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孫，廠里新到的那批柴油機......”工友話音未落，戴著油污手套的中年人已俯身檢查齒輪箱。1978年深秋的天津機械廠車間里，孫健抹了把額頭的汗珠： “曲軸箱密封有問題，得用三號密封膠。”這個精準判斷讓在場技術員愣住了——他們不知道眼前這個熟練的六級鉗工，兩年前還在中南海批閱國家計委文件。

轟鳴的機床聲中，藏著新中國政治史上最富戲劇性的人生轉折。1951年隆冬，天津內燃機廠招工處前，裹著補丁棉襖的孫健跺著腳取暖。負責登記的干部打量這個面黃肌瘦的少年： “識字嗎？” “在掃盲班認了八百字。”這個回答讓他成為了新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誰曾想二十四載后，這個擰螺絲的學徒會站在人民大會堂簽署國民經濟五年計劃。

特殊年代的政治氣象造就了獨特的用人機制。1973年天津市委大院那場匯報會，至今仍是老工人口中的傳奇。當周恩來問及全市機床保有量，剛升任市委書記的孫健脫口報出 “七千六百四十三臺，其中五成需要技術改造”，精確到個位數的回答讓總理頷首微笑。有意思的是，散會后工作人員發現他褲腳沾著機油——那是上午在車間搶修設備時留下的。

提拔副總理的任命書送到時，孫健正蹲在農機站檢修拖拉機。他把扳手揣進工具包，轉頭對秘書說： “先去供銷社買兩斤紅糖，王師傅家媳婦坐月子。”這種扎根基層的作風，恰是當時中央看重工農干部的重要原因。谷牧后來回憶，第一次見孫健時，這個新晉副總理握著文件的手掌布滿老繭， “比很多司局長的手更像勞動人民”。

1975年的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撐著病體給孫健上 “特別黨課”。 “不要學那些穿中山裝忘粗布褂的。”總理咳嗽著指向窗外， “記住你從哪里來。”這句話成了孫健的座右銘。擔任副總理三年間，他辦公室的日歷上記滿了各地工廠的故障案例，床頭永遠擺著《機械原理》和《政治經濟學》——前者翻得卷了邊，后者還夾著卷煙紙做的書簽。

命運轉折來得猝不及防。1978年秋收時節，正在東北視察糧庫的孫健接到返京通知。列車進站時，他望著月臺上沒有迎接的專車，反倒松了口氣。回家路上特意買了妻子愛吃的麻花，進門時卻說： “秀婷，明兒幫我收拾幾件工裝。”龐秀婷手里的瓷碗 “當啷”落地，這個經歷過丈夫火箭式升遷的農婦，此刻抖著嘴唇問： “是要......下放？”

“我現在終于能睡整覺了。”孫健笑著撿起碎片， “還記得咱家土炕漏風那會兒不？那才叫難熬。”他故意用天津腔打趣，卻掩不住聲音里的顫抖。龐秀婷紅著眼眶捶他： “你個沒良心的，當初當書記就瞞著我住院！”這對患難夫妻的對話，被窗外的梧桐葉悄悄卷走，飄向正在劇變的歷史洪流。

天津機械廠的老師傅們起初戰戰兢兢，很快發現這個 “大人物”比他們還像工人。每天提前半小時到崗給機床注油，下班后幫著青工補習圖紙，月底評先進卻死活不肯上榜。 “人家是來改造的。”廠領導提醒車間主任。 “改造個屁！”老焊工嘬著煙袋鍋， “這手藝沒二十年練不出來。”這話倒不假——孫健帶出的六個徒弟，后來有三個成了市級勞模。

1990年代國企改革浪潮中，提前退休的孫健在自家小院搞起了 “義務咨詢處”。下崗工人來問政策，他拿著放大鏡逐條講解；街坊電器壞了，他抄起螺絲刀就上門。有次修完洗衣機，鄰居硬塞兩包恒大煙，他轉手塞給掃大街的老漢： “抽這個咳嗽，您留著解悶。”這種近乎執拗的質樸，直到1997年冬他躺在病床上仍沒改變——臨終前交代的最后一件事，是讓兒子把沒吃完的藥分給看不起病的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