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文明意識固然可貴。但是，知識分子同時又是最虛榮的一個群體，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對“表現”自己是“品德高尚的、關心弱勢群體的人”比真正去“改變”弱者的生存狀態更感興趣表現欲導致了虛偽，虛偽就是虛假，虛假就是欺騙。

比如那個民主黨參議員參議員克里斯·范霍倫親自飛往薩爾瓦多，非要把非法進入美國而被驅逐的黑幫分子基爾馬·阿布雷戈·加西亞帶回美國，就是典型例證。

在人類數不清的欺騙行為中，最高段數是“偽善”。偽善帶來的罪惡和災難超出了一切其他的欺騙。甚至認為：偽善是萬惡之最！

由于知識分子是最虛榮的一個群體，所以這個群體中偽善者最多。在當代社會，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教育越來越普及，知識分子越來越多。這本應該是非常好的事，但整體人類中知識分子越多，社會上不顧常識、熱衷意識形態的人就越來越多。政客和文化人尤其愿意唱政治高調以顯擺自己是好人，自己站在正義一方，以為別人好的名義剝奪個體的權利，這是整個西方越來越邁向大政府、左轉的重要原因。

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描寫的知識分子群像，都是影響歷史進程的思想家和作家，如盧梭、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薩特等這些領袖人物。作者講述了這些知識分子不為人知的故事，揭示了他們的表里不一、利欲熏心、欺世盜名、愛慕虛榮。

該書總結了知識分子的下列特點：知識分子有強烈的使命感，為人類的未來設計美好的藍圖。他們相信理性對社會的進步作用，相信人類進步是可以設計的，相信大規模社會工程的改造。認為自己的信仰是人類唯一正確的選擇，不接受的人都是傻瓜或反動派；目標既然如此偉大，當然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事業高于道德，也高于真理。為了崇高目的，欺騙也是可以的，他人更可以被犧牲。他們宣稱熱愛人類，但是他們愛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人，即使是自己的親人，而理想比人更重要。他們宣稱要解放人類，但在實際生活中，大都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和自我中心主義者，總是居高臨下指導別人，私下的生活卻自相矛盾。

看看十八世紀的伏爾泰對中國滿清時代的評價：“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里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世界上曾有過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時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時代”“在那里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盡管有時君主可以濫用職權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數人，但他無法濫用職權加害于他所不認識的、在法律保護下的大多數百姓”。

伏爾泰為什么要憑空胡說八道，因為他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要用自己的真理去啟蒙法國人。

再看看盧梭是個什么樣的爛人吧。

盧梭的朋友，最后都成了他的敵人。他聲稱自己是全人類的朋友，卻不能成為個人的朋友，曾經的朋友們，如狄德羅、伏爾泰、大衛·休謨等，都為他吃盡苦頭。

盧梭對恩人，同樣是薄情寡義。在《懺悔錄》里被盧梭稱為“最好的女人和母親”的德瓦倫夫人，曾經多次把他從窮途潦倒中解救出來。后來德瓦倫夫人陷入困境向盧梭求助，盧梭那時已經發達了，卻無動于衷，毫不理會。最后，這位盧梭曾經的大恩人，最后兩年臥病在床，孑然一身，孤凄而死。

盧梭的家人，更是遭遇悲慘。盧梭與特麗莎共同生活23年，盧梭把對方視為性工具和傭女。他們先后有過5個孩子，都被他送進了孤兒院，除去第一個棄嬰，剩余的孩子他甚至連姓名卡都不寫。盧梭卻大言不慚地說：“沒有一個父親會比我更慈愛！”

這么一個極度殘酷無情、偽善自私的人，法國大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卻對他推崇備至：“盧梭通過高尚的靈魂和高貴的人格，表明他作為人類導師的價值。”因為，羅伯斯庇爾正是在盧梭的影響下，才有了震驚世界的“雅各賓派專政”。

盧梭最大的惡，就是他直接開啟了充滿血腥和暴力的法國大革命，貽害無窮，后來的德、俄、日乃至朝鮮、柬埔寨都在這場革命的延長線上，所以后人評價說，盧梭死后從靈柩里伸出一只手，點燃了一把火，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在整個現代思想史上，盧梭是自由最險惡和最可怕的一個敵人。

接過他們理論大棒的，還有以玩弄女性聞名的薩特，現在接過這把火炬的則是比爾·蓋茨。

比爾·蓋茨就是當代的盧梭，他的“奶嘴文化”就是用從勞動者手中搶來的錢分發社會福利，讓他們變成懶鬼，從而失去斗志，失去改變階層的動力。再用大量的娛樂節目填滿他們的生活，井噴一樣的電影，電視劇，架空歷史的玄幻電影滿鋪播放，電子游戲，短視頻，智能終端頻繁更新換代，明星狗血八卦，身邊事狗血八卦。只有你玩不過來，沒有窮盡的娛樂在等著你，娛樂至死吧年輕人！最終讓80%人都成為偽善精英豢養的家畜，就像左派底層愚民，懶漢，票蛆一樣。他們的操作讓你失去信仰，讓你失去改變階層的動力，利用人類身體的惰性，利用人類思想的懶惰，利用人類的軟弱，利用人性來毀滅個性。

這樣的人類導師，可信度怎么樣？真的就像盧梭所說，人是生而善良的，是社會制度使人性惡化，是金錢使人性變得貪婪虛假？所以推理出來，他自己作的惡，都是社會的錯，都是他人的錯，都是金錢的錯？真是虛偽到了極致。

所以，保羅·約翰遜提醒說：提防知識分子，不但要把他們同權力杠桿隔離開來，而且當他們試圖集體提供勸告時，他們應當成為特別懷疑的對象。他們是極端的信仰主義者，這使他們變得十分危險，因為他們制造了輿論潮流和流行的正統思想，其本身常常導致非理性的和破壞性的行為。

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于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