么影響”？（《士與大變動時代》“前言”）他以“睡眼方開與昏昏睡去”形容鴉片戰爭前后中國士大夫的精神狀態，言淺意深，啟人長思。

沈渭濱：《洪仁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沈渭濱：《晚清女主——細說慈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我在自己的第一本書《晚清人物叢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自序”中說：

在我更熟悉的晚清史研究，似乎有一種牢固的、但確乎行之有效的以“人物”刻畫“時代”的傳統或風氣，從民國到當代，從大陸到港臺，均受其沾溉，一般公認高段位的學人（有些人未必樂以“學者”自限），幾乎很少例外地都在人物研究上下過功夫，且能拿出相當水準的代表之作。對于這種學術現象背后的脈絡，我有一些朦朧的感覺，尚無法詳晰表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經對我的研究取向實際產生了影響。

沈老的人物研究，無形之中也對我產生了深刻影響。

四

沈老說：“對青年學生來說，我認為最難的就是史識的培養。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必須有四樣東西：史德、史學、史才、史識。史德，最起碼要愛國，在學術上不抄襲剽竊。史學，是‘活到老，學不了’的，所以不斷要看書，這不是一下能解決的。史才，在我看來，搞歷史不一定要上上之才，只要中才就可以了，關鍵是你坐得下來，能夠靜下心來整理分析資料。唯獨難培養的是史識。”（《為歷史樂此不疲——沈渭濱教授的學術人生》）

周武老師評價沈老是“一個博通而具鋒芒的歷史學家”（《追懷沈渭濱︱周武：一個博通而具鋒芒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6年4月4日）。如果說“博通”對應前述“會通型”史家，那么，“具鋒芒”則正落實在“史識”上。

我讀《士與大變動時代》，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史學三議》（原載《安徽史學》2011年第1期）。文中直指“當前的史學研究，成績不斐，但可議、可改之處不少”，所舉三例包括“通識、通才之難見”“‘紀念史學’之誤導”“史學研究輔助學科之缺乏”，加以有力反思，尤見特識。

坐擁書城的沈老

第一點，所謂“通”實際建立在“專”的基礎上，“歷史研究如果僅僅停留于大而無當的宏觀論述，像改革開放以前，以觀念對觀念，缺乏堅實的專題研究基礎，自然會走進死胡同”，基于空疏學風的檢討，沈老以為“新時代以來，專題研究日益增多，代表了史學研究的前進方向”。然凡事過猶不及，如朱子言“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一個時代的學術風氣不能無偏重，偏之所在，弊亦隨之。沈老眼見“近年來課題過細、過碎之風不衰，融匯古今中外，提出新見、啟人心智，引起討論之作難見”，亦是不爭的事實，故而主張“專家當然可愛，通識、通才尤不可缺”，“關注專才同時，應不拘一格，扶植通才”，此點正是發揮其作為“會通型”史家的一種思路。

第二點，針對“紀念史學”在時下“泛濫成災”現實，揭露此類會議“制造不少學術垃圾”，“功利性遠勝于學術性”，“是一種利少弊多的偽學術行為”。其弊主要有二：一則誤導史學研究的主體本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誤導史學工作者偏離自己的研究方向；二是誘使史家失去說真話的“良知”。二則造成學術虛假繁榮，惡化了學術空氣。沈老說：

目前，“紀念史學”的討論會一個接一個，會議文集一本接一本，發表的相關論文更是滿坑滿谷，仿佛中國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興旺發達的“不世”局面。其實，這種“應景”的學術論文、“幫閑”的研究報告、“遵命”的作文，不少是學術垃圾，難以稱得上真正的學術研究。長此以往，不僅不能帶來史學研究的真正繁榮，反而對史學發展造成傷害。

其言犀利、沉痛，而置于今日語境，似仍不失其適用性，甚且猶有過之。沈老呼吁史學界及有關部門：“應認真規范‘紀念史學’，少一些說空話、說大話、說假話的‘紀念史學’會議，多一些真正有研究深度與廣度的‘紀念史學’研討。”今日我們聚集的場合，也恰是一個紀念性的會議場合，自當三復斯言，引以為鑒。

第三點，所謂史學研究的“輔助學科”，是指過去大學史學系所設版本學、目錄學、訓詁學、考據學四門學問，此四者，淵源有自，“均為治史者所必備，也是養成史家深厚功底之基礎”，可供為今日探討歷史內在聯系的輔助手段。沈老強調，“往者史學大家，無一不是在此基礎上顯見其史學功底”，所舉數個例子，包括近羅爾綱關于太平天國文書版本之校勘輯佚，顧廷龍對于古籍目錄之整理、研究，陳寅恪之有關柳如是身世、交往之考訂，復旦大學已故老教授張世祿先生在音韻訓詁方面的專長，皆是以某項專長“使學界嘆為觀止”的學問大家。然而，由于史學教學體系的劇烈變革，導致傳統的斷裂——“新中國建立后，史學界倡學習蘇聯史學教學之風，此四大學科漸趨弱化，及至目前，大學史學系大多不開設這四大輔助學科課程，不僅丟掉了中國史學傳統，而且造成目前大多史學工作者的知識缺陷”。針對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生的專業素質培養問題，沈老有這樣一段話：

筆者謬任復旦大學史學教席時，有感于自身知識結構之缺陷，在某次學生畢業論文答辯會上，曾痛陳恢復四大輔助學科之必要，參與答辯會之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及朱維錚教授，亦多同感。可惜，系里無法改變學科設置現狀，終未能更張。現在，借此機會再次建議，大學史學系應該恢復四門輔助學科，以提高史學工作者的學術素養，這也是養成通識、通才，培養大家的基本條件。

胡適談“治學”的第一步，即“我們所需要的是工具”，“種田要種田的工具，作工要作工的工具，打仗要有武器，也是工具，先要把工具弄好，才能開步走”（《治學方法》）。沈老所謂“四門輔助學科”，其實也是治史學的工具，工具多多益善，而且要在能學精、用精，否則即成屠龍之技。本系最近一版“歷史學專業‘2+X’教學培養方案”，尚未完全恢復四門輔助學科，但已有古漢語、文獻學等相關課程。今年正值復旦大學歷史學科創建100周年紀念，沈老當時的思慮與遺憾所在，我想仍是當下大學的歷史學教學應著力彌補、提升的部分。

（本文據“一生愜意是文章——紀念沈渭濱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稿改定）

來源：戴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