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曾經有過的所有喧囂，都將用寂寞來償還。

文 / 莫空

前不久，彪馬宣布任命Arthur Hoeld出任品牌新CEO，將于 7月1日正式上任。而在這份突然的官宣之外，最為大眾津津樂道的便是Hoeld的身份——阿迪達斯前董事會成員。

彪馬想要復刻阿迪的翻盤？其實，這兩家運動品牌「共享」高管，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帶領阿迪打出翻身仗的現任CEO比約恩·古爾登（Bj?rn Gulden），之前的身份正是彪馬的CEO。

如此頻繁的高管跨陣營流動背后，是這兩家德國品牌從誕生之初便刻入基因的「血緣羈絆」。

達斯勒兄弟，鞋廠起家

我們先來認識一個名字——克里斯托夫·達斯勒。

作為一名在巴伐利亞州紐倫堡以北幾英里的赫爾佐根奧拉赫小鎮出生的人，他的家族沿襲著鎮子的傳統，從中世紀開始就世代以紡織廠染布料為生。

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席卷德國，讓達斯勒的家族無法再以此為生。作為家族紡織廠最后一代，克里斯托夫選擇離開。

和所有在外省漂泊打拼的年輕人一樣，克里斯托夫·達斯勒因為要安家，最終又回到了故土。他的兩個兒子魯道夫·達斯勒和阿道夫·達斯勒，便是在老家赫爾佐根奧拉赫出生的。

那時候，小鎮上的支柱產業已經從原來的紡織加工，變成了重型毛氈拖鞋。為了生計，克里斯托夫在鞋廠找了份工作，而他的妻子則開了一個小型洗衣房。

兩個日后大型體育用品品牌的創始人，便是在如此艱難，充斥著衣服與鞋子的環境下成長起來。

達斯勒兄弟

20世紀初，德國主流認可的運動不是足球，而是體操。甚至一些保守的德國早期現代體育從事者認為，足球是一項魯莽野蠻有辱人格的運動。所以在阿道夫·達斯勒的童年，他的主要運動方式并非足球，而是野外長跑，到了冬天又變成滑雪。

但快樂自由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一戰的打響毀掉了一切。

阿道夫的兩個哥哥，大哥弗里茨·達斯勒和二哥魯道夫·達斯勒都被征兵進了軍隊，四年時間全部陷在佛蘭德斯泥濘的塹壕戰里。

阿道夫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他作為學生、家中剩下的獨子，沒有被立即征召前線。然而，到了一戰后期，年僅17歲的他還是被招往了比利時邊境，1918年，與兩位哥哥在戰爭前線匯合。

幸運的是，達斯勒一家三個男孩大難不死，全都安全回到了赫佐根奧拉赫。

阿道夫·達斯勒是三兄弟中最先覺醒創業頭腦的。在父母和兄長的支持下，他通過撿戰后廢品，把母親的洗衣房變成了自己的小型制鞋作坊。不僅如此，阿道夫還非常擅長動手改裝，就像他夫人凱瑟·達斯勒所說，「制鞋不僅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愛好。」

由于對長跑的了解，很快他便在鐵匠朋友弗里茨·澤萊因的幫助下，制作了一批早期的帶釘運動鞋。

曾經在制鞋工廠正經學過手藝的二哥魯道夫，看到弟弟阿道夫的制鞋作坊搞得頗有些眉目，決定加入這個家族制鞋作坊——阿道夫主管生產，魯道夫則主管銷售，達斯勒兄弟的鞋廠便從這里起家了。

一戰后的德國日子并不好過。

但與戰前不同的是，沒有了德皇保守派的約束，現代體育在德國野蠻生長起來，曾經不被允許的拳擊俱樂部、足球俱樂部也遍地開花。喜歡運動的阿道夫也加入了當地俱樂部，擔任過前鋒——也正是如此，阿道夫看到了運動品牌的商機。

比賽時，大批球迷擠滿年久失修的體育場。阿道夫意識到屬于自己的黃金時代，要來了。

與戰爭更近

1927年，達斯勒兄弟得到的第一筆大訂單正是來自赫爾佐根奧拉赫體育俱樂部。為了滿足這個訂單，他們搬到了赫爾佐根奧拉赫一家荒廢的小工廠，并雇傭了20多名工人，擴大生產。

有了從零到一的突破，達斯勒兄弟的鞋廠也逐漸得到了業內人士的賞識。

首先表現出興趣的是德國前奧運會選手、擔任德國奧運會田徑隊教練的約瑟夫·韋茨。他專程從慕尼黑來到鎮上考察，從改進鞋類聊到提高運動成績，雙方很快成了朋友。

有了來自國家隊的渠道，達斯勒跑鞋的營銷渠道也是越來越廣，從足球、田徑發展到了拳擊等項目，從鞋子發展到拳擊袋、背包、t恤等不同的裝備，達斯勒鞋廠已經不僅僅是在赫爾佐根奧拉赫走紅，而是逐漸走向德國，甚至通過奧運會走向全世界。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達斯勒兄弟為德國中長跑運動員莉娜·拉德克（Lina Radke）制作了專屬跑鞋

而達斯勒兄弟走向世界的標志性事件，是贊助了美國運動員杰西·歐文斯。

在1936年那一屆「政治大棒旗下」的柏林奧運會，達斯勒兄弟不僅提供了德國國家隊的贊助，還贊助了一個非德國國籍，非宣傳中的「純種雅利安人」，并讓他一舉奪得兩枚金牌，并擊敗了德國田徑接力隊。

達斯勒兄弟在聲名大噪的同時，也逐漸成了德國納粹眼中可利用的人才。

杰西·歐文斯

早在贊助歐文斯之前，魯道夫就已經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投上了自己的選票，這是達斯勒家族第一個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投票的。這個黨后來的領袖，是另一位著名的「阿道夫」。

納粹以驚人的勢頭迅速席卷德國政壇后，達斯勒一家三兄弟弗里茨、魯道夫、阿道夫都加入了納粹黨。

與更為激進參與政治的二哥魯道夫不同，阿道夫加入納粹黨的理由更像是一個產品經理的做法。他覺得，納粹黨如此倡導體育運動在國家中的形象，那么這個黨派選擇對今后體育運動上的訂單一定會有幫助。

并且，在加入納粹黨后，阿道夫并沒有走政治路線。按照之前的分配，他依然把廠里的營銷宣傳任務交給魯道夫，大哥弗里茨則去開發非球鞋品類的業務，而他自己卻去了德法邊境拜師學習更先進的皮革制造技術。

柏林奧運會的浪潮后，達斯勒鞋廠每年的銷售額已經達到約20萬雙。但此時，銷量、品牌、影響力，在即將到來的戰爭面前一文不值。

1939年8月28日，希特勒規定了所有必需品采用配給制度，包括鞋類。作為納粹黨經濟改革的一部分，當時德國的鞋類生產由德國皮革工業集團負責監督，雖然皮革對戰爭的重要性并不像鋼鐵和燃料那樣是絕對剛需，但因為能造出國防軍制造靴子、手套和其他軍用裝備，所以達斯勒兄弟的工廠依然被認為具有戰略重要性。

但這也讓達斯勒一家，離戰爭更近了。

阿迪達斯和彪馬，兄弟分家

1940年8月，阿道夫收到國防軍的信件：12月初，他將奉命在紐倫堡附近的布亨布爾鎮第13情報團接受無線電技術員培訓。但實際上他并沒有在軍隊里干多久，在服役不到三個月后，就又回到了老家的鞋廠里。

戰爭初期，納粹為了籠絡人心，還讓達斯勒鞋廠的配額從每年6000雙提高到了10000雙，并允許他們少量銷往國外，這在當時的德國企業中絕對是特殊的。

然而達斯勒一家的分裂，也是從此開始的。

最先分家的是大哥弗里茨·達斯勒。當時他已經不管鞋廠業務，而是經營達斯勒分廠的短褲t恤工廠，在戰爭期間被征用來為德國士兵生產皮包。本身經營已經不在一起，政見不同更是讓二人徹底各奔東西。

而與二哥魯道夫的分家，就更為復雜。

戰爭后期1943年1月，阿道夫因為鞋廠里技術骨干的身份再次逃離了被征兵的命運，但魯道夫卻被征召到了薩克森前線。在一次休假時，他重回家鄉工廠，向還留在廠里的工人講述他的規劃時，工人們對他置若罔聞。

此后，阿道夫的鞋廠徹底淪為了納粹軍工零件生產基地。但魯道夫人在境外，還在通過各方人脈施壓，要求達斯勒鞋廠生產擁有魯道夫個人專利的跳傘靴設備，以求重新掌控公司話語權。

此時，魯道夫和阿道夫兄弟之間已經產生了間隙。

1945年4月4日，老父親克里斯托夫下葬。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老達斯勒，死于心力衰竭，達斯勒一家在赫爾佐根奧拉赫短暫重聚。

葬禮結束的第二天，魯道夫就被蓋世太保帶走了，短暫從集中營被解救不到幾天后，又被美國人抓了起來——魯道夫堅信，兩次被抓，是因為阿道夫的告密。

但實際上，阿道夫彼時正在處理達斯勒鞋廠戰后混亂的危機。

阿道夫·達斯勒鞋廠由于技術優勢，成為了美國陸軍認為有價值的廠牌。在允許鞋廠繼續開工為美軍生產的同時，后者還提出暫時征收阿道夫一家的住所，迫使他們一家人不得不搬到塔樓里。

1946年7月31日，魯道夫被釋放回家。然而他當時的處境已經面目全非，在工廠中更是完全失去了話語權。

猜忌和矛盾讓兩兄弟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大戰，最終走向了分家的結果。

魯道夫把財產做了最后清點，阿道夫同意哥哥接管維爾茨堡大街的一家小鞋廠，而他本人繼續帶著家人住在塔樓內，并管理火車站附近的大工廠。

廠里的銷售團隊和技術團隊也參與了這次分家，大多數銷售團隊跟著魯道夫去到維爾茨堡大街，技術人員則幾乎都選擇留在了阿道夫身邊。

1948年4月，兩兄弟分家事宜全部完成。阿道夫很快申請注冊一家名為「Addas」的公司，由于太過類似德國另一家童鞋廠被拒絕，微調之后，風靡世界的阿迪達斯誕生了。

另一邊，魯道夫也使用「Ruda」注冊公司，同樣被駁回，理由是太粗俗，魯道夫便把注冊名改為了「Puma」。

赫佐根奧拉赫小鎮以奧拉赫河左右岸，成了兩家兄弟、兩個公司傳奇的分界線。

一場戰爭，兄弟隔墻，一個廠變身兩個廠。成了同行死敵，兄弟紛爭依然不在少數，并且戰火一直燒到了兩家公司下一代繼承人手上。

達斯勒家族史后，阿迪達斯與彪馬的商戰史隨即開啟。

「雞娃」戰爭與父子相斗

霍斯特·達斯勒，是阿道夫和妻子凱特·達斯勒的長子，也是阿道夫家唯一的男孩，阿迪達斯的接班人。

電視轉播讓1956年奧運會開始進入新的時代。彼時年僅二十歲的霍斯特希望去闖一闖，想要把阿迪達斯這個品牌推廣到墨爾本奧運會上——整個阿迪達斯公司當時只有他一個人勉強能說英語，自然這個重任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霍斯特·達斯勒

自從達斯勒兄弟分家后，整個家族連帶著他們所在的小城也變得硝煙四起。小鎮以奧拉赫河為界的左右岸，像霍斯特這樣的孩子是不允許與河對岸叔叔家的孩子們玩耍的，盡管他們是十分親密的堂兄弟。

父輩們的戰爭沿襲到兒子輩，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雞娃」，各自都要把自己的兒子們培養成優秀的接班人。

在很小的時候，霍斯特就被父親拉著去森林里長跑，一跑就是幾個小時。畢竟，作為阿迪達斯的接班人，不僅要親自了解一項運動，也要有一個工作狂的好身體。

霍斯特多年后回憶道，他和他父親的相處模式也是不正常的，更像是父子之間的比賽，霍斯特對父親只有尊重和欽佩，但不會有任何親密的感情。

同時，魯道夫家的兩個兒子與父親也不算和睦。

魯道夫的大兒子阿明·達斯勒本就對繼承家業沒有興趣，他更感興趣的是那時候剛興起的電子工業，但作為家中長子，彪馬的大任依然是壓在他頭上的大山。

阿明·達斯勒

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霍斯特已經敏銳感覺到了電視時代帶來的全球新商機。

本來按原計劃，霍斯特的主要工作是向住在奧運村的運動員推廣阿迪鞋子，屬于傳統銷售模式。但當他見過了阿迪達斯在墨爾本的諸多經銷商和分銷商后，開始有了一個大膽且瘋狂的計劃——向奧運村的運動員們「贈送」阿迪達斯的鞋子。

那時候，奧運會或世界大賽的「業余主義」導向盛行，即便當時已經出現了運動品牌贊助某只球隊或者某位球員的裝備，也不能明目張膽表露出具體品牌。

所以在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霍斯特想要讓運動員們穿上阿迪達斯的鞋子、裝備，在剛興起的電視轉播面前為大眾做免費廣告，是一件極其困難且非常要開拓精神的事情。

另外，在還掌握著阿迪達斯實權的阿道夫看來，兒子如此大批想搞贈送球鞋的想法，實在是有些激進和異想天開。但霍斯特憑借著驚人的毅力和三寸不爛之舌，真的為家族闖出了新機遇：

德里克·伊博森，這位世界上首個在4分鐘內跑完一英里的英國運動員，就從墨爾本奧運會開始穿上了阿迪達斯的鞋子，并且之后回到英國，也一直穿著它；美國運動員阿爾·歐特，由于他在整個美國都沒有找到合適自己大小尺寸的鞋子，還是阿迪達斯為他解了燃眉之急，他也很爭氣的在墨爾本奧運會上贏得了3枚金牌，成了阿迪達斯忠實用戶……

憑借霍斯特的大膽創意，還有墨爾本經銷商們的努力，那屆奧運會已經有超過70%的運動員被阿迪達斯征服。

對于能夠免費獲得阿迪達斯裝備，運動員們都覺得是個很大的福利，也自然而然成了前者的免費廣告。而當他們手拿金牌出現在各大知名雜志頭版頭條上時，阿迪達斯的銷量也水漲船高。

墨爾本奧運會使霍斯特一戰成名，「一個免費提供球鞋的男孩」成了他的標簽，而這個標簽日后成了他在國際體育圈叱咤風云的關鍵。

再看阿迪達斯的對家——彪馬，卻陷入了父子內斗的泥沼。

阿明達斯勒其實一直有關注堂弟霍斯特的動向。在他看來，彪馬要拿到更多的訂單，超過阿迪達斯，就必須要給運動員更多福利，包括但不限于送鞋子、裝備等，卻遭到了父親魯道夫的堅決反對。

甚至在阿明于奧地利當地要收購一家體育用品工廠時，固執的父親拒絕向奧地利銀行提供任何擔保資金，理由是阿明不是在推銷球鞋，而是在生產滑雪用品。

然而實際上，坐在德國的魯道夫沒有想到，在奧地利體育市場就是有一定的應季性的——進入下半年，奧地利人大部分周末時間的運動就變成了在滑雪，此時再推銷任何運動鞋都是毫無意義的。

阿明也沒有放棄。沒有了父親的幫助，他依靠在美國經銷商的關系，開始出產「達斯勒」球鞋——實際上這款球鞋依然是用的彪馬的產品線，卻也算是阿明向父親發出的挑戰。

不過，美國的經銷商們樂于幫助阿明銷售他的「達斯勒球鞋」。這樣一來，阿明就有了足夠的現金流，繼續他在奧地利體育用品市場的開拓創新。

而這次和父親的內斗，直接導致了父親完全在一段時間斷絕了和阿明的關系。由于父子內斗，在霍斯特已經在阿迪達斯大展拳腳的時候，彪馬還停留在原地，也沒有趕上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的新市場紅利。

終于在彪馬掌握了實權的阿明也開始了向運動員贊助的策略。而他鎖定的第一個贊助目標人物，就導致了阿迪達斯和彪馬的「短兵相接」。

短兵相接

阿明·哈里是德國的短跑運動員。年輕時他曾練足球，直到16歲才專項練習短跑，天賦強大的他轉賽道僅僅幾年后，在1958年歐洲錦標賽上就獲得了100米和4×100米的冠軍。

作為德國本土選手，他自然也成為了阿迪達斯和彪馬爭奪的對象，兩家公司都希望宣傳「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穿的是自家的鞋子。

本來在這個賽道上，阿迪達斯是遙遙領先的，阿明·哈里與霍斯特的關系更為密切。而在一次家宴上，阿明·哈里提出條件：阿迪達斯對其直接提供金錢贊助，或讓他成為日后在美國的獨家經銷商。

阿迪達斯不愿開這個先例，拒絕了他。

阿明·哈里被彪馬盯上了。前者穿著彪馬的鞋子在歐洲錦標賽和1960年羅馬奧運會上大出風頭，這場阿迪達斯和彪馬的第一次贊助運動員之戰，以后者的勝利告終。

而這次的短兵相接，也讓阿迪達斯創始人阿道夫和彪馬創始人魯道夫徹底意識到，家族競爭的接力棒應該正式交到兒子們手里，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了。

阿明·哈里

如果說奧運會開啟了兒子們的戰爭，那么1966年和1970年兩屆世界杯，就是阿迪達斯和彪馬「兒子們」全面開戰的巔峰。

那時候，電視轉播逐漸成為足球世界里司空見慣的事，雖然各大協會組織、賽會組織還并不允許明目張膽讓贊助商直接送錢給運動員，但實際上，阿迪達斯和彪馬早就開始各種暗地里用錢和協議換取運動員的品牌使用權，也就是現在人們熟知的品牌代言人套路。

阿迪達斯進入足球圈，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在伯爾尼奇跡那年，德國隊用的就是阿迪達斯的裝備，霍斯特在打入法國市場的時候重用的方丹，也是法國足球的代表人物，曾在一屆世界杯上打進13球，退役后成了阿迪達斯在法國的商業代表。

而且，方丹的確向霍斯特提出了有效的建議，希望阿迪達斯能生產屬于自己品牌且非常有記憶點外觀的足球。于是，阿迪達斯的黑白橡膠相間的足球就從德國走向法國，并走向了整個歐洲大陸。

方丹

德法的足球市場已經讓阿迪達斯拿下了很多訂單，但他們又是如何擠進英倫三島呢？

一方面，20世紀50年代，英國人非常迷信的民族品牌（比如Villain維綸）都不太關心鞋的款式和舒適度，這給一些盤帶為主的技術性球員造成了不小的困擾；另一方面，當時英倫更為著名的體育用品品牌茵寶還沒有開始進軍球鞋市場，這也給了阿迪達斯可乘之機。

更好的產品意味著更大的市場——當阿迪達斯從1961年開始在英倫三島正式鋪貨銷售時，英國球員一夜之間穿厚靴子的習慣突然間消失了。而茵寶直到此時也沒有急于搶占球鞋市場份額，反而在自家門店允許阿迪達斯出售他們的球鞋。

當時的茵寶在足球市場是個大品牌。1966年世界杯前夕，世界杯決賽階段的16支球隊中，有15支都與茵寶簽了球衣合同。阿迪達斯憑借與茵寶的戰略合作關系，讓這些球隊也幾乎都簽訂了他們的球鞋合同。

不過，這些賽會工作人員（比如球童、裁判等）的制服裝備提供也是一筆重要的訂單，除了阿迪達斯和茵寶，英國另一家傳統品牌Bukta，和彪馬也都在暗暗競爭著這筆訂單。

而阿迪達斯憑借與英格蘭隊長鮑比·摩爾的良好關系，以及茵寶與英足總秘書阿爾夫·拉姆齊的良好關系，最終不僅讓1966年世界杯開幕式上所有的工作人員統一穿上了自家球鞋，而且還拿下了英格蘭國家隊的球鞋裝備訂單。

球隊贊助市場飽和，彪馬便改變賽道，以影響力取勝。比如，著名的「黑豹」尤西比奧，當時就被阿明撬去了彪馬，這的確吸引走了不少人的目光，畢竟比起裁判和球童，大多數人更關注的是注意球星腳下的球鞋。

尤西比奧

然而打進1966年世界杯決賽圈的，是英格蘭和德國。

由于當時大家都很難想象德國球員會穿著阿迪以外的品牌上場，當時彪馬唯一的希望，就是說服一些英國球員將球鞋臨時換成彪馬，金錢誘惑成了主要手段。

可阿迪達斯同樣舍得下重金，于是就在臨決賽開賽之前，雙方開始在英格蘭球員之間展開了一場金錢拉鋸戰。直到當年輕的英格蘭國腳阿蘭·鮑爾在離決賽開始的兩小時前，拿著阿迪達斯給他的特約贊助費兩千英鎊在酒店狂撒的時候，大家才意識到這不對勁。

最終當決賽哨聲吹響的時候，人們驚奇的發現還真有幾個球員沒穿阿迪達斯的球鞋，比如雷·威爾遜、戈登·班克斯，尤其是出鏡率是相當高的英格蘭門神班克斯穿著一雙彪馬足球鞋，也讓后者終于嘗到了一點世界杯決賽的甜頭。

短暫的和平，與更多的矛盾

阿迪達斯和彪馬的商業撕扯大戰，已經引來了太多政治關注的目光，尤其還害得阿明·達斯勒無辜坐了幾天牢，這讓達斯勒家族在生命面前還是暫且放下了矛盾。

最終，在當時墨西哥政治局勢非常微妙的情況下，一家人團結一致，把阿明平安地接回了德國。

1970年世界杯，即便雙方都很清楚貝利的代言是巨大的「蛋糕」，但為了暫時的和平，不展開無休止的價格戰，即便是阿迪拿下了巴西國家隊球鞋贊助，也沒有為貝利提供一雙阿迪鞋。

然而，彪馬最終還是打破了這項「貝利協議」。

淘汰賽開賽前一天，彪馬拿出了對貝利價值兩萬五千美元的合約，讓他在墨西哥世界杯上穿彪馬鞋子，并且在未來的四年內分期付款十萬美元，讓貝利正式成為彪馬的代言人。

于是就出現了貝利在開賽前一分鐘蹲下慢慢系鞋帶，特寫鏡頭掃過，全世界數百萬臺電視機看到貝利穿彪馬球鞋的名場面。那一次，貝利成了巴西隊絕對的國王，彪馬的曝光率也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貝利穿著彪馬的裝備

而這樁和貝利的交易證實了，阿明以及彪馬后來對抗阿迪達斯的主要策略——阿迪達斯的目標是讓每個不同技能水平的球員都穿上阿迪達斯的鞋子，而阿明則認為彪馬就專注少數更有魅力和國際水平的球員。也就是阿迪搶數量，彪馬就搶流量。

這樣的公司策略也影響到后來彪馬簽人的策略，比如和克魯伊夫著名的代言合同，也是按照這個運營思路來的。

當時荷蘭隊的球衣贊助商是阿迪達斯，而克魯伊夫與彪馬的協議，自然會產生糾紛。在彪馬的另一個執掌人格爾德·達斯勒幾乎和霍斯特又鬧翻的情況下，以及在各方利益的拉扯下，最終同意克魯伊夫可以從他的球衣上去掉一條條紋，球鞋也可以繼續穿彪馬。

這自然讓彪馬很高興，他們在繼續執行荷蘭隊頭號球星贊助和廣告效應時，還能編出更豐富的人設和故事，即「反叛品牌和反叛玩家找到了他們的精神，并一起合作」，更增強了品牌產品之外的文化效應。

克魯伊夫在比賽中身穿特制的球衣

但很有意思的是，這位歐洲巨星實際上更喜歡穿阿迪達斯的鞋子。甚至有一次在訓練中，克魯伊夫無意露出了自己的阿迪球鞋，這差點讓彪馬終止與這位荷蘭飛人的高額合同。

不過那次的世界杯依然是阿迪達斯與德國人大獲全勝，因為又是貝肯鮑爾領銜的德國隊拿下了世界杯冠軍。

1974年也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不僅是因為經此世界杯一戰，阿迪達斯和彪馬的市場爭奪戰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更因為這一年下半年，彪馬的一代創始人魯道夫·達斯勒，因肺癌生命畫上了句號。

而他留下的彪馬公司的分配，以及巨額的遺產，則因為他自己的任性和偏心，最終險些釀成彪馬兩兄弟阿明·達斯勒和格爾德·達斯勒的兄弟內戰。

內耗往往是一家公司最忌諱的。而使彪馬更加危機四伏的，不僅是霍斯特執掌下最終通過政治高層上升通道，坐穩了體育品牌老大位置的阿迪達斯，還有已經起勢的另一運動品牌——耐克。

舊時代的殘黨

1974年魯道夫·達斯勒在死之前幾個月，都在翻來覆去地修改遺囑，也正是這翻來覆去的改變，讓彪馬的兩兄弟阿明和格爾德有所間隙。

而同樣震蕩的還有赫佐根奧拉赫河的另一岸，在魯道夫生命的最后幾個小時里，一個友善的的牧師想撮合阿迪達斯的一代創始人阿道夫·達斯勒，與他的兄弟最后和解。

其實在墨西哥奧運會后，兩兄弟也并不是河兩岸從沒有見過，在紐倫堡大酒店，在法蘭克福機場實際上他們都為公司和業務的事長時間討論過。

但業務是業務，家事是家事，阿迪達斯一代目和彪馬一代目并沒有以家人的身份見面，甚至為業務討論的事連他們的家人都不知道，這還是許多年后阿道夫的助手接受采訪時才說出來的。

不過在魯道夫生命的最后幾個小時里，阿道夫拒絕了牧師的請求，最終沒有以家人的身份兄弟之間達成和解。

甚至魯道夫去世后，阿迪達斯發表的聲明也是十分傲慢：「很遺憾，阿道夫·達斯勒的家人不會對魯道夫·達斯勒的死發表任何評論，凱瑟琳·達斯勒和阿道夫的長女英格·本特將作為代表參加葬禮。」

阿迪達斯和彪馬的一代早早給這兩個品牌定下了基調。

魯道夫是當時兩兄弟創業之初掌管營銷的，而阿道夫是掌管球鞋技術的，一直到兩兄弟各自離世的頭幾年里，魯道夫依然熱衷于在家里開派對結交各路名流，而阿道夫則更像一個技術工匠。

阿道夫在病床上養病時對他的私人醫生說，他并不知道阿迪達斯現在在全球開了多少家工廠。但從業五十多年來，他以自己的名義注冊了近700項專利。

阿道夫·達斯勒

1976年，阿道夫去世的兩年前，他依然觀看著奧運會田徑比賽，甚至在古巴著名田徑運動員胡安托雷納比賽時，告訴他的助手維特曼趕緊去和這個來自古巴的運動員談談，他的鞋子在預賽中出現了問題。

通過阿迪達斯當面的矯正之后，胡安托雷納的確在后來的400米和800米比賽中都拿到了金牌。

后來，越來越多人都想在赫爾佐根奧拉赫小鎮一睹阿道夫·達斯勒的真容。有一次，他正在小鎮遛狗，有人在門口叫他，可阿道夫卻聳聳肩說，「我不知道，我只是園丁」，那時候阿道夫就穿了一件十分普通的外套和阿迪達斯牛仔褲。

但這個園丁，硬是用自己的七百多項專利一點點把阿迪達斯澆灌成一個國際巨頭。

就在魯道夫離世的四年后，1978年9月6日，阿道夫·達斯勒的生命也走到了終點。兩天后一個簡單的私人葬禮之后，阿道夫被埋在了赫爾佐根奧拉赫公墓，離四年前他哥哥魯道夫的墓碑盡可能遠的地方。

但時代已經不屬于他們了。

向上發展

盡管上一代人都離去了，但影響力卻并沒有馬上消退。

作為阿道夫的兒子，霍斯特雖然知道產品的重要性，但善于社交的他更覺得，下一個世代的體育用品產品，更是應該抓住電視傳媒這個風口，同時也要抓住政壇風云變化的風口。

這使得他與他的母親凱瑟·達斯勒，在阿迪達斯很多戰略規劃上有了明顯的分歧。

霍斯特的生意經里有這么一句話，「一切的生意經都是建立在人與人的關系之上的」。他也的確是這么踐行實踐的。

在德法邊境的阿爾薩斯，蘭德斯海姆鎮科赫斯伯格旅館早就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阿迪達斯度假山莊，那是霍斯特在這里買下的山莊旅館，這里有米其林兩星主廚，有阿爾薩斯最著名的酒窖，私人飛機也能在整個莊園進進出出，這里不僅作為阿迪達斯每年高層「團建」所用，只要阿迪達斯需要商談重要的大事，霍斯特都會讓貴賓在這里住上一陣。

比如當年和阿迪達斯第一個簽約的籃球明星天勾賈巴爾，每次來蘭德斯海姆，度假酒店就要為他單獨加床，只因為2.18米高的巨人已經是當時來這的明星中最高的一位了。

再后來這里就不僅僅是接待體育明星了，還有很多政界商界的名流。

薩馬蘭奇（左三）造訪科赫斯伯格旅館

阿迪達斯這樣的模式對東德也有效。東德國家元首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就曾親自與阿迪達斯簽署了一項協議，盡管東德不能從西德進口任何消費品，但作為國家資源，培養運動員、為運動員提供「國家派發」性質的運動裝備、為運動員提供運動醫療，依然是阿迪達斯打入東德市場的絕好機會。

而河對岸的彪馬提出過一系列比阿迪達斯更昂貴的贊助方案，依然被東德數次拒絕。

阿迪達斯對足球市場的重視自然是從阿道夫·達斯勒就開始的，但真正讓阿迪達斯通過高層政治關系走進大賽，甚至進行大賽壟斷，還是在霍斯特執掌時期。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阿迪達斯進軍英格蘭市場的時候，就與他們的英國朋友斯坦利·羅斯（Stanley Rous）打過交道，就是后來一路從歐足聯主席當到國際足聯主席的英國人。

1974年國際足聯換屆選舉的時候，霍斯特當然還是鼎力支持他們的老朋友斯坦利。但是由于在對待非洲尤其是南非種族隔離制足球上，「歐洲中心論」的斯坦利依然支持種族隔離制度，使得他最終在選票上輸給了來自巴西，非常懂得用「第三世界」足球發展論來贏得選票的阿維蘭熱。

阿維蘭熱治下的FIFA和霍斯特主導的阿迪達斯，最終組成了一家專門為FIFA和阿迪達斯營銷服務的ISL以及它的母公司，而早在1974年國際足聯換屆完畢的這一年，霍斯特就與阿維蘭熱達成了共識。

這種共識就包括霍斯特和阿維蘭熱對非洲市場的一致看好，最省流的總結就是，霍斯特需要在非洲這個藍海市場賣阿迪達斯，而阿維蘭熱則需要非洲國家在接下來的選舉任命和世界杯主辦權大票倉，于是兩人一拍即合。

1970年世界杯上與霍斯特私交甚篤的摩洛哥教練，南斯拉夫人維迪尼奇，就讓他執教的摩洛哥全隊都穿著阿迪達斯的球鞋亮相。到了1974年世界杯、1978年世界杯非洲區預選賽上，大多數非洲球隊用的裝備都成了阿迪達斯，而最終1974年在全世界人們面前亮相的非洲球隊扎伊爾，以及1978年亮相的突尼斯，都是用的全套阿迪達斯品牌。

我們至今都很難知道阿迪達斯到底給非洲捐贈贊助了多少裝備，但極為有意思也頗為諷刺的是，在當年托馬斯·桑卡拉所住的地方，地下室里竟然發現了三千個阿迪達斯的用球。

這也足以佐證自阿維蘭熱上任以來，霍斯特憑借著這層關系，向非洲市場做了多少開拓性的市場工作。

就像如今的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所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如果不是FIFA的贊助，很可能是發展不了足球的。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阿迪達斯為市場、FIFA為權力開拓非洲的舉動，的確幫助一些非洲新興國家發展體育運動，但緊接著而來的就是市場金錢的誘惑，權力的誘惑，讓腐敗黑暗的魔爪已經牢牢抓住了足球這項世界性運動。

河的兩岸，只是先后崩盤

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阿迪達斯瘋狂對飚簽約巨星之后，當阿迪達斯走上另外一條賽道時，阿明·達斯勒和他的彪馬依然在延續做產品——找巨星簽約贊助——賣廣告——銷售這樣的單一模式。

這種單一模式，高價的簽約，其實是非常有風險的，簡單說來就是怕簽約的巨星「塌房」。

彪馬就在1986年攤上一個「塌房」的網球明星鮑里斯·貝克爾（Boris Becker）。阿明在貝克爾第二次贏得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后與貝克爾簽訂了一份超大的合同，然而他們顯然壓錯了寶，最終的銷售額并沒有達到他們預估的水準，但超高的傭金已經要拖垮彪馬。

以至于1987年1月，阿明和格爾德只能決定通過次級貸款，向公司注入6200萬德國馬克，來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

給已經被銀行、合同、股東們搞得焦頭爛額的阿明最重的一擊的，還是來自于骨肉血脈相連的自家親兄弟。

1987年3月，離霍斯特·達斯勒去世只剩下幾周的時間，但霍斯特還是在布達佩斯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

本來這場新聞發布會是公布在匈牙利首都開設全新阿迪達斯專賣店的情況，然而在發言時，霍斯特還是對阿明和彪馬開始了評頭論足，他認為彪馬完全可以開始尋找新的買家，阿明·達斯勒正在制造一場可怕的銀行丑聞。

此舉完全擊中了彪馬的弱點。之后，越來越多的彪馬持股人拋售彪馬，與彪馬深度合作的德意志銀行，也正決定終止對彪馬的貸款。

1987年10月19日，也就是霍斯特去世半年后，在慕尼黑喜來登酒店，彪馬終于召開了延遲已久的股東大會，阿明最終被免職，接下來的幾周內離開公司，而他的兩個兒子，也被告知「不能因為他們是阿明·達斯勒的兒子就能繼續在彪馬白領薪水」。

在生意的失敗，堂兄弟隔空雪上加霜的打擊之下，阿明染上了瘧疾，雖然好不容易從鬼門關中逃脫出來，但據他的兒子約爾格·達斯勒多年后接受采訪時說，那時的父親仿佛失去了求生意志，整天除了靠在床上，就是陷在沙發里，完全沒有了昔日和堂兄弟霍斯特一爭高下的氣魄。

1989年5月，阿明·達斯勒和格爾德·達斯勒最終將其持有的彪馬72%股份出售給瑞士企業Cosa Liebermann SA，至此達斯勒家族對彪馬長達大半個世紀的掌控走向了終結。

1990年10月14日，六十一歲的阿明·達斯勒與世長辭。

很難說拱手讓出彪馬，對于這位矜矜業業一生為彪馬的老爺子會沒有影響，尤其是比起斗了一輩子的堂弟霍斯特，至少在臨終之前看到了阿迪達斯已經在體育用品市場權傾天下的走勢，阿明則得承受打上達斯勒家族失敗的烙印，這種巨大的落差可想而知。

明面上看來，阿明和他的彪馬是死于一次投資失敗，死于與堂兄弟的爭斗，但實際上早在1986年他作為世界體育用品工業聯合會（WFSGI）主席在東京開會的時候，很多事就已經注定了。

當時，作為東道主Asics總裁鬼冢喜八郎手中，他為了撮合阿迪達斯的霍斯特和彪馬的阿明共同坐在一張桌上，一起出席這個在日本召開的體育產業大會，實在是費了不少腦筋。

盡管最后這兩堂兄弟并沒有像他們的父輩那樣，連死后墳墓都搬得遠遠的，還留下了一張非常經典共坐在一桌的照片，但他們誰也沒想到，正是這位Asics總裁鬼冢喜八郎扶植過的美國年輕人菲爾·奈特，正在掀起體育用品市場一場新的巨頭風暴。

阿明和霍斯特最終坐上了一張桌上

也就是在這場會議召開之時，耐克在美國的運動鞋銷售份額已經達到了50%，而且趁著阿迪達斯和彪馬在那幾年進行換帥與交接之時，耐克「Just Do It」的廣告語已經紅遍了美國，紅遍了華爾街交易市場。

不過此時阿迪達斯也已經遠非達斯勒家族的阿迪達斯。在霍斯特去世后，阿迪達斯的達斯勒們也陷入了混亂當中。

也就在阿明·達斯勒去世前幾個月，1990年世界杯決賽前發布會上，看上去又一次包攬了決賽兩方德國和阿根廷贊助的阿迪達斯，誰都會覺得是等來了又一次營銷大豐收，但誰也沒想到一場關于阿迪達斯的巨大地震正從這場發布會蔓延開來。

一個叫伯納德·塔皮的法國男人，竟然成了這場發布會的焦點。他說，「這是我一生中除了我孩子出生之外最美好的一天」。

塔皮成了阿迪達斯的掌舵人。就在發布會幾天前，達斯勒家族決定賣掉他們所持有的80%阿迪達斯股份。

這件事后來被史稱為「阿迪達斯案」，不僅是這位法國商人與達斯勒家族的糾葛，后續更是扯上了里昂信貸銀行，而這樁扯皮的案子，竟然一直持續到塔皮在2021年去世，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樁世紀之案。

伯納德·塔皮

一個運營了大半個世紀的巨型跨國公司，最終畫上句號的方式居然是與一樁世紀之案牽扯在一起，這本身就不得不說是一種巨大的諷刺。

在達斯勒家族失去彪馬之后也就不到四年，達斯勒家族再次徹底失去了阿迪達斯。

時代需要體育市場的商業模式走向新階段，而家族模式自然成了被拋棄的過去，新的時代寵兒自然是落在了耐克等彼時的新品牌頭上。

生命中曾經有過的所有喧囂，都將用寂寞來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