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I. M. Pei）這個名字，是一個超越時代的存在。他在全球各地留下了一系列地標性建筑——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1978）、巴黎盧浮宮金字塔（1989）、北京香山飯店（1982）、香港中銀大廈（1989）、蘇州博物館（2006）、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2008）……2019年5月16日，年逾百歲的貝聿銘逝世，但建筑師之名，因為這些建筑而永恒。

4月26日是貝聿銘誕辰108周年，“貝聿銘：人生如建筑”上海站展覽將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該展覽由香港M+主辦，這也是這位美籍華裔建筑師在中國內地的首個全面回顧展。

此次展覽將重訪貝聿銘建筑生涯的起點。1927年，10歲的貝聿銘隨家人從香港來到上海，接觸了新的建筑、藝術與生活方式。他常去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徜徉在外灘的“萬國建筑博覽群”，見證了“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的冉冉升起，也因此立下了成為建筑師的志向。

他在美國求學時，恰逢歐洲一批倡導現代主義的建筑大師紛紛聚集到美國。在哈佛，貝聿銘被格羅皮烏斯的新觀念吸引，也對其倡導的“國際風格”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國際風格”不該消弭世界各地的不同風格和特色，并以“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的設計來證明自己的理念。

這個設計當時發表在不同的建筑雜志上，貝聿銘借鑒早年在家鄉蘇州徜徉于江南園林的體驗，引入了曲徑、竹亭、小橋流水、奇石假山等景觀，強調了自然在中式審美中的重要意義。格羅皮烏斯對其贊賞有加，認為貝聿銘藉由“獨立的小型天井花園”和“素凈的中式圍墻”，在凸顯“中國建筑的特色”之余“無損進步的設計概念”，進而指出，“傳統在設計中的意義，在于保留那些人們長期生活習慣中形成的根本特質。”M+設計及建筑策展人王蕾認為，這個設計可以視作現代性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格羅皮烏斯的轉折點。

作為一個華裔設計師，貝聿銘突破了那個時代的玻璃天花板，獲得了很多重要的建筑項目。1964年，他被肯尼迪總統的遺孀杰奎琳選為肯尼迪圖書館的設計者，此后二人成為至交。1978年，他完成了美國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之一——國家美術館東館的建設。兩年后，他獲得法國總統密特朗的青睞，受邀進行盧浮宮擴建工程的設計——盡管過程中遭遇了重重爭議，但這個終于在1989年完成的玻璃金字塔成為了巴黎最新的紀念碑。

中美建交之后，貝聿銘多次受邀回到中國設計標志性建筑。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過程中，他的理念對于正在尋求現代化的中國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1978年，他拒絕在故宮周邊建立高層建筑的提議，選擇在北京西北郊的山間建起低層飯店。他沒有選擇“國際風格”，也沒有采用當時普遍運用的中西結合方式“大屋頂”——事實上，貝聿銘在其事業生涯的不同階段都在反復叩問：如何在建筑中保持地域特色，又不需要模仿昔日的建筑形態。最終，他使用了第三種方式——因地制宜，以保護場地內的古樹為基礎，植入了移步換景的傳統園林體驗。2006年完成的蘇州博物館融合了他對故鄉、中國文化的熱愛，也展現了他獨特的建筑語言，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他以建筑語言完成的一部人生“自傳”。

本次展覽將通過逾400件展品來講述貝聿銘的故事，包含繪圖手稿、建筑模型、攝影、影像及文獻資料等。展覽分為“貝聿銘的跨文化底蘊”“地產和城市再開發”“藝術與公共建筑”“權力、政治與贊助者”“材料與結構創新”“以設計重釋歷史”六個主題，充分展示貝聿銘獨特的建筑手法，也將其作品與社會、文化及其人生軌跡交相對照，顯示建筑與生活之密不可分。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龔彥認為：“貝聿銘的建筑誕生在流動的文化中。疏離沒有淪為鄉愁，反而助力他以自己的方式應對生活和客戶需求。謙遜、務實、睿智、給予，是他的人生色彩，也是他建筑的文化底色。”

對話策展人王蕾： 怎么處理歷史傳統跟現代的關系 貝聿銘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來自中國

第一財經：在展覽中，我首先關注到的是貝聿銘在哈佛的碩士畢業設計“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它具體是怎樣的設計，背后的故事是怎樣的？

王蕾：相比造型，我們策展時更關注的是語境，還有貝先生的設計動機。那時，貝聿銘給他同學寫了一封信，他說：現代主義建筑雖然有很大的影響力、非常重要，可它還不能考慮到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它的模型是非常單一的。當時，美國建筑界很多大人物都是從歐洲來的，他們對歷史、文化其實有一個偏見，他們覺得設計不用涉及歷史。而貝聿銘是從中國來的，他覺得應該看到和汲取不同歷史、文化的特點，然后作出現代的詮釋。

貝聿銘設計的“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是專門收藏陳列中華傳統藝術的博物館。他是在蘇州長大的，知道中國傳統藝術不只是關于美學，更是關于人與自然的對話。他把一個傳統、歷史性的模型融入現代主義。你看他的設計，從外面好像是四方形的，非常現代，可是一進去，訪客可以接觸到園林。

當時他的師傅、格羅皮烏斯教授對這個項目非常贊賞，在法國很重要的建筑雜志《今日建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這個項目是第一次把歷史傳統跟現代主義結合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貝聿銘的這個項目是那么重要，以至于格羅皮烏斯后來邀請他參與“上海華東大學”的設計。這是格羅皮烏斯1937年移居美國后在國外的第一個項目，不是在歐洲，而是在亞洲、在中國。1949年之后，這個項目沒有繼續下去。

所以看到“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這個項目，我就會講他的動機，以及結果。這可以算是現代性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格羅皮烏斯的轉折點。

第一財經：貝聿銘1917年在廣州出生，1935年到美國求學，這之間很長時間都是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上海，以及蘇州。你怎么看這段經歷對他后來的影響？

王蕾：我們有三個紀錄片。一個是1920年的香港，一個是1930年的上海，一個是1930年的蘇州。當時，香港和上海具有國際大都市的面貌，而蘇州是一個古典的中國城市。

在上海，在非常國際化的環境里，能夠汲取不同文化。貝聿銘很有民族意識，他寫過自己訪問國際飯店的經歷，讓他想要成為一個建筑師。國際飯店是當時的亞洲最高建筑，由四行儲蓄會設立，那是創辦于1920年代由華人精英打理的銀行。這也激發了他想要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實業救國”的渴望。

很多人都認為貝聿銘是非常美國化的，然而，他真的曾經非常希望能夠回到中國當建筑師。在哈佛之前，他在麻省理工設計的項目也跟中國有關。當時中國處在戰爭中，他想象如何為當時的人們做設計，尤其是那些離開城市，逃亡到郊外的人。他的學士畢業論文是關于一個“宣傳站”，位于鄉村生活的中心，利用竹子作為建材。看到這些資料，我才發現，他的愛國精神比我想象的更加濃烈。

成為貝聿銘

第一財經：因為歷史的原因，貝聿銘在畢業后沒有馬上回到中國，而是留在美國發展。他一開始是做一些房地產設計，后來自立門戶。最早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得到了美國肯尼迪圖書館的設計機會。當時他的競爭對手包括密斯·凡·德羅、路易斯·康等建筑大師，相對名不見經傳的貝聿銘是如何擊敗他們、獲得肯尼迪夫人的青睞的？在獲得委托人信任這方面，他有什么獨到之處？

王蕾：在紐約跟地產發展商一起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個開始。很多時候，他們不只是改造新的項目，而是要重建城市，做城市規劃，這些項目要跟政府官員一直碰面。貝先生非常具有邏輯性，對不同的建筑、城市的各方面都想的非常周到。他能夠得到信任，是因為對方覺得他有眼光，很自信，但又非常務實，非常謙虛。

離開發展商之后，他的第一個項目是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也是我最喜歡的項目。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城市，在山的環境里做設計。設計建筑需要和環境有一個對立關系，既要有張力，又要有融合，對他來說這兩者是需要共存的。這個項目的甲方有一次被問到為什么請貝先生來做這個項目，甲方的回答是：因為他能夠專心做這個項目，有很誠懇的精神。他得到甲方的信任，甲方也會推薦他到其他項目，所以他又得到了其他博物館的項目。

美國肯尼迪圖書館是比較特別的。你剛才你講到，很多非常出名的建筑師也有機會得到這個項目，可是肯尼迪夫人選中了貝聿銘。她說，我跟貝氏之間是一種非常舒服、非常能夠溝通的關系，因此她才會選擇跟他合作。當然，這些項目后來不一定很順利，又過了15年時間，肯尼迪夫人后來擁有了新的家庭，在哈佛要建新樓也是很難的一件事，選址一改再改，終于落成。所以貝先生和甲方合作，需要非常大的信任，也有很多挑戰。

第一財經：隨著事業的累積，貝聿銘得到了很多重量級的委約，包括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法國巴黎大盧浮宮改建項目。特別是大盧浮宮的項目，一方面他得到了很大的信任，同時也面臨很大的爭議，他是如何突破重重反對，在壓力下完成作品，并且奠定自己的國際聲譽的？

王蕾：貝聿銘知道，盧浮宮的改造項目不只需要總統的支持，也需要得到盧浮宮策展團隊的支持，才可以繼續下去。他不是僅靠口頭上的說服，而是真的會考慮：我怎么給你新的空間，來陳列你們非常寶貴的藏品。在盧浮宮有一個院子，以前是停車和抽煙的地方，他裝了一個玻璃屋頂，成為雕塑庭院，讓那些古典雕塑可以在自然光下得到展示。他會考慮，怎么保留古典的建筑，同時又有新的空間。他用鋼鐵、玻璃的裝置來做屋頂，現在這種做法很流行，在當時還是非常嶄新的。他真的會想到怎么讓使用者得到最好的體驗，正如我們作為策展人會想到藝術品怎么擺、自然光怎么進來，他也都會想到這些。

然后，他還需要得到巴黎市長的支持。當時的巴黎市長是雅克·希拉克，他提出，要得到公眾的支持，需要做一個1:1的模型，讓大家看到到底有多大，是什么樣子。貝聿銘真的做了一個同等比例的模型。所以他不是用空話，而是做了很多事情，證明自己可以做到。

第一財經：現在我們對于傳統與現代結合的一些方式已經習以為常了，比如用玻璃和石砌立面結合，其實在他那個時代，他的很多做法是非常有創見性的。

王蕾：我第一次去盧浮宮應該是2010年，看的時候覺得：很普通啊。可是我回頭看，1980年的時候，那種非常清澈透明的玻璃根本是不存在的。這也是我們在展覽和展覽出版物中會講述的一個故事，他怎么推動玻璃制造廠商制作出最好的、最清透的玻璃，這樣金字塔才不會遮擋盧浮宮的景觀。廠商專門設計了一種機器來做這種玻璃。在這些方面，他真的是非常細致。

叩問大屋頂

第一財經：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曾經創立了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或許部分是因為這層關系，1980年，貝聿銘受邀設計了中國銀行在香港的新大樓，它也成為維多利亞港最具有辨識度的建筑之一。策展過程中想必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能否分享一下他是如何完成這個項目的？

王蕾：關于這個項目的故事很多，我們最后只能選擇最主要的一些。

我們講到香港的中銀大廈的時候，不能只講到大樓的形狀，我們一定要講到它的場地。當時，香港回歸的消息已經發布，匯豐總行大廈正在興建，所以中銀大廈是一個非常具有標志性的建筑。他們說，貝先生，你一定要把這個樓建的比匯豐總行大廈更高。可是當時它的預算只有匯豐的1/6，而且場地形狀很奇怪。他跟政府談判，說你一定要給我這塊角落的地，這樣我的場地才會方正。因為中銀大廈周圍都是高速公路，很吵，又沒有大門。所以他又要了第二塊地，在大樓后面，以前是一個停車場，把它改造成一個車可以轉進來的入口空間。現在旁邊的花園道三號的大樓也可以用到這個車道。

講到中銀大廈的設計，他會想到我的預算不夠，可是我要建得高，又要非常堅固。所以他運用了現在這種結構，用最少的材料，很輕，但是又很堅固、很高。貝先生其實很不喜歡蓋高樓，他講過，高樓設計是最單一、無趣的，因為都是要高，又要很多空間。但他真的把中銀大廈設計得非常特別，因為它的玻璃是不同的表面，能看到香港不同部分的反射。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它是一棟擁有持久魅力的大樓。

第一財經：中美建交的時候，貝聿銘在兩國之間起到了橋梁作用，他受邀設計了北京香山飯店，多年以后又設計了蘇州博物館。在此期間，中國建筑界本身也一直在尋求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或者說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發展。針對同樣的問題，貝聿銘給出了怎樣的解決方案？

王蕾：貝聿銘曾在上海圣約翰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我們調取了圣約翰的建筑照片，有很多大屋頂的建筑，而且是由英國建筑師設計的，當時很多人覺得大屋頂是中國文化的標志。可貝先生他自己在訪問中說過，他說：我不會這樣為新中國設計大屋頂，我覺得中國文化可以在其他方面呈現。從這里你就知道，他覺得文化不是很表面的呈現，一定要深入了解，不一定是馬上能看到的，而是可以經歷的，具有空間性。

所以我每次跟人家講香山飯店，都會說，要了解他對中國文化設計的觀點，不能只看香山飯店。你一定要看他念麻省理工時的項目、“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還有位于臺中的東海大學，這三個項目都是跟中國文化有關的。

1979年，香山飯店開始興建的時候，后現代主義建筑已經興起。人們看一個建筑，會看其中使用了什么語言、什么符號，很多美國人會這樣非常表面地看香山飯店。我覺得這樣不太公平，因為貝先生很早就開始思考香山飯店中這些跟園林有關的設計。

貝先生不想在北京的城市中心建一個高層建筑，而是選擇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造一座低層酒店。香山有非常多的古樹，選擇這個地點，就一定要保護樹。所以為什么是園林？因為園林可以是彎彎曲曲的，如果你選擇要保護一棵樹，你可以把它做成庭院。不是說他喜歡江南園林才有這樣的設計，而是因為有這個需要。而且他也不是復制了園林，他把園林搬到室內、搬到大堂，當時這個項目有很大的影響力。1980年代，在廣州的酒店也有很多室內的公園，但他是第一個把園林搬到室內的。他雖然對傳統的典型設計模型非常尊敬，可也不是完全模仿，他有自己的詮釋。

第一財經：聽你這么說，因為園林有這種移步換景的效果，每一步看到的景色都是不一樣的，更類似于一種體驗。所以我們通過照片，也許未必能夠完全了解它到底有多好。

王蕾：有一張照片，你一進大堂，就可以看到庭院外面的一棵樹。他對視角非常精通，你看到的東西一定要有一個景。有時候，歐洲的建筑師也會這么想，可是因為他最早期經歷的環境跟園林有關，所以成長之后，也還是在視覺上有那種敏感。你到香山飯店就會知道，每個東西是怎么看到的都是有安排的。如果你去東海大學的話，又是另外一種發現。它也是很奇妙，那是很早期、1950年代的設計。

第一財經：所以，從一開始他在讀書時候的設計，到后來在國內的幾個實踐，你覺得他的理念是不是有一以貫之的共通之處，或者說，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積累，有很多的變化和發展？

王蕾：貝先生是因地制宜的建筑師。蘇州博物館是在香山飯店之后差不多15~20年的一個項目。其實蘇州政府已經找過他很多次了，他總說，你先把水溝弄得干凈一點，那個是最重要的。當時，他的大兒子也參與過蘇州的城市規劃。展覽第二部分是關于城市規劃，我們把蘇博放在最后。為什么？因為蘇博也是城市規劃的一部分。蘇博大門前面的那條街，貝聿銘把它弄得很寬，他想象，可以做一個行道，可以賣東西，有一種城市氣氛。他寧愿不蓋更大的博物館，而是要把空間留給街道，讓很多活動在那里發生。所以蘇州博物館不只是一個好看的博物館，而是跟城市有連接性。

1979年在北京，當時人們想要現代性，想要蓋高樓。20年之后，在蘇州，人們開始有保護意識。現在你去蘇州，會看到現代的新樓，也是用傳統的瓦片來造屋頂的。當時有很多聲音，想要貝聿銘使用傳統瓦片做屋頂。但是博物館是現代建筑，有不同的需要。如果你去蘇州博物館，可以看到，現在的屋頂是高高低低的，光線可以進來，在展廳里面，你可以看到樹葉在風里擺動。如果用瓦片，不可能造出這種屋頂。在博物館，你需要不一樣的體驗，不只是看白墻，還要看藝術品，也可以看到外面。

蘇州博物館也不是太高，跟周邊的建筑還是非常相配。它完全不模仿歷史，可是非常尊重歷史。我們有一張鳥瞰的照片可以看到，蘇博在拙政園的旁邊，它們的顏色、比例非常相融。從地面上看，它是非常現代的建筑，從上面看，它和周邊非常融洽。到現在我們還在討論到底要怎么處理歷史傳統文化跟現代的關系，貝先生的設計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第一財經：策劃整個展覽后，你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去看待貝聿銘先生的作品？

王蕾：我希望這個展覽不只是跟貝先生有關。有很多人覺得建筑跟個人沒有關系，我們希望通過這次展覽，讓觀眾明白建筑跟公眾、城市、政治都有關系。一個城市的建筑怎么建造，跟每個人的生活也是有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