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初的“法”，應是源于“禮”，正如郭沫若所說“前期法家淵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禮儀制度）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

經過戰國李悝、吳起、商鞅的探索實踐，到了戰國晚期成熟，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韓非子與李斯，而韓非子是中國法家集大成者。

鮮為人知的是，韓非子留下一個選擇高級官員的原則，道出國家應該怎樣選擇掌舵者，同時也道出了西方治國選才的缺陷。

韓非子的選官原則

《韓非子·顯學》記載：“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其中，“猛將必發于卒伍”很好理解，“宰相必起于州部”卻有些時代性。

宰掌宗廟，相掌禮儀，宰相意指掌握國政。春秋時期，中國還是“封建”，但戰國屬于軍國時代，各國基本已經實行集權，因此宰相權力極大。

戰國時代的“州”，應該不是行政單位，主要是地理概念，不過要比如今的“州”范圍大，漢代之州相當于如今“省”。大致來說，韓非子說的“州部”，應是中央之下的最高行政單位。

戰國時期，雖然李悝、商鞅改革選才，讓寒門也能冒頭，但畢竟不可能徹底改變，國家高官一般還是被大貴族壟斷。對于大貴族而言，“州部”已算基層。

但不同時代的話，會有不同的含義，所以時移世易。到了后世，一方面進入平民政治時代，一方面“州”的范圍越變越小，這句話就有了新的含義，就是指治國之才要有基層單位工作經驗，而不是“飄”在上面。

因此，韓非子“宰相必起于州部”的意思是治國之人必須要有基層經驗，將軍必須要有軍隊基層經歷，這樣才能更了解實際情況。所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基層經歷，不了解底層需求在哪，不知道問題在哪，盲目出臺政策就可能是“何不食肉糜”，從而導致天下大亂。

其實，中國歷史已經給出足夠多的經驗與教訓，缺少踏踏實實基層經驗之輩驟居高位后，往往導致國家傾覆，比如東漢大將軍何進、唐玄宗時的楊國忠等。當然，缺少一定基層經驗的治國高手也有不少，比如明朝張居正，但相對來說極為稀少，這種人才本身百年難遇一個，治國不能靠運氣。

道出西方治國缺陷

掌舵之人必須了解國家基本情況，這是最基本的道理，韓非子可謂道出了治國選才的基本準則，但西方并不是這樣，而是“選”出來的，不管有沒有經驗，不管了不了解實際情況，只要能說會道，會忽悠，“選”出來的就行。

因為是演講出的領導人，因此就容易陷入“空談”，缺少“實干”精神，比如西方領導人的各種競選承諾，最終都很難兌現。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空談現象就比較嚴重，結果是這一時期卻動蕩不安，民不聊生。

在此基礎上，就會出現兩種情況：其一，雖會選出杰出之人，但卻也會選出更多的平庸之輩，比如梁啟超就稱“美國大統領多庸才”；其二，西方國家上升階段，領導人平不平庸問題不算多大，但在衰落時就麻煩了，如果遇到空談的庸才就更麻煩。

關于領導人的能力問題：以中國明朝看，明朝中前期的內閣首輔能力差一些，其實問題還不算多大，但到崇禎時期，雖有崇禎剛愎自用，難道沒有周延儒等內閣大臣的能力問題？相反，如果張居正在世，或許明朝未必延續，但也未必潰敗的那么徹底。

因此，西方這么選，上升期領導人能力的重要性還不彰顯，等到衰落時就越發凸顯。但問題是：歷史上的很多王朝，越到衰亡之際，真正人才越難出頭，如今西方靠“選”，能選出真正的力挽狂瀾的領導人嗎？

記得以前有一句諷刺的話，叫“外行領導內行”，反過來的意思是“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是正確的。但不問經歷的“選”，選出的未必是內行，然后外行領導國家，比如戲劇演員真能領導國家？即便曾經的演員里根，看似成功，但今天美國的困境，難道沒有里根大力私有化的功勞？

前些天，刷到知乎上一個提問，叫“中國人為什么大都不善演講”，最后提到“本質上，這是由中國人極度務實的性格決定的”。對此，學者范勇鵬的回復挺有見地，認為中國人不是不善于演講，而是不鼓勵空談，自古以來就形成了“實干興邦，空談誤國”的認知。而韓非子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其實就是重視“實干”的體現。

最后，中國人有這樣的治國認知，應該與中國農耕相關，因為農耕必要實干，且是擁有豐富經驗之人帶領實干，否則就會出問題；相反，歐洲是海盜文明，或商業文明，這種文明必然少不了坑蒙拐騙，這或許是西方善于“空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