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嶺”的意義

黃州是蘇軾的第一貶，惠州是蘇軾的第二貶。到惠州的時候，他已經經歷過一次貶謫。惠州之貶和黃州之貶雖無本質差別，在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卻又有著極大的不同。惠州在蘇軾的貶謫當中還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他被貶過了南嶺——東坡過嶺了。

紹圣元年（1094年）閏四月，蘇軾在宋朝最北端的邊境城市定州接到了貶謫命令，然后一路南下，從位于今天河北南部的定縣，跨越漫漫長途，經過今天的江西贛州，到達江西大余（宋稱南安軍）；蘇軾在南安軍跨越大庾嶺，過嶺之后就到了南雄州，進入嶺南地域；接下來他一路南行，經過韶州、英州、廣州清遠、廣州，再往東抵達惠州。蘇軾抵達惠州的時間是紹圣元年十月初二，這時候他即將五十九歲。蘇軾的生日在陰歷十二月，虛歲五十九，周歲是五十七。這個年齡，我們今天覺得還是很年輕的，但是在宋代是老人家了。

蘇州到惠州報到之后，按慣例要給皇帝上一個表，表達感謝。蘇軾在《到惠州謝表》里面這樣說：“仁圣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群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仁圣”指皇帝，皇帝本來想保全蘇軾，要給他一個南方遠地（英州）的知州來做，但是“群言交擊”，他的政敵不肯放過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幸好皇帝體恤，寬大為懷，“尚荷寬恩，止投荒服”，只給了他流放嶺南的處分。“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蘇軾說他還能夠保住性命到南方來，全靠皇帝的恩寵，他向皇帝表示由衷地感激，“臣敢不服膺嚴訓，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同時，他又表白自己是可憐的，他到了嶺南這樣一個“瘴癘之地，魑魅為鄰”的地方，加之年老體衰，“衰疾交攻”，恐怕再也無法回到北方家鄉，“無復首丘之望”，對于皇帝，他“精誠未泯，空余結草之忠”。

“瘴癘之地，魑魅為鄰”是蘇軾對惠州最初的描述，也就是說，自然環境惡劣，文明程度低下。對于今天的嶺南聽眾來說，這種說法有些得罪。但這就是宋朝北方人想象中的嶺南。宋朝有一個好傳統是“不殺大臣”，大臣犯錯誤予以貶謫，最嚴厲的貶謫就是“過嶺”。

“過嶺”是宋朝對于宰相級別大臣最嚴厲的懲罰。舉一個例子，元祐四年（1089年）發生了一起針對前任宰相蔡確的指控，說他誹謗太皇太后。當時是太皇太后高氏當政，有人摘舉了蔡確《車蓋亭詩》里的句子，說蔡確誹謗太皇太后。那么，應當怎樣處置蔡確呢？朝廷之中當時起了很大的爭論，有人就提出來要殺蔡確。如此嚴厲的殺宰舉動很快被否定了，在蔡確的處分爭之未定、爭論不下的時候。范仲淹的兒子、宰相范純仁聽說文彥博提議要把蔡確“貶于嶺嶠”，就很緊張，去跟左相呂大防說：“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此路”指把宰相大臣貶到嶺南去的路。乾興是真宗的最后一個年號，只有一年，即公元1022年。乾興元年，宰相寇準、丁謂先后被貶往嶺南。從那以后，就再也沒有發生過宰相大臣被貶嶺南的事情，過嶺之路已經荒廢了近七十年。范純仁說，如果我們現在把蔡確貶到嶺南去，重開過嶺之路，“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如果我們今天對政治上的對立面進行如此嚴厲的懲罰，如果我們把政治斗爭搞到如此激烈的程度，那么也許有一天，我們自己也難免被反噬。范純仁的話顯然打動了呂大防，在太皇太后面前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呂大防和劉摯就為蔡確辯護，說蔡確的母親尚在，而且年紀很老了，就不要讓他過嶺了。這是用孝道在為蔡確辯護，非常正當的理由。但是太皇太后與蔡確有私怨，格局不夠，拒絕寬宥，斬釘截鐵地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此州指新州（在廣州西邊）。蔡確最終被貶過嶺，“荊棘近七十年”后，過嶺之路還是重開了。

宋朝開封視角中的廣州

珠三角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最發達，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地區。但在宋朝人眼里，它是“瘴癘之地，魑魅為鄰”的荒蠻之區。從當時首都開封的視角來俯瞰當時的廣東（廣南東路），那是一個怎樣的狀態呢？首先是人才不竟，教育落后。整個嶺南地區教育最發達、科舉最成功的地方是比較靠北的韶州，而廣州則相對落后。宋朝960年建國，1095年，建國135年之后，時任廣州知州章楶說“二廣據五嶺之南，凡四十余州，而番禺為巨鎮”，廣州是兩廣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但是“至于士人之知名者獨少，而業文擢第乃劣于他州”，廣州的讀書人有名的很少，廣州讀書人在科舉考試中取得成功的反而比不上其他州。這是廣州的人才不竟。而人才不竟的原因，是因為“教化未孚”，這是開封視角中的宋朝廣州的第二個特點。站在中原往南看，廣州以及整個嶺南地區的風俗，相對來說都是比較落后的。廣州人“喜游樂，不恥爭斗”，大家都很喜歡玩，打架這種事情也不覺得羞恥。再有，這個地方的女性地位高、自主性很強。老婆代老公去打官司，一個女人跑到衙門里去，打起官司來“如在其室家”，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樣，“詭辭巧辨，喧嘖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幾乎每天都有廣州女人跑到衙門里去，大聲吵鬧，胡攪蠻纏，官老爺一頓鞭子板子打出去，第二天還有別人來。對于這種現象，我們今天可以做很正向的解讀，認為廣州民間的自主性強，女性地位高。但是在開封眼里，在傳統儒家眼里，這就是“朝廷之教化未孚”。

宋朝的廣州的第三個特點是，它是一個商業繁榮的外貿港口，居民能冒險、善致富，“蓋水陸之道四達，而番商海舶之所湊也”。廣州是一個重要的外貿港口，“犀象、珠璣、異香靈藥、珍麗瑋怪之所聚也”。開封上層所需要的海外珍異之物，包括香料，從這里抵達中國。在這樣一個開放的港口城市，“四方之人雜居于市井，輕身射利，出沒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死且無悔”。這個地方的老百姓為了謀利是敢于冒險的，善于致富的。

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廣州有著開放包容的一面，居民番漢雜居，有番坊，就是外國人的聚居區。熙寧年間廣州有一個叫劉富的富人捐資助學，同時還有一個“懷化將軍卒押陀羅亦捐資以完齋宇，復售田以增多之，其數亦埒富之入”。“懷化將軍”是宋朝政府給外國友人的榮譽稱號。劉富捐資助學的時候，這個叫卒押陀羅的外國商人首領也捐出錢來，幫助修繕校舍。卒押陀羅在廣州有地，為了增加捐資助學額度，卒押陀羅還賣地變現。他捐的總額和劉富的捐資額差不多。卒押陀羅提出，希望在州學里“置別舍，以來番俗子弟，群處講學”，也就是說，他希望在廣州的州學里專門搞一個留學生樓，給外國留學生居住，讓他們也能夠學文化，參與交流，“庶太平德澤無遠爾之限也”，即希望遠人也能享受宋朝的恩德雨露。

總體來說，廣州是這樣一個番漢雜居、商業繁榮的外貿港口，它的居民能冒險，善致富。但是，在開封眼里，廣州仍然是相對落后、教化未孚的。從開封朝廷的角度來看，將廣南東、西兩路做一個對照，廣東是一個比廣西更加順服、穩定的邊疆區，是香料等奢侈品輸入中國的地方，也是朝廷市舶收入的重要來源地。

最后，對于北宋朝廷來講，廣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它是鹽、銀、鐵、鉛、錫等礦產資源的寶庫。比如廣州下轄8個縣，其中5個縣都設有場。根據《宋史·地理志》的記載，番禺有銀爐鐵場，出鐵；清遠有大富銀場、靜定鐵場、錢糾鉛場，出銀、鐵、鉛；懷集有大利銀場；東莞有桂角等二銀場，靜康等三鹽場，海南、黃田等三柵；新會有千歲錫場、海晏等六鹽場。

以上就是廣東對于北宋朝廷的意義和價值。這是一個遙遠的地方，是一個瘴癘之地，天氣濕熱，所以北方人很不習慣，不愿意去，甚至廣東的官位出了缺都沒人愿意去替。因此，廣東地區比較早期的時候官位要靠攝官來填。攝官沒有編制，沒有正式的官員身份。為什么要用攝官？正式官員不夠。由于教育水準低，廣東本地人能通過進士考試的不多，但是這些考過進士的人，朝廷會給他們一個非正式的官員身份，讓他們在本地政府中來為國家工作。

這就是宋朝的廣東，北方朝廷視角中的邊疆區，不適合北方人居住的煙瘴之地。因此，在“不殺大臣”的政治傳統之下，“過嶺”就成了對大臣的極端懲罰，“過嶺”的出現意味著政治斗爭殘酷性的加劇和報復性的增強。

蘇軾在惠期間的廣東官員

紹圣元年閏四月，東坡“過嶺”，十月初二抵達貶所惠州。來到嶺南的蘇軾是一名謫官，是政治斗爭中的敗北者、失意人，他之出現在嶺南本身就是一個懲罰。那么，廣東官員是怎樣對待蘇軾的呢？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了解廣東都有哪些官，分別是誰。下面，我們就根據廣南東路的官員設置、按照基本上從高到低的順序，逐一介紹廣南東路的設官、蘇軾在惠期間的任職者，以及他們與蘇軾的關系。宋朝地方實行路-州-縣三級管理體制，路統州，州統縣。州、縣兩級地方政府管理轄區之內除軍事之外的一切行政事務，包括社會經濟、財政稅收、司法和教育。路一級實行分離制管理，主要設有經略安撫司、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和提舉常平司四種機構，這四種機構各有分工，互不統屬。

我們先看路這一級。在整個廣南東路，級別最高的官員是廣州知州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蘇軾在惠期間經歷了兩任經略安撫使，第一任是章楶章質夫，第二任是王古王敏仲。

廣州知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之下，是主管本路財經的轉運使，在當時的體制之下，掌管外貿的廣東市舶司也是由廣東轉運司來管理的。這一點對于蘇軾的惠州生計有莫大關系，后邊會講到。當時的廣南東路轉運使是傅志康，他的駐地在廣州。

路一級在經略安撫使和轉運使之下，排第三的是提刑。就是電視連續劇《大宋提刑官》的那個“提刑”，機構名稱是提點刑獄司，長官名稱是提點刑獄。當時的廣東提刑是程之才，字正輔，他的辦公地點不在廣州，而在韶州。

路級排名第四的是提舉常平司，駐所在廣州，當時的廣東提舉是蕭世京。

總結一下，路一級有四個衙門，廣東經略安撫使、廣東轉運使、廣東提舉駐廣州，廣東提刑駐韶州，四個衙門各管一攤，彼此之間沒有統屬關系。轉運使、提刑和提舉這三位除本職之外，還負有監察職能，他們的履職方式是往來巡視，通常來講，要在一年之中遍巡轄區所有州縣。

四位路級官員中有一個人對蘇軾來說非常特殊，這就是廣東提刑程之才程正輔。他是蘇軾的舊姐夫兼親表哥。程之才的父親是蘇軾母親程夫人的娘家哥哥，所以程之才是蘇軾的親表哥。而蘇軾的姐姐蘇八娘嫁給了程之才，中表聯姻，親上加親。但是很不幸，蘇八娘剛嫁過去沒兩年就死了。蘇洵認為程家要對八娘的死負責，他寫過一首《自尤》詩，表達了對程氏父子的高度不滿。女兒過世之后，蘇洵與程家斷交。后來蘇軾、蘇轍兩兄弟和程之才的兩個弟弟都比較早的復交了，但是和程之才（程正輔）本人一直沒有來往，彼此斷交42年了。蘇軾被貶過嶺，程之才被派到廣東來做提點刑獄，有宋朝的筆記認為這是蘇軾的政敵有意要利用兩家的舊怨，讓這舊姐夫親表哥來整治蘇軾。但是，他們顯然錯估了程之才的心胸。程之才很對得起蘇軾，對蘇軾非常好。他主動伸出橄欖枝，要來見蘇軾，并不斷地寫詩寫信問候蘇軾。蘇軾開始時還是有點戒備心理的。但是最終，這一對老兄弟久別重逢，解釋前嫌，重修舊好，情好日密。程之才成為蘇軾在惠州的有力依靠，蘇軾在廣東的很多活動都跟他這親表哥舊姐夫有莫大關系。

其他的路級官員，像章楶章質夫，還有王古王敏仲跟蘇軾之間都是舊相識，章楶與蘇軾同輩而年長，王古則比蘇軾晚一輩，這兩個人跟蘇軾都有著相當好的關系。廣東提舉蕭世京跟蘇軾的關系也不錯。路一級唯一對蘇軾不夠友好的是轉運使傅志康，而這位傅志康還是蘇軾的同年進士。

以上是路級官員。他們位高權重，對蘇軾的態度對于州縣官員是有示范意義的。以下說州縣官。

州、縣兩級官員跟蘇軾有過交道的，基本上對蘇軾都非常之好，包括廣州通判（廣州第二把手）譚掞譚文初。之所以要特別提到譚文初，是因為他特殊的社會關系。譚文初是韶州曲江人。王安石的父親王益在韶州做知州的時候，請譚文初的父親來教授自己的兒子也就是王安石兄弟讀書，譚文初兄弟是跟著一起學的。所以，譚文初是王安石的早年同學，后來也得到過王安石的提攜——曾經進過王安石《字說》局。但是這位譚文初，總體上對蘇軾也是非常友好的，他保持了自己的獨立判斷，并沒有自視為王安石的私人。

本文摘自《趙宋：如是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