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寫生，著重在各種形態之變化，構圖之發生不已，確足醫臨摹徒竊紙上形似之病，濟創造憑空結想之窮，為求國畫新發展之道。若必專事寫生，將吾國數千年來精神所寄之筆墨與氣韻，一概廢而不講，則何以修養身心，提高品格，盡其所至，亦郎世寧之流亞也，吾未敢從。”這是吳茀之在《中國畫理概論》寫生一節中的論述，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寫生與筆墨在中國畫發展中的重要關系。

吳茀之早年習畫從《芥子園畫譜》入手，以技法為先，進而學步于家藏惲南田、蔣廷錫的花鳥畫冊，摹其形質，對其后來形成關照自然的寫生觀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吳茀之以寫生為革新國畫的重要途徑。清代民國時期，花鳥畫寫生一路多承襲惲南田畫法，沿至海派除趙之謙等少數畫家以金石法振其骨力外皆不脫“畫譜氣”，加之書畫市場頻繁，導致很多作品迎合庸俗口味，徒在前人的模式中討生活，習氣很重，沒有對生活的直接感受，少生活氣。茀之先生認識到此種弊端根源，乃是未探其源只是習其流所至。于此在《論寫生》中提到：“欲全其形，欲新其境界，非從寫生下手不可，由臨摹到一些筆墨之經驗與神韻上的領會以后，應從事實地寫作以明理境。久之，小則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之形態，大則于人生之意義，自然之變化，皆可了然于胸中，由此即景生情，即情造景，漸入創作而達到化境不難矣。”可知其受惲南田“一洗時習，獨開生面”寫生思想的影響。

吳茀之 蓖麻 128×62cm 1973年 中國美術學院藏

吳茀之在具體寫生的觀察和運用中，追求真實生動，意趣盎然，物我相應。當直面物象的同時，探其理，而后注以筆墨形質，在《論寫生》中則進一步地闡述了惲南田“極生動之致”的理法：“花卉的筆墨，常因氣候而異。畫春花，要得滋潤含露之意，故宜用濕筆；畫秋冬之花，要得其傲霜之態，故以燥筆為之，凡畫花卉，要得其迎風，帶雨含露之意態。”再則，吳茀之又長于詩文，尚情趣，這在寫生與其他作品中洋溢出很強的抒情性。《南田畫跋》亦有記：“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者不生情。”可見，吳茀之寫生觀直接惲氏遺風，然其工致、描繪性的表達方式并未被過多吸收，而更傾向于水墨寫意一路，主性靈，重格調。

吳茀之33歲任上海美專教授，在對師友、古人等多方取法之后，已基本確立了以“揚州畫派”的革新思想為主的繪畫理念、審美以及大的取法方向。此后直至中年，從上海美專到國立藝專，一方面以長期關照自然的觀念作為基點，加強寫生、師造化、創畫稿、重視觀察感受、深入其以寫生為改革的實踐；另一方面不斷在傳統筆墨與寫生之間總結經驗，拓展了花鳥畫創作表現力。同時于章法、筆墨、題材、用色、意境諸多方面都有所生發和探索，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寫生系統。“筆墨要舊，境界要新。”可視為其心得。

吳茀之 掛鐘海棠 20×30cm 1964年 浙江美術館藏

掛鐘海棠線稿

吳茀之晚年執教于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經時日之積淀，畫風呈現出醇厚平和之氣，藝術造詣已漸入佳境。就寫生手法上看，一則將吳昌碩大寫意“畫氣不畫形”而略顯空泛的不足，轉化為具體教學實施的具體運用，重視觀察，強調物理性；其次主書法及筆墨的生動性和中國文人畫詩境特征，避免一味地描摹，被動的寫生，形成了一整套較為系統、便于教授的寫生體系。他曾告誡學生：“寫生不能照樣畫葫蘆，一絲不變地畫下來，不是中國花鳥畫的寫生，而是西方風景畫的寫生或照相。”這道出了中國畫寫生中主觀取舍和西方寫實性寫生的藝術差異，他認為西畫寫生更傾向于造型寫實，毫發逼真，但易被自然物象所束縛，缺乏畫意，是“從外而來”的；而中國畫師法造化是得于心源，乃領悟自然對象的生意神態，化為內心的感受，所謂“由內而發”，因而強調個體的修為格調。師造化作為研習中國畫的一個重要環節，最終又需落實于創作之作品。

吳茀之又提出通過“記憶畫”的運用來極佳地融合寫生與創作之間的間隙。“記憶畫”是通過觀察，把對象的形象及神志記憶在腦里，再進行獨立創作的一種取法方式，“記憶畫”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激發畫家的潛意識。作者在經過對物象的觀察后，在記憶時都變得較為概括，少了一些細節，形象性格在某種程度上被夸張了，事物在記憶中已經成為醇化了的影像。吳茀之對此類影像作如是解釋“是對象特征的最高綜合，不是偶然印象，而是特征的重新組織”。物象在心靈的洗滌凈化后，已然化為個體內心的心像，成為創造藝術形象語言的關鍵環節。在現存吳茀之上世紀六十年代信筆濡墨而成的《花鳥寫生冊頁》中，全然可窺見其寫生理念的運用，題材豐富，手法多樣，品格高逸，顯得游刃有余，信手拈來。其中《水仙》《西紅柿》《龍吐珠》《康乃馨》《萬壽菊》數紙呈現出明顯的實物寫生的痕跡，其余則傾向于“記憶畫”或比擬方法范疇。

吳茀之以事寫生、觀形態、創構圖，寄精神于筆墨、氣韻、重品格的理念一直貫穿其一生的畫跡中。“欲全其形，欲新其境，欲傳其神，即景生情，因情造境”。寫生為畫繪之一隅，以自然為師，乃直接之模仿；臨摹以范為師，間接之模仿，雖構圖、章法、取勢、剪裁、象形、筆墨、取舍、顧盼，皆只目中之色相，朱子曰“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非研于義理之一端，終而融萬物為心，歸于一意，古人謂“道形而上，藝成而下”，修心聞道是為本，觀天地而知恒久。

來源：美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