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表達》，李沁云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1月，352頁，59.00元

《心的表達》是美國華裔職業心理咨詢師李沁云近年來從業筆記的一部結集，作者李沁云不僅是一位移民，同時還身兼文學作者、譯者、母親等多重身份，她以坦誠率直的態度分享了在學習心理咨詢專業和從業時期的代表性遭遇和所思所想。距離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的出版已經過去了將近九十年，現代人的精神生活卻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反而呈現出日趨惡化的態勢：“抑郁和焦慮，我在心里默默地把這兩種病癥稱為我們時代癥候的‘標配’。”（《心的表達》，45頁）科技的進步發展創造出生活上的無窮便利，但現代人在精神領域所感受到的貧瘠和危機卻較之以往更甚，使得人們對心理學及以之為基礎所提供的心理咨詢服務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相較于當前美國心理咨詢行業內盛行的認知行為療法，作者李沁云更加推崇“慢工出細活”的精神分析療法。由弗洛伊德開創的精神分析療法雖然對后來的各大心理咨詢理論流派均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但由于弗洛伊德本人對性驅力觀點的堅持以及精神分析療法本身在循證科學方面存在的固有缺陷，在北美心理咨詢臨床實踐中這一取向早已式微，只有脫胎于精神分析療法并通過實證檢驗的心理動力學取向仍占有一席之地。《心的表達》不僅及時回應了我們對于心理咨詢這一行業所抱有的普遍的好奇心，而且從新手咨詢師從業者的角度將作者偏愛的精神分析流派臨床實踐娓娓道來，制造了一場心與心相遇的絕佳閱讀體驗，作者李沁云本人的多重身份和她的宗教精神也為當下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詢提供了獨特的延展。

語言、身份和社會文化

精神分析取向的臨床心理咨詢流派要求咨詢師和來訪者確保彼此之間更高的會面頻率和更深入的雙向互動，咨詢師主要通過自由聯想和釋夢開展對訪客的療愈，這對咨訪雙方都提出了在語言、學識和溝通能力方面的挑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療法對訪客有著一系列明顯的偏好，理想的可以開展精神分析的對象最好受過良好的教育，具備較高的語言表達能力，以便能夠和咨詢師形成“對話”。無論是自由聯想還是對夢境的描述，也都暗示訪客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甚至是一定的文化素養，能夠積極配合分析過程。

英語是作者李沁云的第二語言，盡管在美多年的求學和生活已經讓她對第二語言的掌握已經達到了接近母語的水準，但她最初在為自己挑選治療師的時候一度還是認為“最深層的交流只能使用真正意義上的母語”（《心的表達》，第5頁）。而她自己在開展臨床心理分析工作時，由于還處于新手期，機構分配給她的來訪者并不是她一開始想象中的“理想患者”。這些來訪者往往由保險公司支付著每周一次最低頻率的咨詢費用，他們不善表達，不太守約，存在抵觸心理，具有嚴重精神問題的比例也很高，他們對華裔女性咨詢師的移情投射也往往充斥著刻板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李沁云的線上中文隨筆專欄題為“在羅馬的迦太基人”，暗含了她對弗洛伊德的致敬，也反映了她對“異鄉人”移民身份的基本感知和認同。在青少年時期就感受到強烈反猶主義情緒的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曾經回憶了自己的意大利之旅，并由衷表達了對迦太基將領漢尼拔的憧憬和崇拜：

在三次布匿戰爭中，我同情的是迦太基人，而不是羅馬人。步入高年級之后，我第一次意識到作為異族意味著什么，我由其他學生反猶太族的情緒明白我需要有明確的立場。與此同時，我也越來越崇拜這位猶太將軍。我當時的觀念是，漢尼拔連同羅馬一起代表猶太人誓死與羅馬天主教會斗爭的決心。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正如生活在羅馬的迦太基人時刻被提醒著自己的異族身份，出生在奧地利的猶太裔弗洛伊德也常常受到歧視。不過，弗洛伊德只有一種工作語言，那就是德語，來自法國、美國、俄羅斯等其他國籍的訪客也只能用他們后天習得的德語來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療，但這些訪客似乎并未對此提出過任何異議。語言參數變量為心理分析治療帶來的挑戰也尚未進入到弗洛伊德的視野中，但母語治療以及使用第二語言對咨訪關系造成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直到1950年前后，心理學界才出現了關于第二語言在心理分析治療中的相關研究。可以想見的是，使用母語表達種種情感和認知體驗是更為貼近內心世界的選擇。和與自己身處不同文化語境中的咨詢師或訪客一同工作，對雙方來說都面臨著諸多挑戰。

在書中，作者分享了她參加臺灣地區旅行團之際遭遇的一次突發心理事件。晚餐時她取來一杯冷飲，一位同行稍年長的女性語重心長地告誡她，經期喝冰飲，等到了更年期會得病。當下，她立刻把這位女性當成了“從自身觀念出發而對我‘諄諄教誨’的家中長輩”，脫口而出道：“就算我將來得病，跟你有什么關系呢？”在事后復盤的過程中，她意識到當時自己過往的創傷受到了激發，由此產生了習慣性的應激反應，并常常以此自省。后來，在美國大學的一堂課上，她也分享了這個故事，作為西方人的老師卻說，“雖然你的反應方式顯得莽撞且沒有禮貌，但你那位師姐說出來的話，聽上去就像在詛咒你一樣啊”。東亞文化傳統中對年長者權威的推崇、對接受教誨的善意推定，和北美文化中對個體獨立性的期待、對人際交往界限的尊重，直接促成了對場景的不同解讀以及對這一應激回應的差異化評價。非母語實踐、移民身份和多文化適應要素在心理分析中的呈現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經過其自身在咨詢師-訪客身份切換的多重實踐后，李沁云不再拘泥于最初為自己挑選咨詢師的“華人”“女性”等標準，而是更新了先前做出的論斷：“決定溝通質量的，是在場雙方敞開內心的程度，而不是性別、年齡、種族、語言或任何其他的東西。”（《心的表達》，第6頁）但她作為華裔女性的移民身份和多元的社會文化框架無疑使她具備了類似新弗洛伊德主義者的天然優勢：對語言、社會和文化因素形塑經驗的倚重和更為開放包容的心理空間。

宗教、靈性和心理分析

作為精神分析談話療法的宗師，弗洛伊德本人對于宗教和靈性問題抱有否定的立場。他出身于宗教意識相對淡薄的猶太家庭，盡管在歐洲反猶主義高漲時期他曾再三確認和強調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但他對猶太教以及其他世俗宗教從始至終都抱有敬謝不敏的態度。在寫給猶太人組織圣約之子會的信函中，他勇敢地自我剖白道：

“因為我從來都是個無信仰者，自小就是在沒有宗教的環境下長大，盡管我對人類文化的需求——所謂的‘道德倫理’——并不是不尊敬”，并在寫給一位美國基督徒的信中重申自己“注定只能以‘一個不忠實的猶太人’身份終其余生”（彼得·蓋伊《弗洛伊德傳》，667-680頁）。

早在弗洛伊德遭遇“弒父”幻覺的兩次戲劇性暈倒之前，他的法子榮格已經在1909年的維也納書房中宣說了他們兩人在靈性追求方面的分歧：就在榮格向弗洛伊德詢問他對靈學的看法之際，書架砰然倒塌，弗洛伊德否認這是客觀的顯化現象，而榮格則預言過一會兒書架還會發出聲響，并獲得了證驗（榮格《榮格自傳》，148頁）。隨著實證研究的進展，宗教情感和靈性經驗在心理咨詢臨床實踐中能夠發揮的積極作用，在學界已獲得了充分的證據支撐。

在書的第三部分，作者以大乘佛教“六波羅蜜”的概念范疇作為綱領，探討了心理咨詢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面向。她特別提示讀者引入宗教的概念，“不是要把后者‘總括’進前者，而是想以前者在給修行次第下定義時所體現出來的智慧，來梳理和辨析一下我對臨床心理工作的理解”。例如，在“布施”的經驗下，作者認為心理咨詢師作為“法布施”的主體對訪客理應秉持“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態度；“持戒”探討了心理咨詢師如何在平衡對金錢的渴望和恪守職業守則和道德底線之間做出善巧的抉擇；“忍辱”意味著咨詢師應當接受訪客對心理咨詢師的隨心所欲的種種投射；“精進”是在應對訪客的過程中學會換位思考；“禪定”需要心理咨詢師全然進入訪客的世界，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治愈癥結；“智慧”則是在了解訪客不同秉性的基礎上加以因勢利導的對治，不僅有“菩薩低眉”，更兼有“金剛怒目”。

這種將佛教和心理分析進行比附的做法可以追溯到鈴木大拙和美國精神分析學心理學家艾利克·佛洛姆合著的《禪與心理分析》。不過，以禪學為本位的鈴木大拙在提到“六波羅蜜”的禪者實踐中，僅對般若智慧和心理分析的關系進行了聯結：

般若是當一個人以最基本的意義感受到諸事物之無限整體時的經驗，用心理學的方式說，就是當有限的自我突破了它的硬殼，而將它自己同那無限相關聯時的經驗——這無限包括了一切有限之物，因之亦包括了一切順勢變遷的事物。

鈴木大拙（1870-1966）

而以精神分析為本位的艾利克·佛洛姆對宗教和心理分析之間的異同把握，更能凸顯類似于禪師的心理學家的角色定位：他高度稱贊了弗洛伊德愿意從長期主義的角度幫助一個人了解他自己的無私精神，這種不計功利的態度蘊含了對“人”的最終的深切的關懷。在大眾看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和宗教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精神分析追求的僅僅是通過消除精神障礙讓訪客回歸到正常生活，而禪宗的終點是開悟或更高層級的圓滿。相當一部分學術研究也著眼于比較弗洛伊德關于意識、無意識的概念和唯識宗的心、意、識名相。但有更高追求的心理分析學者已經在弗洛伊德對無意識的追索中看到了類似宗教證悟的可能性：

分析者只有在自身之內體驗到患者所體驗的一切，才能夠對患者有所了解……在分析者與患者間這種建設性的關系中，在充分投身于患者的行為中，在向患者充分開放并做回應的態度中，在這種同患者共處于中心對中心的關系中，存乎著心理分析的了解與治療的基本條件。分析者必須變成患者，然而他又必須仍舊是他自己；他必須忘記他是醫生，然而他又必須知道他是醫生。只有如此他才能夠給予“解釋”，而這個“解釋”由于是源自他自己的體驗，因此具有權威。分析者分析患者，但患者也分析了分析者，因為，分析者由于分領了患者的無意識，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無意識更為厘清。因此，分析者不但治愈了患者，并且也被患者所治愈。他不僅了解了患者，并且終致于患者也了解了他。當這個階段到達之后，也就到達了一體與相通的階段。（鈴木大拙、佛洛姆《禪與心理分析》，172-173頁）

建基于人類的無意識是同一片深海的前提，心理分析和宗教證悟之間的共通性得以完整呈現。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的起手處是異常的精神障礙，是被壓抑的本能欲望，同時也可以被理解為靈性未能完全抒展狀態下的人類的普遍性癥候。作為具有宗教精神的求索者，李沁云無疑也看到了心理咨詢在調整人心這一更宏大也更精微尺度上富有的建設性和可能性。

移情、阻抗和反移情

所謂移情，“是指來訪者將自己早年對重要他人的感覺、態度以及正性和負性的幻想無意識地轉移到治療師身上”（杰拉德·科里《心理咨詢與治療的理論及實踐》，66頁）。所謂阻抗，是指“任何阻礙治療進展、阻止來訪者接觸自己無意識內容的因素”（同上，70頁）。在心理咨詢的過程中，心理咨詢師本人深藏的精神創傷勢必面臨被再次反復揭開的風險，來訪者的情緒起伏也會喚起咨詢師強烈的精神共振。咨詢師做出的下意識的真實反應，反映了自身的潛意識癥結，這也被稱作“反移情”。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詢師將對移情和阻抗的分析視為開展工作的重要方面，這也意味著咨詢師需要隨時評估和判斷移情和阻抗的發生階段并做出及時的調整。

弗洛伊德在內科醫生約瑟夫·布洛伊爾治療安娜·歐的失敗案例中發現了“移情”的存在，并在《移情之愛的觀察》（1915年）一文中對該現象進行了初步的討論，對訪客已經產生移情的咨詢師提出保持超然立場的建議：

對分析而言，滿足病人的愛的欲望就如同壓抑它一樣，都是災難……他時刻提醒自己不要遠離移情之愛，不要去駁斥它，也不要讓病人覺得不愉快；但是他必須堅決地抵制任何對移情之愛的反應。他必須緊緊抓住移情之愛，但又要將其視為不真實的，視為一種不得不在治療中經歷的、需要回溯到其無意識源頭的情境。

弗洛伊德同時也將移情的出現視作阻抗的形式之一，即訪客試圖通過向咨詢師展現愛的需求來阻止咨詢師對其潛意識內容的迫近。存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歐文·亞隆在他著名的心理小說《診療椅上的謊言》中就塑造了兩位面對女訪客的移情做出截然相反選擇的男心理咨詢師：資深且經驗豐富的西摩·特羅特醫生被控與他年輕的病人發生關系，但他聲稱這是他為病人創造的個性化治療方式，完全是從病人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出發做出的行動；而年輕的歐內斯特·拉許醫生，盡管面對病人預先想定的報復性勾引幾近丟盔棄甲，還是始終堅持在她身上試驗“絕對坦誠”的治療方法，最終化解了女病人的心結，讓她放棄了報復的想法。

歐文·亞隆（1931—）

和弗洛伊德對“移情”議題的觸及中先驗地帶有父權主義印跡并假設移情是女訪客愛上男咨詢師這一情境有所不同的是，作者李沁云作為一位女性咨詢師，需要自行摸索和處理女性咨詢師遭遇的溫和的移情或者是較為極端的情欲化移情。有些訪客把咨詢師看作父母，有些訪客把咨詢師看作溫暖知心的大姐姐，有些訪客把咨詢師看作另一個自己，有些訪客把咨詢師看作帶有個體性癖的情欲化對象。正確處理移情和反移情是心理咨詢師治愈訪客的抓手，但也經常成為咨詢師恪守職業倫理的難點所在。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詢流派強調在持證上崗之前，咨詢師本人最好能夠聘請個人咨詢師。雖然這往往意味著一筆巨大的支出，但個人分析師的存在能夠更好地督導心理咨詢師的職業狀態，幫助新手咨詢師形成換位思考。李沁云也詳實記錄了她為自己挑選合拍治療師的雙向選擇的經過，以及在告別舊的治療師之前每每需要經歷的心理波動和掙扎。每當她在忙碌的學習工作中抽空去治療師工作室中的長沙發上躺下時，她總能在滔滔不絕中進行抒壓，或是在不被打斷的宜人的短暫沉默中獲得療愈。而來訪者和咨詢師談話的主題不僅包括眼前的困境、情感壓力，甚至也可以談論對咨詢師和咨詢關系本身的不滿。面對個別同行“你只是坐在那里一聲不吭”的指責，李沁云也并不做過多辯解，因為沉默本身也是一種容受情緒的有效空間，有些時候甚至比話語更具有對話性。

正是意識到了自身阻抗情緒的普遍存在，作者在開展獨立心理咨詢業務時，對突然取消預約、飽含攻擊情緒等的來訪者們產生了更多的共情。就阻抗而言，訪客的習慣性遲到、爽約或者取消預約，或許都暗含了潛意識中對心理咨詢的抗拒。在書中，面對一位反復失約的訪客，作者所在機構的督導和她的個人咨詢師曾經給出過不同的解決方案。她的督導認為，訪客應當是責任的主體，心理咨詢師不應該比訪客工作得更加努力。而她的個人咨詢師Dr. K犀利地指出，“這種妨礙治療的阻抗如果不解決的話，療愈永遠也不可能發生”，建議她采用一種劇烈的干預手段，直接向病人表達對方并不尊重自己的時間和工作。這也體現了不同理論取向在心理咨詢臨床實踐中的路徑選擇。作者最終采納了Dr. K的意見，用對抗性的態度向訪客表達了對其屢屢失約的不滿，收獲了和訪客關系的重大進步。這一選擇適當引入了存在主義取向心理治療的做法，即讓訪客承擔起對自身的責任，而不是讓咨詢師成為他依賴的對象。

如何在符合職業倫理的前提下幫助來訪者實現心靈自由的目的，是每一位咨詢師都需要直面的議題。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小孩，也都經歷過大大小小的創傷，而能夠為之提供療愈的心理咨詢服務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到和運用。只是，我們對心靈世界的整體探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相關行業的職業規范和倫理操守也在完善之中。《心的表達》一書無疑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個案，該書的寫作立場是真實的，表達的感受也由于碎片化而備顯真摯，體現出了將心比心的莫大誠意。閱讀這樣一本真誠的筆記，能夠幫助我們在喧囂塵世中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在小孩，進而面對深邃浩瀚的人性，感知維度豐富無限的生命。至于作者提出的終極議題“精神分析的治療方式已經落伍了嗎”，她早就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探索人類的心靈這件事，永遠也不會過時（《心的表達》，293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療法是否已經徹底成為了舊時代的暗影，或許正如曾經在20世紀30年代的維也納接受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治療的美國女作家希爾達·杜利特爾在《致敬弗洛伊德》一書中所言：

就像我在維也納9區伯格街19號那個房間里舒展地半躺在沙發上時，對面櫥柜架上那些精致的希臘淚瓶、溢彩的琉璃碗和花瓶一樣，在黃昏中隱隱閃光。只要還有人記得，只要還有人夢見，已死的人便依然活著。

希爾達·杜利特爾《致敬弗洛伊德》

在心理咨詢治療過程中，人和人的相遇、心和心的相逢仍然是最重要的主題。心理咨詢師需要建立在對自性的洞察（古希臘德爾菲神廟銘文“認識你自己”）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深度看見訪客。《心的表達》是為弗洛伊德做出的辯護，而弗洛伊德在成為眾矢之的的時候也始終拒絕旁人為自己辯護：

他從不發號施令，就只有那么一次，只有這么一條律令要我遵守。他說：“請你永遠——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在聽到詆毀我和我的研究的辱罵性言論時試圖為我辯護。”

辯護行為本身是徒勞的，不辯自明的態度本身也是辯護，而心的表達是其自身的意義尺度。弗洛伊德及其所開創的精神分析療法從來都伴隨著莫大的爭議和質疑。他的貢獻需要再次被指認：人們的顯意識不過是意識之海曝露在陽光下的冰山一角，龐大莫測難以言喻的無意識才是個體行為得以被深入闡釋的載體。

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北美式微并普遍作為前置理論存在形成有趣對照的是，國內的臨床心理咨詢師仍然相當推崇精神分析的理論取向。例如，簡單心理在 2023年對平臺上一千名咨詢師理論取向的抽樣調查中，咨詢師選擇最多的五個理論流派及占比分別是：精神分析/心理動力學取向（80.3%）、存在—人本取向（34.9%）、認知行為（24.0%）、焦點解決（16.3%）、家庭系統（16.3%）。此外，2020-2023年，簡單心理平臺的咨詢來訪者單年平均咨詢次數從十點八次提升至十二點七次；2018-2023年，咨詢來訪者單年平均費用穩定在五千至六千五百元之間，近三年的人均費用保持在近六千五百元。隨著心理咨詢在國內日常生活中的接受度不斷提升，也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為精神分析取向奉行的長期主義談話療法買單。與此同時，心理咨詢行業的從業者也需要以正心誠意的態度、專業合規的技巧提供療愈服務，讓咨訪雙方共同的心靈成長帶來的喜悅成為豐厚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