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2024年度刀鋒圖書獎推委會將“年度致敬”榮譽授予歷史學家葛兆光先生。評語為：

“從一檔歷時兩年半的播客節(jié)目到一套三卷本實體書，他主編的《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網(wǎng)羅中文世界20多位中青年學者共同撰稿，為中國的全球史研究打開新視野。他將思想史的關懷帶入全球史研究，‘宅茲中國’的同時又放眼世界，讓歷史超越國家和地理的界限，在全球化退潮的當下，重申‘全球聯(lián)系’和‘世界公民’的意識。”

?作者 | 蘇煒

?編輯 | 陸一鳴

歷史學家葛兆光75歲了。在接受訪談前，他需要先戴上助聽器，才能聽清楚坐在對面的來訪者的問題。

過去幾年，他把一部分工作重心放在了《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上。最早在2018年，葛兆光向梁文道提議，想做一檔關于全球史的播客，并為此寫下了一份詳盡的大綱，包括內(nèi)容方向和對各個章節(jié)的設想。

次年6月，播客《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正式上線，其撰稿人囊括了20多位中青年歷史學者。隨后兩年半里，200多集音頻節(jié)目陸續(xù)播出，受到廣泛好評。其間葛兆光撰寫導言和結語、修訂全部文稿、完善參考書目和年表，付出許多精力。

聲音告一段落，文字接續(xù)而來：去年年初，三卷本《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出版。葛兆光花了幾個月時間，將節(jié)目內(nèi)容編纂成書，這段面向學界與大眾、橫跨聲音和文字的全球史的講述，終于更加完整。

《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

葛兆光 主編

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國，2024-4

葛兆光的歷史視野向來開闊，從中國到海外，由思想史到全球史，不拘一隅。同時，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也始終保持著對現(xiàn)實問題的關切。《新周刊》對葛兆光的兩次拜訪，從2024年夏天到2025年春天，橫跨兩個年份。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世界動蕩不休，許多曾被視作常識的觀念反復受到挑戰(zhàn)。對于這一切，葛兆光始終關注。在他看來，過去幾年對于世界史，尤其是對于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的梳理，在當下顯得更具意義和啟發(fā)性：“我們跟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文明、國家是互相交往、互相聯(lián)系、互相平等的，這是我們做全球史的目的。”

春天的復旦大學校園，草木萌發(fā)。在葛兆光位于二十幾層的辦公室，能望到校園內(nèi)外的忙碌人群、穿梭車流，也能保持觀察和思考的靜謐。歷史無時無刻不在形成，研究歷史“不提供具體經(jīng)驗，但是能夠提供一些視角和信念”。

“人類畢竟是要互相交往的”，葛兆光這樣概括這種信念。

葛兆光。（圖/聶一凡 攝）

“把第一步邁出去，后面就好辦了”

《新周刊》：《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改變了以往將中國史與全球史分開對待的歷史研究傳統(tǒng)，把中國放入廣闊的全球史視野里，同時強調“從中國出發(fā)”。歷史視角如此轉變之后，有什么新的發(fā)現(xiàn)？

葛兆光：20世紀90年代，全球史被介紹進中國。盡管在國際上，它已經(jīng)成為一種很大的研究潮流，但是在中國，很多時候還是止于理論闡述和介紹，沒有好好地去自己寫一部，更沒有認真思考中國學者應當怎樣敘述自己的全球史。

從中國出發(fā)去談全球史，就會看到一些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談全球史時也許探討得不夠的事情，這就構成一種互補。我一再強調“從中國出發(fā)”，并不是強調中國在全球史中的份額、地位和意義，而是給全球史提供來自中國的觀察角度，也反過來用全球史的視野看中國歷史。

一方面，面對全球史中的很多事件、人物、現(xiàn)象，由此有了一種中國觀察的視角，比如對于羅馬為什么不能像秦漢那樣形成一個去地方軍事化的，制度、文字、習俗同一化的帝國，我們有了來自中國角度的解釋；另一方面，對于很多中國歷史上的事件、人物、現(xiàn)象，我們也有了一種全球史背景下的新解讀。

羅馬帝國開國皇帝屋大維的雕像。（圖/維基百科）

比如我在《讀書》雜志上寫的一篇文章談到1255年法國基督徒魯布魯克在哈剌和林的蒙哥汗面前與佛教徒辯論教義，（蒙古帝國對于宗教管控的）尺度那么寬松。可是，第二年同樣在蒙哥汗面前，佛道辯論《老子化胡經(jīng)》的結果卻是禁止《老子化胡經(jīng)》，嚴厲打壓道教。

為什么尺度突然收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從面對西亞、歐洲轉向面對東亞的中國，蒙古人發(fā)現(xiàn)，宗教與族群認同在東西方不一樣，而東方的宗教也許會成為蒙古帝國統(tǒng)一世界的障礙，因此原來自由寬松的宗教政策就變了。這樣，對于蒙哥汗以及后來忽必烈面對佛道時的政策，我們就有了新的了解。

其實，只要放寬歷史視野、轉換觀察角度，不光能增加很多新知識，也會改變很多舊觀念。比如，我們會注意到：原來在歐亞大陸，粟特人、波斯人始終是那么重要的經(jīng)濟、文化和宗教的穿針引線人；原來伊斯蘭倭馬亞王朝、阿拔斯王朝的崛起和擴張，給世界的東西兩端都造成了這么巨大和直接的影響；原來“新大陸”美洲的發(fā)現(xiàn)，給亞洲和歐洲帶來了如此多的變化；原來對現(xiàn)代國際社會那樣重要的《海洋法》《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隱隱約約和東部亞洲海域有關；原來在歷史上，日本不僅從中國拿去很多東西，也曾經(jīng)是中國木材、白銀和銅的重要來源地。

撒馬爾罕的粟特人。（圖/silkroads.org.cn)

這一類的故事很多很多，看看我們那套書就知道了。有人覺得，我們的全球史可能涉及面很廣，但是還不夠深入。我想，確實不夠深入。三卷本，100多萬字，要想把全球史寫得非常深入不大可能，但是我們做的是第一步，把第一步邁出去，后面就好辦了。

《新周刊》：幾年前，你在一檔節(jié)目中談到，很多關于歷史的概念、節(jié)點、轉折，往往是后世賦予前人的。要怎么避免這種后世講述歷史時的一廂情愿？

葛兆光：我們很多看待歷史的習慣，是“后見之明”：把喜歡的東西拔高，把不喜歡的東西貶低，甚至把從自己兜里面掏出來的東西塞到古人的兜里面。為了解讀得出奇，就不斷加碼，越說越玄，這是非常不可取的。

每個人都難免有“后見之明”，但也要盡可能順著歷史去梳理。以前我寫《中國思想史》《中國禪思想史》，都是希望先回到歷史語境里面去，然后再跟著語境去體會當時的人是怎么想的。

就像現(xiàn)在劍橋的昆廷·斯金納等學者強調的，研究思想最重要的是研究語境中的思想，我們不能離開某種語境，人為地去拔高或者貶低。所以，以前柯林武德就講，歷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到過去的心靈里面去體驗一下，然后才來敘述的。

另外還需要有宏觀的眼光、對歷史整體的了解。我們寫全球史，可能每一段講述都不會像過去的國別史那樣深刻、精專，但是描述出宏觀的、平衡的、全面的歷史，讓各種文明同時空呈現(xiàn)，才知道我們自己在世界歷史上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中國思想史》

葛兆光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12

“我們感到困惑，所以不得不重新打量歷史”

《新周刊》： 身處轉折和劇變的時代，“見證歷史”成了一種普遍感受。在人生當中，有什么瞬間也給你帶來過這樣的歷史感受？這種感受又如何影響你？

葛兆光： 前 兩天我們還在感慨，我這一代（50后），有幸生活在沒有大戰(zhàn)爭的時代，比父輩幸運得多。但是沒有戰(zhàn)爭帶來的槍炮硝煙，并不意味著歷史就會那么平靜，生活就會那么順暢。

在我記憶中，對我影響很大的事件很多。從小的說，在我個人歷史上，1960年全家從北京下放到貴州的一個縣城、18年后的1978年我考上北京大學改變命運，都算是大事吧。但是從大歷史而言，我記憶中最刻骨銘心的，恐怕還是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的轉向，等等。

個人的小歷史，處在國家的大歷史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時勢比人強”：如果整個國家和整個社會沒有根本性地變好，個人的命運只能像一條小船，在驚濤駭浪里顛簸。

電視劇《雞毛飛上天》反映了主人公“雞毛”在改革開放后投身經(jīng)濟大潮的故事。（圖/《雞毛飛上天》）

《新周刊》： 最近兩年，全球化不斷遭遇新挑戰(zhàn)，互聯(lián)網(wǎng)、AI技術的發(fā)展，也在不斷改變普通人的思想和表達。面對諸多變化，作為研究思想史與全球史的歷史學家，你有什么體會和思考？

葛兆光： 坦率說，最近的世界變化太快，現(xiàn)在人們常常講這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什么都不確定，不知道明天會發(fā)生什么，于是就會很迷茫。我也覺得這很悲哀。

作為歷史學者，我們更熟悉“過去的故事”。在過去的故事里，我們能夠看到，如今世界的文明、規(guī)則和共識在歷史上的形成過程是多么艱難。我們原本以為歷史會往這個方向一直走下去，雖然也明白“道路是曲折的”，但是總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就像以前偉大人物所說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但是沒想到，最近有些曲折甚至成了挫折。

我們感到困惑，所以不得不重新打量歷史。歷史不會那么重復，我們只能從歷史里面得到一些感知，這些感知不能當作策略來應付現(xiàn)實的變動，它不提供具體經(jīng)驗，但是能夠提供一些視角和信念：世界越來越小，人類畢竟是要互相交往的，所以有些現(xiàn)代的價值還是需要的。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葛兆光 著

中華書局，2011-2

《新周刊》： 2024年度刀鋒圖書獎的主題，是“壯闊的平凡”。今天的全球史、思想史研究，以及更多的歷史研究領域，如何照見那些細微、具體的普通人生活？反過來說，一個普通人，為什么要關心全球史？

葛兆光： 我非常贊同“壯闊的平凡”這個主題。其實，從1902年梁啟超開創(chuàng)現(xiàn)代中國歷史學以來，學界一直都在號召歷史學要改變過去總是以帝王將相為主角的研究傳統(tǒng)，也一直在強調，歷史上很多意義重大的變遷，不一定都是英雄造時勢，其實更多是時勢造英雄。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現(xiàn)在歷史學研究的變化，就是從關注中心到關注邊緣、從關注上層到關注下層、從關注特殊到關注一般，這就像法國年鑒學派的費爾南·布羅代爾強調的“長時段”的重要性：看上去平靜緩慢的變動，有時候反而是最重要的。

其實，全球史和思想史，也不一定都只是宏大敘事和精英視角。許多小事情、小人物，像卜正民研究維米爾的繪畫、沈艾娣研究山西一個天主教村莊，都可以寫入全球史。

我給沈艾娣那本《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寫過推薦詞：“誰也想不到中國山西一個不起眼的村莊洞兒溝，居然會和遙遠的神圣羅馬教廷曾有過三百年的互動。……全球史并不一定要縱橫十萬里、上下五千年，其實它更是一種方法，試圖發(fā)掘各種微妙的全球性聯(lián)系、交流和影響。”

《東京札記》

葛兆光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望moutain，2024-1

同樣，思想史也在變。我在1998年就提倡發(fā)掘“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強調思想史一定要注意思想的制度化、常識化和風俗化。因為這樣的思想史，才能呈現(xiàn)政治、社會和生活世界的真正常態(tài)，而不只是少數(shù)天才的靈光一閃。

在《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導言和結語中，我反復在講，歷史學一方面要敘述自己的歷史，強調國族認同，培養(yǎng)理性的愛國主義；另一方面則要讓人們意識到，自己是處在全球文化與文明聯(lián)系中，必須懷有平等、慈悲和友愛的胸懷，與全球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人和平共處，共享文明成果，尊重國際規(guī)則，要有世界公民意識。

如果說國別史強調的是前者，那么全球史就是在提倡后者。因為只有了解全球互相聯(lián)系的歷史過程，才能打開你的胸懷，拓寬你的視野，消除你的偏見。

2024年度刀鋒圖書獎

全榜單

作者丨蘇煒

編輯 | 陸一鳴

本文首發(fā)于《新周刊》總681期《不做二手讀者》

原標題：葛兆光：歷史不提供經(jīng)驗，但提供視角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