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是一個多民族居住的城市，根據官方公布：截至2021年末，有滿族、朝鮮族、回族、蒙古族、錫伯族、土家族、壯族、苗族等46個少數民族，人口47.42萬人，占總人口的11.8%。其中超過千人的少數民族有滿族、朝鮮族、回族、蒙古族。關于以上少數民族在吉林市的歷史，均可查閱到相關專門史志，如具《吉林市滿族志》、《吉林市朝鮮族志》，以及省一級的《吉林回族》等等。然而對于吉林市的蒙古族，筆者卻一直沒有見到過專門志書，即便是史料偶爾出現，也多為零散且語焉不詳的記述。

一、

在地方史料中，成書于清道光年間的《吉林外紀》中，對吉林的蒙古族有所提及。據這份史料的作者薩英額記述，駐防吉林的蒙古族和滿族一樣被編入旗籍，且也有新、陳之分（與呼倫貝爾新、陳巴爾虎旗不同）。可惜書中對陳蒙古的情況記述較詳，而對新蒙古的情況，則是一帶而過，其成分情況、沿革變遷也記述粗略。

在對陳蒙古的記述中，如今的錫伯族曾被當作陳蒙古，為數眾多的錫伯人還曾短暫在吉林駐防過。《吉林外紀-卷三》記載：蒙古亦有新陳之分，錫伯、瓜勒察乃兩大部。太祖癸已，蒙古科爾沁暨葉赫等九國犯我，此二部即在其內。至天命四年，蒙古科爾沁之嫩、烏拉以南，凡語言相同之國，俱征服而統定，錫伯、瓜勒察早編入蒙古旗矣。其實從民族學角度審視，錫伯、瓜勒察（也寫作卦爾察）兩部，和蒙古族的關系并不近，以錫伯為例，清代史料稱其語言“非清非蒙”，具有很強的獨特性。

東北史學者孫進己先生認為錫伯人是金代女真人主體的后代，滿族則起源于依附女真的胡里改部落，二者為通古斯語族的不同語支，而蒙古族按語言分類屬于和通古斯并列的蒙古語族。之所以錫伯被當作蒙古，主要是錫伯部落和瓜勒察部落曾為蒙古科爾沁的臣屬，后被科爾沁王公獻給清政府，故而被認為屬于蒙古體系。

在《吉林外紀-卷三》還記載：天命七年、八年及天聰三年，喀勒喀諸部貝勒臺吉等，屢率所屬來歸。天聰九年，察哈爾林丹漢死，其屬紛紛來歸，遣將率兵往收之，舉國內附。是年各處蒙古俱歸降，其居故土者為藩服，其編入旗者，即陳蒙古也。至后，投入旗之新蒙古喀勒喀，則臺吉阿玉喜之裔也。此記載傳遞出的信息可知喀爾喀蒙古屬于新蒙古主體，新、陳蒙古的分界為后金天聰九年（1635年）——這一年皇太極下令將族名定為“滿洲”，并正式編立蒙古八旗。

關于錫伯人編入旗籍的情況，《吉林外紀-卷三》記載：錫伯、瓜勒察則太祖時歸服之遺，分屬蒙古王公旗下。后投入旗，二項人最眾。伯都訥本其舊部，故康熙三十一年，將吉林副都統移駐伯都訥。除吉林編設錫伯人等十六佐領外，伯都訥編設錫伯佐領三十，瓜勒察佐領十（《永吉縣志》記載由吉林移駐伯都訥的蒙古旗人中還有科爾沁）。由此，似乎錫伯是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才抵達吉林城駐防的，不過在《吉林通志-卷五十》中，已有“清康熙二十九年……增設錫伯佐領、驍騎校各一人”的記載。顯然在清康熙三十一年之前，吉林城已經出現了少數錫伯駐防旗人。

另據《清實錄-康熙三十一年》記載：乙巳……再將席北、卦爾察內（席北即錫伯），與烏喇相近居住者，揀選三千名，移住烏喇地方，令一千名披甲，二千名為附丁。《吉林通志-卷五十》中也有“錫伯兵一千名”的記載。結合當時吉林城八旗軍力部署，可知1692年以后，錫伯兵一度成為吉林城的駐防主力。算上附丁，在1699年之前，吉林城居住的錫伯旗人（被認作陳蒙古）應在3千人以上。

清康熙三十八年，吉林、伯都訥駐防的錫伯兵陸續移駐盛京，但吉林城駐防序列里可能還有少量殘留，只不過已編入滿洲佐領，因而《吉林外紀-卷三》才會記述：陳蒙古俱編入滿洲八旗，各佐領下均有二三戶至六七戶不等。

結合現有史料可知，被認作陳蒙古的錫伯兵在吉林歷史上屬于如風過客，并非真正擔綱“吉林十旗”的蒙古旗駐防。為吉林市歷史留下深深烙印的蒙古族人，乃是大名鼎鼎的巴爾虎蒙古旗人。

二、

《吉林外紀-卷三》中記載：至后，投入旗之新蒙古喀勒喀，則臺吉阿玉喜之裔也。至喀勒喀全部之八十扎薩克，即今之蒙古外八十旗也。巴爾虎臺吉，阿玉喜之屬下人。《阿玉喜家譜》內：“初編佐領，以阿玉喜之侄綽斯克，為巴爾虎世襲佐領。”可證也。通過這段記載已大致表達出巴爾虎部落最初是劃歸“蒙古外八十旗”的新蒙古。

巴爾虎蒙古人駐防吉林城的時間很早。在《吉林通志-卷五十》中記載清康熙三十一年設立吉林城錫伯十六佐領時，還同時編立了“巴爾呼兵四百”兵額。原文還對“巴爾呼”注釋了如下文字“按：八旗通志作喀爾喀巴爾虎”。此記載與吉林蒙古族《佟氏家譜》“阿拉肯等原系克魯倫人，于康熙三十一年來吉林駐防”所載相符。

鑒于巴爾呼兵與錫伯兵并列于史料，可見其為“正兵”，并非屬于《清實錄》中談到的兩千附丁（附丁一般不在旗籍）。不過，在當時四百名巴爾虎兵只有佐領，并沒有獨立形成蒙古旗。據《吉林通志》中記載：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吉林城才設有一名蒙古協領，八名佐領，八名驍騎校8人，四十七名領催（撥什庫，部隊文職官員），甲兵三百五十六人（清雍正三年裁撤部分巴爾虎官、兵額）。通過其注釋引清代《兵司冊》可知，8佐領中有6個巴爾虎佐領和2個世管佐領，

《永吉縣志-卷六》記載更進一步明確6個巴爾虎佐領為公中佐領，即佐領之職不是由一個姓氏世襲或兩個姓氏交替承襲，而是由清廷補缺任命。至于2個世管佐領，為鑲黃旗蒙古和正藍旗蒙古。由于錫伯兵移駐盛京后，吉林駐防的蒙古旗人獨立佐領，就只剩下了巴爾虎。所以《永吉縣志-卷四》毫不含糊地記述：吉林蒙古八旗全系巴爾虎族。這種情況一直延續晚清，隨著八旗制度的解體，吉林十旗統歸當時成立的“吉林全省旗務處”管轄，進入民國后旗務處則改組為“蒙旗科”。

三、

巴爾虎人是蒙古族分支，原本屬于游牧部落。歷史上有撥野古、八兒渾、八兒忽、巴兒古惕、巴兒忽等稱呼，清朝中后期通稱巴爾虎。據說巴爾虎的本意是“快樂的小伙子”，用作部落名稱則有地名說和人名說。

地名說認為：該部族名稱源于最初生活的地點——今天貝加爾湖東部的巴爾古津河。巴爾古津河古稱巴兒忽真河，所流經河谷古稱“巴兒忽真”隘地，世代生息于此的蒙古族部落因地名被叫做巴爾虎人。人名說認為：“巴爾虎”為部落先祖“巴爾虎代巴特爾”（其中巴特爾是古代蒙古社會的一種尊稱），此人為部落英雄，后來族人將其人名用作部落名稱加以紀念。在《昌邑區志-第十六篇》相關注釋中，該史志的編者也曾從延安街道一蒙古族退休職工佟永慶（1906年出生，一直居住在巴虎屯）口中獲悉，巴爾虎為人名。

十七世紀前，巴爾虎部落歸屬漠北喀爾喀蒙古，生活在克魯倫河流域，因而也以克魯倫人自稱。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爾丹叛亂，漠北蒙古各方勢力重新洗牌，巴爾虎部落中的一部分在叛亂平息后劃入“旗人”佐領，被清廷分派各地駐防。其中一部巴爾虎人由阿拉肯率領，抵達吉林城駐防，各佐領分布在城周邊居住。從目前所見的資料分析，位于延安街近江地區是巴虎人抵達吉林城后最早的落腳點。

因是巴爾虎人聚落成屯，屯名遂被叫作巴爾虎屯，后來口語中省略了“爾”，呼作“巴虎屯”。作為在冊旗丁，清廷定期發餉銀。巴爾虎人“無事耕耘，有事征調。出則為兵，入則為民”（《昌邑區志》）。隨著人口日益增多，以及布防需要，巴爾虎人逐步散布到吉林城周邊。其中比較著名的聚居點有江南烽火街的巴虎屯、豐滿區前二道鄉的巴虎屯、永吉縣口前鎮巴虎屯、昌邑區土城子鄉巴虎屯、昌邑區孤店子鎮巴虎屯、蛟河市新農鄉巴虎屯，另外玄天嶺北側的沙河子、江南大長屯也是巴爾虎人聚居之地。

抵達吉林后，巴爾虎人放棄了游牧生活，在和平的日子里開墾荒地，種植糧食蔬菜，對吉林周邊的開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落腳后的巴爾虎人，曾在今嫩江街北段路西曾建有一座特殊的寺廟，寺廟為關帝、子孫娘娘等神明合祀，和滿族聚居的大型旗屯基本一致（此廟解放后尚存，為鐵道東地區鐵路托兒所使用，周圍民眾一直稱呼其為“大廟”）。這座寺廟說明在巴爾虎人抵達吉林后，不僅生產方式從游牧轉為定居，信仰方面也逐步具有一定“滿族化”特征。

除去多座“巴虎屯”，巴爾虎人對吉林城的城建歷史也有過重要影響。清乾隆七年（1742年），由寧古塔將軍鄂彌達主持，吉林城進行了第一次擴建，擴建后的北側城墻開有2座城門，其中偏東的一座，因由巴爾虎旗丁值守而得名巴爾虎門，后來簡稱巴虎門。另外，巴爾虎門向北正對著的山梁，也有巴爾虎嶺的稱謂（即后來的虎頭山，見《吉林市山水地名志略》）。

四、

清代，吉林旗人并非只識弓馬的赳赳武夫。據《吉林外紀-卷六》記載，駐扎在吉林城的巴爾虎旗人很注重子弟的文化教育，繼滿洲左右翼官學之后，曾于清乾隆六年（1741年）在今第一實驗小學西南側，興建了一所吉林蒙古官學。該學校規模不大，僅有學舍三間。但與滿洲左右翼官學不同，蒙古官學沒有學額限制，孩子可更為自由地入學，學習蒙古文、騎射。另外，史籍稱其授課內容“余與漢學同”，也讓人懷疑這所官學很早就開設了漢文課程。晚清時，蒙古官學又與左右翼官學一起改建為新式小學堂。

晚清時，蒙古旗人盛福，為解救鄉里后生讀書之難，主動拿出家私，印刻各類圖書典籍，傳播文化。歷時十二年，他終于在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完成了《探源書舫叢書》的刻板工作。此叢書包括歷史、理學、藝術、金石學、醫學等內容，印刷后，又分送于鄉親和寒士，成為吉林地方較早的刻書家，對于發展東北地方的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據《永吉縣志》記載，清乾隆三十年在小東門內建的蒙古旗協領衙門（關防處，負責管理吉林地方的蒙古旗事務），有“正房三楹，為協領印房，左右為八旗牛錄房，各三楹”。和其他九座關防處一樣，蒙古旗關防處也設有菜地和箭道，其箭道在晚清時改建為女子師范學校，衙署在民國時被用作省立圖書館和國民第六小學，偽滿時則被改建成“省立醫院”，即如今的中心醫院前身。從衙門到文教衛單位的演變，雖說是時代使然，但卻符合了巴爾虎人對家鄉的期許。

五、

盡管在清代吉林駐防旗人中擁有一席之地，但巴爾虎旗人的數量并不多。據《永吉縣志》記載，清光緒十七年編訂居民戶籍時，統計到吉林“蒙古旗八牛錄，戶七百三十，丁口二千四百零五”。在吉林十旗及水師營人口統計中，僅略高于滿洲鑲紅旗幾十人。在蒙古旗人中，有數十個規模不等的姓氏，其中何圖哩、杭阿塔、巴林為望姓（《永吉縣志》中補充的39個蒙古姓氏中有非吉林姓氏，另在人物志中載有鄂爾圖特氏）。

在清代，吉林城的蒙古旗人名人輩出，其中清代伊興額、德英、德平阿、雙全、雙壽等人皆因衛國平叛而史冊留名。伊興額，何圖哩氏，蒙古正白旗，原籍東團山子，出生在江南馬家屯（懷疑嘉慶道光期間，巴爾虎人有過一次遷移），曾從事過繁重的農業生產勞動。伊興額道光年間即參加過平定新疆張格爾之亂，后來又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獲得赫赫戰功，成為增格林沁器重的將領。后在與捻軍作戰時陣亡。死后謚壯愍，吉林市大東門有伊壯愍公祠堂。

德英與伊興額同姓，但隸屬于蒙古正藍旗，世居城北沙河子。德英曾參加過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戰斗，后來擔任過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等職，死后謚莊毅，在今西安路曾建有德莊毅公祠。另外，玄天嶺上曾豎立過一塊德英的功德碑，此即吉林八景之一的德碑夕照。

清朝滅亡后，雖然加入了旗籍，且漢化得非常嚴重，但吉林地區的蒙古旗人大多恢復了自己蒙古族屬。民國時期，吉林民國時期則以莽氏家族影響最大。莽氏家族在文教領域人才輩出。如曾留學日本、美國，后來擔任東北師范大學副教授的莽齡魁（莽大令）先生，擔任過吉林一中校長的教育家莽俊魁先生，另外還有出演過《虎穴追蹤》、《前哨》、《獵字九九號》等電影的著名表演藝術家莽一萍女士。關于莽氏家族原本的姓氏，未見明確說明，在《永吉縣志》中有記載莽果氏改姓莽氏，不知是否和吉林的莽氏家族對應。

六、

回望幾百年來吉林城蒙古族的歷史，無論是清代駐守邊疆，還是平叛作戰，這一族群始終洋溢著勤勉堅毅、勇敢忠誠的民族風尚。在解放戰中吉林市的蒙古族同胞積極參加人民軍隊，為新中國建設立下了卓越功勛。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交流的頻繁，如今在吉林市生息的蒙古族同胞，早已超出了清代巴爾虎旗人的范圍，他們勤奮耕耘在各行各業，為國家振興貢獻出各自的貢獻。同時對于曾在吉林市歷史上銘刻下的閃光過往的巴爾虎人，已成為所有吉林市蒙古族同胞共同銘記的民族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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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吉林市蒙古族文化促進會于耀武會長、白文俊副會長、王學東副會長、陶瑞峰副會長，以及好友佟洪博先生、趙海先生對本人撰寫此文給予的支持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