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聊起左權將軍的時候，曾提到他在犧牲時尚被著留黨察看的處分的經過。

左權受王明“左”傾錯誤影響，他的這個處分是源于1932年6月被人告發私藏“托派”文件，后來經過左權一再向中央說明情況，織上沒有將他當作反革命論處，給了他留黨察看8個月的處分。

1931年底，左權調閩西任新紅十二軍軍長，他率部轉戰汀州期間，上海“托派”組織給時任新紅12軍政委施簡寄了封文件，時任一團政委劉夢槐發現了這份文件，于是就向左權匯報了這件事。左權事后從施簡處要回了這份文件，但在當時情況下，他未向黨組織匯報，后從新紅12軍調任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參謀過程中，又遺失了這份文件。

這才導致了這件事情的發生。

不過，原事件的主人公施簡后來怎樣了呢？

一

1932年6月，左權因被人告發而受處分，因為“托派”問題在當時時屬于比較嚴重的問題，施簡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

這也因而造成了一個歷史謎團。

不少資料記載，施簡是犧牲了，但不同的資料卻有不同的記載，有說法稱他犧牲在1932年5月，但也有文章稱他是犧牲于長征前夕、

那么到底哪個才正確？

這還要從施簡生平說起。

1906年，施簡出生于江蘇啟東，時至今日，位于江蘇啟東市北新鎮軼昌村還修建有施簡烈士紀念館。

根據資料記載，施簡原名施漾旌，出生時家庭優渥，所以很小的時候就接受過良好的教育，14歲（1920年）跟隨哥哥到上海讀書。

施簡到上海的時候，正值上海革命運動蓬勃發展，陳獨秀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導工人運動，他也受此風氣影響，積極參加革命。

大革命時期，施簡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并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1927年參加過上海三次工人武裝運動，同年正月初十，施簡同青梅竹馬的同鄉女子盛婧德結婚。

據盛婧德多年之后回憶：

“當時投身革命心切的施簡，為了不讓家人擔心，謊稱自己是外出經商做生意，等掙了錢就回來接我們。”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與此同時，施簡被組織派往蘇聯留學，并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左權也在伏龍芝軍事學院。

1930年，劉伯承、左權、施簡等在蘇聯留學的一批人回國，并被派往中央蘇區。同年10月，兩人都被派往閩西領導革命。

當時，閩西的黨組織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

閩西各縣原有的赤衛團早在1930年4月就被編為紅九軍，后來紅九軍改稱紅十二軍，同年6月，紅十二軍隨紅一軍團進軍江西，留在閩西的紅軍和地方部隊組建紅二十軍、二十一軍。

不久之后，紅二十軍、二十一軍合編為新的紅十二軍，資料記載為新紅十二軍。轄三個團，總兵力3100余人，有1600多條槍。

左權調閩西后不久，即接替賀沉洋任軍長，施簡則出任政委。

同年10月20日，閩西革命委員會成立，施簡任主席、張鼎丞、左權等人任常委。

施簡為了鞏固和發展閩西蘇區做出過重大貢獻，并積極配合了紅一方面軍一、二次反“圍剿”作戰。

二

不過很不幸的是，當時中央蘇區正受“左”傾錯誤影響，施簡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

資料的記載也從此開始出現了偏差。

第一種說法：

1931年春，閩粵贛省委在永定虎崗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傳達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精神。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獲得了領導權力，開始推行一系列的“左”傾冒險主義，閩粵贛省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也正是為了推行這一決議。

極富軍事斗爭經驗的左權、施簡認為以閩西蘇區的實際情況，根本不可能馬上遠離根據地打擊敵人。可遺憾的是兩人的主張很快遭到了不少人反對。

不久之后，新紅十二軍集中于虎崗地區開始“肅反”，施簡被誣陷關押，后獲得平反。

1932年5月，施簡率新紅十二軍到福建龍巖，幾天之后，在攻打距龍巖二三十里的雁石鎮時，不幸頭部中彈犧牲。

此為比較廣的記載。

1993年版《啟東縣志》第二十八篇 “人物傳記”記述，也明確記載施簡犧牲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寫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華著名烈士》(第十卷),，也采用此種說法說。

第二種說法：

1931年春節前夕，新紅十二軍在閩西長汀縣南陽“龍田書院”召開紀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卜克內西、盧森堡。

事實上，對于當時絕大多數紅軍戰士而言，他們根本不認識所謂的李卜克內西、盧森堡，但對如此隆重召開的紀念大會，還是投入了足夠的精力。

大會作完報告后，全體戰士們熱烈鼓掌，本來這也是慣例，但參會的團干事吳拙哉不知為何緣故，竟然高喊：

“堅決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

當時新紅十二軍正在傳達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吳拙哉這句口號一喊出，頓時引起軒然大波。

吳拙哉事后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逮捕，并被認定是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分子，經公審后，于3月2日在虎崗被處決。

直至新中國成立以后，吳拙哉才被定為革命烈士。

不久之后，新紅十二軍集體開赴虎崗“肅反”，史稱“肅社黨事件”，不少干部均受此影響被逮捕關押，其中部分人犧牲。

在逐步的深挖過程中，時任軍政委的施簡也受到了牽連，被定為“托派的三軍負責人”，受到蘇維埃紅色法庭審判。

1932年6月9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創辦的第一份中央機關報）用了很大的篇幅刊載了同年4月24日蘇維埃法庭的《臨時最高法庭批示》（法字第七號）和閩西省政府裁判部的《判決書》（第一號）。

判決書中記載了施簡等十三人所謂“罪行”，施簡被判監禁十年，因為他是工人出身，所以酌情減為五年。

1934年長征前夕，施簡在瑞金去世（被殺害？）。

除了1993年版《啟東縣志》外，其后出版的諸多資料則是采取了這一種說法，

很明顯，此說法就與第一種說法出現了偏差，因為資料中未標明施簡在被判刑后有過平反，所以從理論上講，施簡在4月下旬被判刑后就關押了，根本不可能參與同年5月率領新紅十二軍作戰，還犧牲在戰場上。

八十年代中期，《啟東縣志》在追溯施簡生平時，不少專家也傾向于施簡是長征前夕被錯殺了，但走訪調查了許多當事人，他們對施簡當年在瑞金被審判一事記憶深刻，但對他審判后的下落卻并不清楚。

巧的是，當時啟東縣志辦公室接待了一位自稱是原新紅十二軍的老兵，他稱曾聽說施簡是攻打眼石鎮（雁石鎮）時不幸頭部中彈犧牲的。

因而被縣志所采納。

三

總而言之，施簡犧牲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都無人問津。直至1945年施簡被平反。

結合黨史資料來看，應該是當年召開的黨的七大會議上。

施簡犧牲以后，他的家人們在后來許多年里，都在找尋他的下落。

據施簡哥哥施漾東回憶：

“1931年4月，黨組織就派施簡去紅區工作。臨別時，施簡對我說，我出去以后如有不測,請查找左權和劉伯承同志。我又為他做了衣服和日用行李，送到碼頭，依依不舍。兩三個星期過去了，施簡弟弟來了一封信，他已安全到了龍巖，我也放心了。哪知，這是給我的最后一封信，以后就杳無音信。”

1942年11月，施漾東專程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尋訪弟弟施簡的下落，當時《新華日報》社的負責人還親自出面接待，但眾人聚在一起想了無數辦法，都沒辦法查清施簡的去向。

施漾東沒有辦法，隨后又輾轉昆明、成都尋找，但最終也是失望而歸。

1949年全國解放以后，施漾東寫信給中央軍委以及組織部查訪弟弟下落，在杳無音訊的情況下，動筆給毛主席寫了封信，希望毛主席能夠親自過問此事。

毛主席對施簡留有很深刻的印象，在收到信以后，立即批轉中央組織部。

1950年，中組部秘書處給施漾東寫了封復信：

“施漾東先生：致函毛主席查詢施簡同志下落，經轉來我處查后知施簡同志系內戰時期福建省死難烈士，年三十歲左右。十二軍長兼政委，蘇聯學生，一九三二年犧牲。其他詳情則無材料。”

施家人至此才知道施簡的下落。

毛主席始終記得施簡。1955年9月29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授勛儀式上，毛主席走到劉伯承面前，還特意問了一句：

“那位紅十二軍的施簡呢?”

1958年9月12日，烈士遺孀盛婧德收到了毛主席親筆簽發一張編號20802的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在丈夫離開家參加革命后，盛婧德一個人含辛茹苦的支撐著整個家，后來丈夫始終沒有回家，為了給施家延續香火，她過繼了一個孩子，取名施沖。

據施沖回憶，1997年新聞播報駐港部隊組建即將開進香港的時候，已經年邁的盛婧德還豎著耳朵，還叮囑他：

“沖兒，快去打聽打聽，這支老紅軍部隊里有沒有你爹指揮的戰士?”

一提起早逝的丈夫，盛婧德就忍不住落淚。

2000年，盛婧德去世，享年94歲。

2005年，江蘇啟東縣在布置新建的烈士陵園時，為施簡烈士專門辟置陳列展廳，并塑造了烈士雕像。

2014年3月21日，已經是退休教師的施沖接受采訪時還表示：

“娘生前有一個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后一定要和自己的男人葬在一起。娘講，我和“祺狼哥”分手70多年了，活著我倆沒有多少辰光待在一起，死后我倆要永遠在一起，我要好好陪伴“祺狼哥”（施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