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人生》 發表這后，我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后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規定我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你看。與此同時，陌生的登門拜訪者接踵而來，要和我討論或“切磋”各種問題。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亂中添忙。刊物約稿，許多劇團電視臺電影制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晨驚醒。一年后，電影上映，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經成了“名人”，親戚朋友紛紛上門，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當時分文不帶而周游列國的文學浪人，衣衫襤褸，卻帶著一臉破敗的傲氣莊嚴地上門來讓我為他們開路費，以資助他們神圣的嗜好，這無異于趁火打劫。

也許當時好多人羨慕我的風光，但說實話，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條縫趕快鉆進去。 我深切地感到，盡管創造的過程無比艱辛而成功的結果無比榮耀；盡管一切艱辛都是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許在于創造的過程，而不在于那個結果。 我不能這樣生活了。我必須從自己編織的羅網中解稅出來。當然，我絕非圣人。我幾十年在饑寒、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歷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動人生的溫馨。我不拒絕鮮花和紅地毯。但是，真誠地說，我絕不可能在這種過分戲劇化的生活中長期滿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種沉重。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這是我的基本人生觀點。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歲的中篇處女作已獲得了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說獎，正是因為不滿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寫作中。為此，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于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記得近一個月里，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演更半夜在陜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給縣委打電話，說這個青年人可能神經錯亂，怕要尋“無常”。縣委指示，那人在寫書，別驚動他（后來聽說的）。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比眼前這種浮華的喧囂更讓人向往嗎？是的，只要不喪失遠大的使用感，或者說還保持著較為清醒的頭腦，就決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長期停泊在某個溫暖的港灣，應忘該重新揚起風帆，駛向生活的驚濤駭浪中，以領略其間的無限風光。人，不僅要戰勝失敗，而且還要超越勝利。

那么，我應該怎么辦。 有一點是肯定的，眼前這種紅火熱鬧的廣場式生活必須很快結束。即是變成一個純粹的農民，去農村種一年莊稼，也比這種狀況于我更為有利。我甚至認真地考慮過回家去幫父親種一年地。可是想想，這可能重新演變為一種新聞話題而使你不得安寧，索性作罷。 但是，我眼下已經有可能冷靜而清醒地對自己已有的創作作出檢討和反省了。換一個角度看，盡管我接連兩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人生》小說和電影都產生了廣泛影響。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待。如果為微小的收獲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種無價值的表現。最涉小的作家常關注著成績和榮耀，最偉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創造和勞動。勞動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標。人類史和文學史表明，偉大勞動和創造精神即使產生一些生活和藝術的斷章殘句，也是至為寶貴的。 勞動，這是作家無義反顧的唯一選擇。 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當時，已經有一種論斷，認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個高度。我承認，對于一個人來說，一生中可能只會有一個最為輝煌的瞬間——那就是他事業的頂點，正如跳高運動員，一生中只有一個高度是他的最高度，盡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躍無數次橫桿。就我來說，我又很難承認《人生》就是我的一個再也躍不過的橫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