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去世：我們真的需要上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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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不糖

上世紀六十年代，蘇聯宇航員加加林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類。當他平安返回地球后，赫魯曉夫曾故意問他："你在太空中看到了什么嗎？"加加林搖頭："我環顧四周,但并沒有發現什么上帝和天使。"

這個回答立刻被蘇聯官方媒體大肆宣傳，作為無神論的"科學勝利"。

故事傳到梵蒂岡，一位神父幽默地回應道：

"讓加加林先生出艙后摘下面罩，他就能看見上帝了。"

4月21日，教皇方濟各去世，享年88歲。一個職業是"上帝代言人"的老人離開了人世，引發了全球媒體的集體哀悼，仿佛世界失去了什么重要的東西。

在這個大部分追悼教皇的文章都是AI生成的時代，我不禁要問：我們真的還需要上帝嗎？

方濟各，本名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1936年出生于阿根廷一個意大利移民家庭。在成為教皇前，他以樸素生活聞名——住普通公寓，自己做飯，坐公交車。

這種風格與前任教皇本篤十六世形成鮮明對比，后者被媒體稱為"普拉達教皇"，因為他穿著紅色普拉達定制鞋。

方濟各本人對中國態度友好，多次稱中國為"偉大國家"，并表達訪華愿望。

中國官方對他的態度也相對溫和，《人民日報》甚至曾發文贊揚他"情系貧困、崇尚環保"的理念。

但雙方關系始終如履薄冰——中國從未邀請他訪華，而梵蒂岡則是臺灣為數不多的邦交國之一。

方濟各任內的改革，讓他成為天主教歷史上最具爭議的教皇之一。

他對同性戀者說"我是誰，哪有資格能評判他們呢？"；

他承認了教會內部的性侵丑聞并采取行動；

他批評資本主義的"排他性經濟"；

他關注氣候變化，稱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家園"；

這些舉措讓他在保守派眼中成了異端，在自由派眼中又步伐太慢，在無神論者看來則像是一位試圖用補丁修復泰坦尼克號的船長——在信仰的巨輪沉沒前做最后的掙扎。

但中國人似乎對這場全球性的宗教危機漠不關心。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的天主教徒僅約600萬人，占總人口的0.4%。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教皇的去世可能還不如某網紅主播的停播更能引起熱議。

這也很合理，當現代人可以用衛星觀測宇宙，用基因編輯改造生命，用人工智能模擬思維時，那些曾被視為"神跡"的能力如今不過是人類的家常便飯。難道我們還需要一個無形的上帝來解釋世界嗎？

答案似乎顯而易見——我們不需要，但事實卻出人意料。

各種調查數據顯示，全球范圍內的宗教信仰者比例仍在穩步上升。即使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宗教依然頑強存活。美國雖是科技強國，但依然有65%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宗教信徒；韓國高度發達，卻有近30%的人口信奉基督教。即使在中國，自稱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從上世紀90年代的不到10%上升到如今的約18%。

這是為什么？科學發展越快，信教的人反而越多？

首先，宗教與教育集中化程度成反比。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社會中，宗教常成為傳遞道德觀念的主要渠道。許多不善于或無力教育子女的家庭，用宗教來管教孩子——"不是我說的，是上帝說的"。上帝成了終極的「家長式威權」，替那些育兒書都沒看過的父母承擔起教育責任。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美國，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家庭往往更為虔誠。

你可能會說：中國不少家長也不會教育孩子啊，他們怎么不找宗教呢？

這是因為中國有另一種替代品：學校。

學校成了道德教育的主陣地，老師的權威替代了神父的權威。"老師說了"等同于西方的"上帝說了"。當你的孩子問"為什么要做好人"時，中國家長會說"老師不是這么教的嗎？"，而美國的宗教家庭會說"因為上帝愛好人"。

其次，宗教滿足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精神需求。科學可以解釋自然現象，技術可以改善物質生活，但它們無法回答"我為什么活著"、"死亡意味著什么"、"痛苦有何意義"等終極問題。

當親人離世、事業失敗或生活無望時，物理定律和生物進化論提供不了多少安慰。宗教則給出了現成的答案：上帝自有安排，來世會更好，一切苦難都有意義。

想想那些接受不了親人離世的母親，那些無法承受挫折的年輕人，那些對未來感到恐懼的老人——他們需要的不是邏輯上站得住腳的答案，而是情感上的寄托。在這方面，宗教遠比科學高明。

第三，隨著社會的冷漠化和傳統社區的瓦解，宗教團體成了許多人尋找歸屬感的避風港。在中國，QQ群、微信群和同城活動可能部分替代了這種功能，但這些虛擬社區往往缺乏深度和持久性。

在一個你隨時可能因為一句不當言論被踢出群聊的社會里，宗教提供的無條件接納顯得彌足珍貴。

沒錯，大家平時不理你，但每周日聚會時，大家會叫你"兄弟姐妹"；
沒錯，你可能失業破產，但教會會為你提供免費餐食；
沒錯，你可能孤獨終老，但葬禮上總會有人為你禱告。

這種社區支持，在日益冷漠的現代社會中成了奢侈品。

當然，宗教也有其丑陋的一面。在中國，除了正規宗教場所外，打著宗教旗號的騙局層出不窮。

"大師"收取信徒高額"功德金"消災解難，"神醫"用宗教儀式替代醫療救治，"先知"預言世界末日騙取錢財——這些濫用信仰的行為令人作嘔。在農村，打著基督教旗號的邪教組織曾多次出現，造成悲劇。在城市，一些"靈修課程"和"身心工作坊"以天價售賣精神雞湯，本質上是披著現代外衣的宗教安慰劑。

更可怕的是全球范圍內的宗教極端主義。恐怖組織打著真主的旗號屠殺平民；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阻撓性教育和墮胎權；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迫害穆斯林少數族群；佛教極端分子在緬甸攻擊羅興亞人......這些行為證明，宗教的力量可以被操縱為最危險的武器。

面對宗教的這些陰暗面，我們應該警惕，但不應全盤否定。正如核能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世界，宗教本身是中性的，關鍵在于如何使用。

更有意思的是，當代中國人的宗教熱情已經巧妙地轉移到了消費品牌上。看看那些蘋果、華為、小米的擁躉，他們對自己手機品牌的忠誠度堪比中世紀的基督徒。

"異端"用戶輕則被嘲笑為沒有品位，重則遭到網絡暴力。電子產品論壇儼然成了現代版的宗教法庭，品牌粉絲是狂熱的衛道士，隨時準備點燃火刑柱。

電動車領域的情況更為極端。小米與蔚來、小鵬之間的"教派之爭"早已超出了理性討論的范疇。當一輛電動車發生自燃事故，對立品牌的信徒們不是同情受害者，而是幸災樂禍地嘲諷："活該，誰讓你不買我們牌子的？"

這種對災難的冷漠與嘲弄，與宗教裁判所對"異教徒"的殘忍懲罰何其相似。

在消費主義的神壇上，中國人以驚人的熱情實踐著一種世俗信仰——品牌崇拜。他們用消費選擇構建身份認同，通過攻擊他人來強化自我認同，甚至愿意為維護品牌形象而付出實際金錢和時間成本。這種行為模式，和宗教信徒為捍衛教義而戰，又有什么本質區別呢？

方濟各教皇的離世，不僅讓天主教會失去了一位領袖，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現代社會中宗教位置的契機。無論你是信徒還是無神論者，都不應忽視宗教力量的存在。

也許神父的笑話不完全是笑話，摘下科學的面罩，我們能見到上帝；但反過來說，戴上科學的眼鏡，我們也能更清楚地看到宗教。兩者并非必然對立，而是可以互補。

畢竟我們是凡人，對于 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只能選擇共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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