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給讀者們分享的，

是作家余華的文章，

《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在作者看來，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巨大的變化，

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的

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

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

面對這樣的差距，

每一個人都有改善它的責任。

01

這四十年來中國人的心理變化就像社會的變化那樣天翻地覆。當社會面目全非之后，我們還能認識自己嗎？

我想，沒有一個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碼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醫生也不會例外。事實上，我們人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焦慮，對尚未發生的事情的擔憂和害怕，這樣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著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思維方式。

舉個例子，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在香港丟過了一次護照，歷盡麻煩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護照的丟失意味著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時間里，我每次在國外的時候都會夢見自己的護照又丟了，然后一身冷汗醒過來，才知道是虛驚一場；而且無論我是在開會演講，還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個小時就會神經質地去摸一下護照是否還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國前整理行裝時，首先考慮的是穿什么樣的衣服可以保證護照的安全，然后再考慮其他的。

可以這么說，香港的那次護照丟失，讓我在此后十年的時間里只要置身異國他鄉，就會出現焦慮，害怕護照再次丟失的焦慮，這是對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懼。

02

當年，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當時男生和女生之間是不說話的，雖然非常想說話，可是不敢說，就是愛慕對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

也有膽大的男生悄悄給女生寫紙條，而且還不敢寫上明確示愛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為馬的句子，比如要送給對方一塊橡皮一支鉛筆之類的句子，來傳達愛的信息。接到紙條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應是緊張和害怕，假如紙條一旦曝光，女生就會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錯了什么。

03

是什么原因讓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國這三十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三十年的年均經濟增長9％，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國，可是在這個光榮的數據后面，卻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數據，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600元人民幣計算，中國的貧窮人口有三千萬；如果年收入增加到800元人民幣，那么中國的貧窮人口達到一個億。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期，東部地區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樂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部山區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過年時，給鄉親帶去的禮物是可口可樂，因為他們的鄉親還沒有見過可口可樂。

04

社會生活的不平衡也會帶來夢想的不平衡，在六一兒童節期間，采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么？一個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

兩個同齡的中國孩子，就是夢想都有著如此巨大的差距。對這個西北女孩來說，她想得到一雙普通的白球鞋，也許和那個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飛機一樣遙遠。

北京和西北這兩個孩子夢想之間的差距，顯示了兩個極端，可以說和我舉出的第一個例子的差距一樣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學生和今天的女中學生是另外的兩個極端，前者顯示的是現實的差距，后者顯示的是歷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記里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

歷史的差距讓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歐洲四百多年的動蕩萬變，而現實的差距又將同時代的中國人分裂到不同的時代里去了。前面說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這兩個生活在同樣時代里的孩子，他們夢想之間的差距，讓人恍惚覺得一個生活在今天的歐洲，另一個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歐洲。

05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僅生活在現實和歷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夢想的巨大差距里。三十年前，我剛剛從事講故事的職業時，讀到過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話，他說：“每個人對于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余華在書中通過自己的一些經歷，想要剖析時代變遷所帶來的反常與弊病，在剖析中，往往最終又回歸到人本身。全書富有深度又不失詼諧幽默，也寫到了余華在文學道路上的一些經歷，非常值得大家一讀。

怎么買！買！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