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辛亥”到“五四”

也許是通了火車，鄉下人的消息靈通些了；也許是我長了年 歲，懂事了，這時我才知道了杭州這個地方也還有日本人、英國人。 當時有不少日本人住在拱宸橋，開絲廠、賣西藥，“仁丹”、“中將湯” 的廣告，一直貼到了嚴家街。我不知道當時的拱宸橋是不是租界， 反正鄉下人把它看作一個又奇怪又可怕的地方。

就在火車開通那 一年，拱宸橋發生過一次日本人和絲廠工人的哄斗事件，嚴家衡的 小伙子們也摩拳擦掌地說要去打“東洋人”。

至于杭州還有英國 人，那是有一次我生了傷寒病，李家二姑母來看我，說大方伯有個 英國醫生，叫梅滕根，會說中國話，不妨去看看。但是我害怕，母親 也說傷寒這種病只要小心養養就會好，不宜多吃藥，這樣，盡管沒 有看到，我才知道了杭州有個英國醫院。

我生傷寒是在夏天，母親 主張的“好好的養”,主要是只準我吃素菜，特別是禁吃魚蝦(在鄉 下，鄉下人難得吃到肉，但是小魚和蝦，是可以很便宜地從鄉下孩 子手里買到的)。病后正值秋天，于是每天吃茄子、葫蘆、冬瓜，連 續吃了幾個月，我就對瓜類發生了反感(也許醫學上叫過敏吧),一 吃瓜就嘔吐、腹瀉。

這樣，從幼年到六十幾歲，我一直不吃瓜，包括宴席上的冬瓜盅，在朋友間傳為笑談。直到“文化大革命”,“監護” 中天天給吃窩頭和西葫蘆，不吃也得吃，勉強一下，居然也不再“過敏”了。

1911年(辛亥),我十一歲，不上學，一直在家里讀“閑書”,看 《天雨花》、《再生緣》之類，母親也不反對。這一年夏天，表兄李幼甫送給我幾本油光紙印的《三國演義》,一下子入了迷，連每年夏天 我最歡喜干的事：捉知了，捉紡織娘，養金鈴子之類也忘記了。

可 是一到秋天，忽然間連嚴家街這么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也緊張起來 了。這一年的農歷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義，趕走 了總督瑞激，武漢“光復”了!

因為這正在中秋節之后，所以很快就 傳出了“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反滿口號。我記得那時流傳得最廣的 一本書是《推背圖》,老百姓說，那是“明朝的諸葛亮”劉伯溫寫的。

我沒有看到過這本書，但是我每次走過鄔家店門前，都有許多人聚 集在那里議論《推背圖》上說的“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休”這兩句話。他們說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 因此革命軍掛的是白旗。

大概在舊歷九月初，母親接到我舅父的 急信，意思是說杭州是省會，革命黨可能會“起義”,有危險，要我們 到德清去避一避。這樣，母親帶著四姊和我坐“腳劃船”去德清，住 在我舅父家里。

舅父徐士駿是一個曹禺的《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爺 式的人物，表面上治家極嚴，我的表兄嫂們見了他，真像老鼠見貓 一樣；可是在這一個大家庭中，各房之間勾心斗角，乃至偷雞摸狗之事，在我這個十來歲的孩子眼中也看得出來。只是盡管有這種矛盾，舅父對我們一家卻非常寬厚。

我們到德清之后不久，舊歷九 月十四日，杭州新軍起義，逮捕了巡撫增韞，推舉了本省“耆紳”湯 壽潛為都督。過了一天，江蘇也掛起了白旗，宣布獨立。

這樣，地 處江浙之間的德清這個小縣城里也熱鬧起來了，紳商頭面人物在 “明倫堂”開會，膽小的有錢人則把細軟轉移到鄉下，謠言很多，青 年人就跟著起哄，這時候，就發生了我的剪辮子事件。

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韓逗我，說：“杭州開始剪辮子了，你敢不敢?”

我負氣地說：“敢。”

于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辮子。可是當我高 興地拿了尺把長的辮子給母親看的時候，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

當時杭州雖已獨立，但是連當了都督的湯壽潛也沒有剪辮，因此搶先剪掉辮子，分明是很危險的事了。她拉著我向我舅父“告狀”,舅父是“場面上人”,家里出了這種事，對他當然是不利的，于 是，除了將景韓痛罵一頓，罰他下跪向我母親請罪之外，還命令我 從今以后不準出門；后來又找出一頂瓜皮帽來，把剪下來的辮子縫在帽子里面，逼我戴上，裝作沒有剪掉的樣子。這一場風波一直到 舊歷十月底，清朝政府批準資政院請求，發布了“準許官民自由剪 發”的命令之后，才算告一段落。

我記得我們一家是舊歷過年之 前，也就是“宣統皇帝”下詔退位(舊歷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后，回到 杭州的。臨行之前，舅父和我母親談好，過了新年，讓我到德清來 讀書，這里有一所縣立高小，舅父是校董之一，和校長曹緒康很熟， 可以不必考試。

這一年春節我過得特別高興，因為我是嚴家街唯一剪了辮子 的人。現在回想起來，習慣勢力、舊事物、舊觀念，實在太頑固了， 讀過或者看過《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在明末清初，蓄辮意味著向 “異族”投降，而現在經過了三百年之后，要剪掉辮子，反而成了一 場不小的思想斗爭，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說是不愿剪辮子的。

大概是民國元年(1912)的元宵節，聽說城里在剪辮子，我就跑到慶 春門去看熱鬧，果然，有四五個臂上掛著白布條的警察，有兩個手 里拿著大剪刀，堵在城門口(當時杭州還有很厚的城墻),農民出 城，就被強迫剪掉辮子，那情景十分動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 放著十來條剪下的辮子。

我趕到城墻邊的時候， 一個老年農民正 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個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個警察很快地剪 下了他花白的辮子，老農放聲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則圍在警察身邊 起哄。這次剪辮風潮鬧了十來天，后來農民索性不進城了，市場上 買不到蔬菜，于是強迫剪辮的辦法才告停止。其實，這是庸人自 擾，因為在這之前，“皇帝”已經下命令，準許“官民自由剪發”了。

過了年，母親就送我到德清去讀書，我進了德清縣立高等小學，走讀，住在舅父家里。這是一所比較正規的學校，有學生五六 十人，校址是在孩兒橋北，明倫堂左側。

明倫堂是祭孔的地方，房 子相當大，凡是本縣出身的人考中了狀元、探花、榜眼，這里都有一 塊匾，寫著“狀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某年中式之類的字樣。有清 一代，德清出過幾個狀元，老師告訴我，最后一個狀元是俞樾(曲 園),——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

我在這里念了三年半書，到 民國三年(1914)夏季畢業。在學校里，我謹言慎行，算是一個好學 生，畢業考試名列第二。還記得考第一名的叫邱志高，是我的對手 也是好友，第三名是蔡經銘，是我嫂嫂的弟弟。

德清離杭州不遠， 坐航船只要七八個小時，所以我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辛亥革 命那一年，我大哥不知通過什么關系參加了“革命黨”,在陳其美部下當了一名“庶務”。可是二次革命失敗，他就被遣散回鄉，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境就更困難了，打算賣“墳頭樹”,和母親吵架。

就在這個時候，大哥經過了這次“革命”的沖洗，顯得也關心時局了， 他偶爾也從城里帶回一份《申報》,告訴我一些時事，什么袁世凱派 人暗殺宋教仁，以及奧國皇太子被刺引起了世界大戰等等，都是從 他口中知道的。

我高小畢業，回到杭州，正是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一 年。盡管那時還小，可是在鄉下，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了。因為在 小學的時候，就聽老師和同學講過日本明治維新和光緒變法的故 事，記得我還從表兄徐景韓那里看到過一本叫《亡國恨》的唱本，講 的是印度、朝鮮亡國的故事。

其中說，當了亡國奴之后，三人不得 同行，三家合用一把菜刀之類，文字通俗，頗有煽動性。加上歐戰 開始之后，日本借口向德國宣戰，很快就在山東登陸，占領了青島。 這樣，連我也覺得亡國之痛就在目前了。

也就是在這一年，東陽縣 農民為了反對耶穌教會的洋人占用民田，引起了官逼民反，“暴民” 燒毀縣署的事件。我實在憋不住了，趁一個進城的機會，到后市街李家找表兄李幼甫去打聽消息。

見面談了幾句，完全出乎我的意 料之外，也許是他消息靈通，壞消息聽多了，不以為意，也許是笑我 這個毛孩子大驚小怪，他笑著說：“那么你說，怎么辦?”

我說：“你看 會亡國嗎?”

他還是一本正經：“誰也說不定，康有為不行，孫中山又 不行，老百姓有什么辦法?”

我有點火，頂了幾句，他卻邀我去游西 湖，我拒絕了，他說“不去也好，我怕你學陳天華!陳天華你知道 嗎?他主張革命，可是，他后來感到失望，一氣之下，跳海死了。你 不會跳西湖吧!”說罷大聲笑了。

這次談話毫無所得，也許可以說，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這次 進城假如說有收獲的話，那是從幼甫書房里借了幾本一直想看的 書，一本是《古文觀止》,另一本是《魯濱遜飄流記》,他還送給我一 部《文選》,可惜我那時還讀不懂它的好處。

1914年這一年，我想用“窮愁潦倒”這四個字來形容我的處境 是恰當的。

窮，已經到了幾乎斷炊的程度，連母親的幾件“出客”衣 服和一床備用的絲棉被也當掉了。

可愁的事，當然更多了，日本向 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而袁世凱則一心想做皇帝，連外國客卿也 向他遞了勸進表。

至于我自己，小學一起畢業的同學，大部分都進 了中學，而我，卻因為交不起學費而一直蹲在家里。

晚上，我坐在 床前，憑著豆油燈的微光看那本《魯濱遜漂流記》,忘了時間，忽然 聽到母親在被窩里飲泣的聲音。我趕快吹滅了燈，偷偷地睡下，可 是怎么也睡不著。這樣下去怎么辦?

想了又想，什么主意也沒有， 想翻身，想哭，怕驚醒了母親……。

這是冬天，夜特別長，朦朧了一 陣，天亮了，終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十五歲，是可以做工的年歲 了。

這之后，我瞞了母親，天天進城，去找工作。當時是歐戰時期， 民族工業得到了一點發展的機會。浙江是絲綢之府，本世紀10年 代初，絲紡染織工業已經有了初步基礎，緯成、虎林公司，都是這時期開辦的，除此之外，還有大小不一的作坊。

在這種情況下，我終 于在太平坊的一家“泰興染坊”找了一個當學徒的機會。

事情是這 樣：有一天我在艮山門車站附近看到一張招收徒工的招貼，當即按 地址去應招。紹興口音的管事問了我姓名、籍貫，我怕他聽不清， 就拿柜臺上的筆寫了我的姓名履歷。

他看我拿起筆來寫字似乎有 點驚奇，就問：“你讀過書?”

我回答：“小學畢業，有文憑。”

他笑了， “用不著，可是，當學徒是沒有工錢的，只供飯，讓你學本事，行嗎?”

我同意了，他進去和老板談了幾句，回頭來叫我在一張字據上畫了 一個“十”字。

到染坊店去當學徒這件事，是瞞著母親做的。我也完全料到， 她知道后會引起風波，可是當我詳細地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她，并補 充說，學手藝的時間是一年，做得好，也就是學得快，可以縮短，期 滿之后，每個月可以有兩塊錢的工錢。

同時，因為我識字，能記賬， 那位管事說，老板正要請一位記賬的人，所以做上幾個月，也許就 會給工錢。母親聽著，不作聲。很久很久，才慢慢打開箱子，給我 整理了幾件換替的衣服，她的面色是凄苦的，我想不出一句話來寬 慰她。

直到睡下之后，我朦朧中聽到她一個人在獨白：“……完了， 有什么辦法，世代書香，就在我這一代完了，兄弟兩個都當了徒 弟….... ”

當學徒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早晨四五點鐘起床，下門板、 掃地，和我年紀相仿的一個姓王的學徒還得替老板倒便壺、端臉水。那位管事的紹興人看得起我，只派我做些燒火、抹桌子、擺碗 筷之類的雜活。

這個作坊一共有十四個人，除了老板不動手之外， 連管事的也要參加操作。整個業務分為兩部，一是練，二是染，前者的工作要比后者辛苦得多。

當時的作坊根本沒有機器，練棉紗， 就在一口大鐵鍋里把堿水煮滾，然后把生紗搭在一根木棍子上反復煮練。練工是不戴手套的，他們的手掌長期和高溫堿水接觸，整個手掌就逐漸結成了一塊大跚，而且由于強堿的腐蝕，厚跚上就發 生了蜂窩似的孔點。

染色部門，勞動就比較輕了，他們的主要本領 卻在于掌握染料的份量、配色比例和染液的溫度。我在這染坊里 做了半年，并不覺得太苦。

我是兄弟姊妹中的最小一個，一般叫作 “老來子”,身體瘦弱，在生傷寒癥那一年，就有人背后說我可能“養 不大”;可是事情很奇怪，在染坊當了半年學徒，身體倒反而結實 了。

工人們和我也相處得很好，主要是我能給他們寫點家信之類， 因此，我就安了心，打算做“滿師”,就可以拿工錢了。

可是，人生的 路上是有偶然性的，這一年夏天，一陣狂風(臺風)吹倒了我們老屋 靠西南邊的那座風火墻，西邊空著的樓房，也倒了一片，母親派人 通知我，要我回去看看。

回到家，墻塌屋倒的事已經過去了，而最 意外的是大哥告訴我，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因為近年來辦得不 錯，決定升格為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原有的甲種工業學校改為工專 的附校，要擴大招生，浙江每縣可以保送一兩個公費學生，這樣，德 清縣因為我“品學兼優”,把我列入保送之列，學費由德清縣政府負 責。大哥用命令的口氣，要我立即離開染坊，趕快補習功課。

這個 消息，對我，對我母親乃至整個家庭，當然是個喜訊，甚至當我第二 天到泰興染坊去向老板辭工的時候，這位平時很少講話的老板也 面有笑容，并把用紅紙包好的四角小洋送給我作為“賀禮”。在染 坊當學徒的時間很短，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勞動，特別是練工們 手掌上的蜂窩跚，卻一直凝記在我的心中。

1915年9月，我進了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校址在蒲場巷 場官街報國寺。這個地方原來叫銅元局，停鑄銅元之后，改為“勸 工場”。由于這個歷史原因，學校里附設有動力、金工、木工、鑄工、 鍛工，以及染練設備。

校長許炳堃，字緘甫，也是德清人，是清末最 早派到日本去學工的留學生之一。他是一個“實業救國主義”者， 對事業有抱負，處事嚴格，我記得入學那一天，這位校長就對我們講了一通辦學救國之道，反復講了“甲工”的校訓“誠樸”二字的意 義。

他主張“手腦并用”,強調學工的人不僅要懂得理論，而且要親 手會做。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一般說來，“甲工”的功課要比一般 中學(如安定中學、宗文中學)多一點，深一點。學制是預科一年， 本科四年，我在學當時，一共有機械、紡織、染色、化學等科。

由于 許校長堅持了手腦并用，“實習不合格就不能畢業”的方針，所以這 個學校的畢業生分布在江浙、上海等地，對江南一帶的紡織、機械 工業的發展，應該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銅元局”是個好地方，三面環河，河邊有一座小土山，土山外 面就是靠慶春門的城墻，有供學校用的辦公樓、學生宿舍、附屬工 廠、實驗室、操場、圖書館，占地約二百多畝。

我在這個學校整整呆了五年(1915—1920),對我說來，作為一 個工科學生，應該說是一個打基礎的時期。最初兩年，我對外很少 接觸，后來(主要是1919年以后),我才知道在省城里，“甲工”不論 在學業上還是管理上，都是辦理得最嚴格的學校。

許先生不止一 次說過：他要培養的是“有見解有技術的工業人才”,對學生的要求 是“有堅強的體質，健全的道德，正確的知識，果毅的精神，敏活的動作，嫻熟的技能”。

除此之外，大概這位許校長青年時期受過佛 教思想的影響，所以除了“誠樸”之外，他還給學生訂了“七戒”,這 就是：戒欺、戒妄、戒虛、戒浮、戒驕、戒侈、戒惰。

他對學生嚴，對聘 請的教師，在當時的杭州也可以說是“一時之選”,我記得起名字 的，就有：陳建功、徐守楨、謝酒績、關振然、惲震、錢昌祚等；楊杏佛 也是兼課教師，可惜我沒有聽過他的課。

入校第一年，順利地過 去，兩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可是到第二年，就緊張了，譬如數學， 一般中學只教代數、三角、幾何，“甲工”這三門的進度特快，因為三 年級就要教微積分和解析幾何；英文的進度也比較快，因為這兩門 都是我的弱點，就必須加倍用功。

起初，一直為數學跟不上而苦惱，不久，得到一位機械科的同學盛祖鈞的幫助，也就漸漸趕了上 去，可以拿八十分了。

其次是英文，我每天清晨一定要硬記五至十 個英文生字，也是從二年級那時開始的。

在小學時期，我作文的成 績比較好，進了“甲工”,又碰上了一位最好的老師謝酒績先生，他 是紹興人，留學過日本，他不僅學問淵博，誨人不倦，而且思想先 進。當時每周作文一篇，他幾乎對我的每篇作文都仔細評改，并作 貼切的批語。

民五六年，正是復辟反復辟和軍閥混戰時期。當 時有一種風氣，一到兩派軍閥打仗，雙方都先要發表一篇洋洋灑灑 的討伐宣言，每個軍閥都有一批幕客，這類檄文駢四驪六，寫得頗 有聲色，加上那時國事日非，民生艱苦，于是，我們這些中學生寫作 文，就難免也要受到這種“文風”的影響。

學校圖書館里，是看不到 “小說”(不論新舊)的，但在同學手里，我也看到過四六體寫的言情 小說，可是這些東西無病呻吟，和當時的生活離得太遠，即使覺得 有些句子寫得很好，也不會去模仿，但是那些軍閥幕僚們寫的檄 文，我卻不知不覺地受了不少影響。

1916年冬，黃興、蔡鍔相繼去 世，杭州舉行了隆重的聯合追悼大會，全市學生都去參加；事后我 在作文中寫了一篇表面上是追悼黃、蔡，實際上是反對專制政治的作文，感情激動，自己還以為寫得很痛快。

后來謝老師看了，在文 章上加了好幾處雙圈，但加的批語卻是：“冰雪聰明，惜鋒芒太露” 這九個大字。

起先，我還不懂得這個批語的意思，謝老師卻來找我 談話了。他沒有和我談那篇鋒芒太露的作文，卻問：“你除了學校 里教的書之外，還看些什么書?”

起初我不敢回答，因為有“七戒”, 明明看了又不說，不也是“妄”嗎?

于是我說在家里看過《三國演 義》,老師點點頭，沒有反應。

我膽大了，說：“最近還看過一本《玉 梨魂》”,他搖了搖頭，也沒有反對的表情。

接著又問：“《古文觀止》 里的那幾篇‘列傳’,例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之類，都能讀下 去了嗎?”

我點點頭說：“有些地方還得問人或者查字典。”

他高興地笑了，然后加重了語氣說：“要用功讀這一類文章。好好體會，然后 運用他們的長處，敘事清楚，行文簡潔。”

教師休息室里人很多，我 不便多留，站起來告辭了。他擺擺手叫我坐下，問：“你常常看報 吧?”

我點了點頭，他說：“我的批語，主要是說，你受了報上那些壞 文章的影響。”

我紅著臉承認了，又補充了一句：“此外，我還看過 《東萊博議》。”

謝老師聽了之后說：“這本書也不是不可以看，但現 在，在你們作文打底子的時候，看了沒有好處。”

這一席話，距今已經六十多年了，但我還一直記得很清楚，他 的教誨，后來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也不止一次忘記過、違反過，寫過一些劍拔弩張的文章，但是總的來說，這位恩師的話，我 還是常常想起，引以為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