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史上，＂前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它打破了明初百年間＂臺閣體＂的平庸局面，為文壇注入了新鮮血液。在這場運動中，李夢陽與何景明作為領軍人物，雖然都打著＂復古＂的旗號，但在具體理念和實踐方法上卻存在顯著差異。尤其是何景明，他的復古思想不僅有著明確的改革目標，更蘊含著獨特的創新精神。本文將從何景明的文學思想出發，探討他如何在堅持復古的同時，又突破了簡單模仿的桎梏，為明代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新路。

明代文壇的困境與復古運動的興起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隨后的百余年間，明朝文壇籠罩在一片平庸的氛圍中。這段時期，從永樂到弘治年間的文學創作，幾乎可以用＂粉飾太平、平庸蕪弱＂來概括。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臺閣體＂文風，雖然有李東陽等代表人物試圖振興，卻難以徹底改變其積弊已久的狀況。

臺閣體是什么樣的文風呢？簡單來說，就是以歌功頌德為主，缺乏真情實感，形式僵化，內容空洞。這種文風與當時盛行的程朱理學有密切關系，它強調＂天理＂，抑制＂人欲＂，在文學創作中表現為缺乏個性和激情，過分注重形式而忽略內容。

面對這種局面，弘治年間的文壇上出現了一批以李夢陽為代表的文人，他們高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大旗，試圖通過回歸古代經典來革新文壇。何景明作為這一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很快加入了李夢陽的陣營，成為＂前七子＂的領袖人物之一。

其他＂前七子＂的成員還包括康海、王九思、邊貢、徐禎卿和王廷相等人。他們的共同努力，使明代文風開始發生變化，擺脫了臺閣體的陳詞濫調，為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何景明的文學史觀與復古理論基礎

何景明為何會堅定不移地走上復古之路？這與他的文學史觀有著密切關系。

在何景明看來，三代（夏、商、周）以后的詩歌已經失去了古詩的精神和風格。他在《海受集序》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三代之前的詩不可稱，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后，言治者不談詩，就等于沒有治道。詩歌之所以式微，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將學問視為小道而不重視，二是創作者過分受當時流行風氣影響而不懂得追求高遠的理想，從而導致鋒芒和氣勢都消失了。

針對宋元詩風，何景明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認為宋詩表面上看起來蒼老有力，實際上卻內容空洞；元詩看似秀麗犀利，實則淺薄俗氣。在他眼中，只有盛唐詩歌才能稱得上是典范，尤其是杜甫和李白的作品。他特別欣賞杜甫詩歌中的＂陳事切實，布格沉著＂的特點，并在自己的創作中加以模仿。

然而，隨著創作實踐的深入和個人風格的逐漸形成，何景明對復古理論進行了修正。他發現杜甫詩歌雖然內容豐富，但缺乏＂流轉＂的音律美感，也很少有抒發男女情感的內容，因此稱其為古詩的＂變體＂。在進一步探索中，何景明轉向更早期的漢魏詩歌，他認為漢詩仍保留著古風，而到魏晉六朝時期，詩歌風氣已經開始衰敗。

通過這種文學史的梳理和評價，何景明最終確立了自己的詩歌標準：既要有渾厚典雅的＂稱頌＂之音，又要有流轉自然的＂風＂之調；既要博涉世故，言之有物，又要抒發情感，富有寄托和聯想。這種標準實際上融合了先秦詩歌的精神與后世詩歌的技巧，展現了何景明在復古中求變的思想傾向。

＂改制＂：何景明復古運動的實質目標

與歷代文學復古運動相似，明代＂前七子＂的復古并非單純為了模仿古人的語言和形式，而是通過回歸古代經典來改革當代文學。何景明的復古思想包含著明確的＂改制＂目標，這種＂改制＂主要針對兩個方面：八股時文和臺閣體文風。

在何景明生活的年代，科舉考試已經確立了八股文的考試形式，這種形式有著極其嚴格的規定，甚至題解稍有差錯或文法略有疏漏，就會被列為劣等。這導致讀書人必須沉溺于四書注解和應試技巧的學習中，根本無暇顧及其他學問。何景明在《師問》一文中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深刻批判。

他將師者分為四類：道德師、經師、詩文師和舉業師，并明確指出當時的舉業師是最低賤、最可恥的一類。這些舉業師只會執經投書，分章截句，拼湊格式，完全背離了教育的本質。然而，何景明也認識到，這種現象并非教師個人的問題，而是科舉制度本身的弊病。

何景明并不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因為這是當時讀書人升遷仕途的唯一途徑。他自己也正是通過這條路獲得了仕進的機會。他要改變的是科舉制度中僵化的八股文形式，希望通過復古來恢復先秦時期注重＂明倫＂、＂盡性＂的教育理念，使讀書人能夠真正理解圣人之道，成為有道德、有學問的人才。

除了針對八股時文，何景明復古的另一重要目標是改變臺閣體文風。在臺閣體統治文壇的時代，文學創作被理學思想所束縛，作品或宣揚教條化的倫理觀念，或為應制而作，缺乏真情實感和個性表達。何景明與李夢陽等人通過提倡學習秦漢文、盛唐詩，希望借助古代文學的精神來為明代文壇注入新的活力，使文學擺脫理學的桎梏，恢復其本真的面貌。

＂舍役達岸＂：何景明復古理論中的創新精神

盡管何景明與李夢陽都是復古運動的倡導者，站在同一陣線上，但兩人在復古的具體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最終導致了他們的分道揚鑣。

李夢陽的復古更注重對古人＂格＂與＂詞＂的模仿，強調形式上的相似。而何景明則提出了＂舍役達岸＂的理念，追求在借鑒古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在《論詩書》中，何景明這樣表達自己的觀點：君子不是因循守舊，而是取其精華。古今詩人如曹植、劉楨、阮籍、陸機，以及李白、杜甫等，雖然風格各異，卻都能成就一家之言，原因就在于他們能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變化。

何景明用佛家的＂舍役＂比喻來闡釋自己的復古觀。＂役＂指的是古人詩文中已經多次使用的內容和創作規則，＂岸＂則象征著創作的成功與目標達成。在何景明看來，古人的詩文內容和形式確實值得學習，但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簡單模仿，而是要通過學習達到自己的創作目標。就像渡水一樣，船只是工具，上岸才是目的。一旦到達彼岸，就應當舍棄船只，不能永遠停留在水上。

在實際創作中，何景明強調＂富于材積＂和＂領會神情＂的雙重要求。＂富于材積＂指的是個人生活經驗和知識的積累；＂領會神情＂則是理解和把握古人作品的精神實質。在這兩個條件的基礎上，何景明主張發揮個人才華，創造性地運用古人的藝術手法，不拘泥于形式的模仿。他在《述歸賦序》中表示，自己的寫作目的是體會古人作品的宏偉氣勢和超曠境界，而非拘泥于具體字句。

正是這種復古中求創新的思想，使何景明無法接受李夢陽對古人＂格＂與＂詞＂的嚴格模仿，進而導致了兩人的分歧。李夢陽過分注重形式的相似，而何景明則更關注精神的傳承和創新的實現，這種差異反映了兩人不同的藝術追求和人生態度。

何景明文學思想的歷史意義

何景明的文學思想對明代文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他與李夢陽等人一起，打破了明初＂臺閣體＂的沉悶局面，為文壇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與李夢陽不同，何景明的復古理論中蘊含著更為深刻的創新精神，這使他的文學成就和影響超越了單純的復古范疇。

首先，何景明強調詩歌與社會現實的聯系，認為詩人應該＂上達＂，即通過文學反映社會問題，為民請命，這體現了他對文學社會功能的重視。他批判了當時流行的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文風，主張文學應當切中時弊，有利于社會進步。

其次，何景明在復古的基礎上追求創新，提出了＂舍役達岸＂的理念，這為后世文學家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文學發展路徑。他既尊重傳統，又不拘泥于形式，主張在學習古人精神的同時發展自己的獨特風格，這種思想對明代文學的多元化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最后，何景明對八股時文的批判反映了他對教育本質的深刻思考。他主張教育應當注重＂明倫＂、＂盡性＂，培養真正有道德、有學問的人才，而非只會應付考試的技巧型人才。這種思想對于理解明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和教育理念具有重要價值。

總的來說，何景明的文學思想融合了復古與創新、傳統與變革、學術與社會實踐等多種元素，展現了一位明代文人對文學本質和社會責任的深刻思考。他的思想不僅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對于我們今天理解明代文學和文化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結語

何景明作為明代＂前七子＂的領軍人物之一，其文學思想和復古理論體現了一種獨特的復古路徑。他不滿足于簡單模仿古人的語言和形式，而是通過復古來追求文學的本質和精神，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自己的創新。他的＂舍役達岸＂理念反映了他對復古與創新關系的深刻思考，為明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今天，我們回顧何景明的文學思想，不僅能夠更好地理解明代文學的發展脈絡，也能夠從中獲得關于傳統與創新、繼承與發展的啟示。面對快速變化的現代社會，如何在傳承傳統的同時實現創新發展，依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話題。何景明的經驗告訴我們，真正的創新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否定，而是在深刻理解傳統的基礎上實現超越和發展。

何景明與李夢陽的分歧也提醒我們，即使是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也可能因為藝術追求的不同而產生分歧。這種分歧本身不是壞事，反而可能成為促進思想碰撞和文化多元發展的積極因素。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求同存異，或許是我們從何景明身上可以學到的又一寶貴經驗。

參考資料：

• 金榮權：《何景明的復古理論與文學思想》，《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2期，1998年4月。

• 《何大復集》，李淑一等點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陳書良：《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