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1928―2021），浙江杭州人，著名歷史學家。1949年，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系。1949—1952年，為北京大學史學研究部研究生，兼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助教。1952年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次年轉到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1981年起，先后兼任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治學領域涉及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等諸多學科。在范文瀾編著《中國通史》前四卷的基礎上，主持續編《中國通史》第五至十二卷，并完成出版。編纂《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將這方面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臺階。長期從事遼金元史研究，兼治明清史。著有《元代白話碑集錄》《中華史綱》等。主要史學論文輯成《遼金元史考索》。

蔡美彪是我國較早從事蒙古學研究的學者，1948年即發表了論文《元秘史中所見古代蒙古之婚俗》。此后的數十年間，他將蒙古語言、歷史、文學、民族等內容融會貫通，進行綜合研究，是大家公認的在蒙古學領域傾注心力較多和取得斐然成就的學者。

1979年，中國蒙古史學會在呼和浩特成立，學會首任理事長是著名的蒙元史大家翁獨健先生。1986年翁先生去世后，中國蒙古史學會一致推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蔡美彪先生為學會理事長，蔡先生同時擔任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蔡先生德高望重，為人謙和，作為兩會會長，乃眾望所歸。他為兩個學術團體的初期活動傾注心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兩會風氣很正，老少團結，以學術為重，大家參加學會活動的積極性很高，學術討論的質量也很高。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眾多專家學者，都對蔡先生非常尊重和敬佩，年長的專家稱蔡先生為“蔡公”，中青年專家視蔡先生的為人和學識為楷模。我當時在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工作，同時擔任中國蒙古史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在為學會做好服務和聯絡工作的過程中，我多受教益。我每次去北京東廠胡同近代史研究所向蔡先生匯報工作，蔡先生都認真傾聽，總是以商量的口吻提出具體意見。這些意見不僅符合學術團體的情況，又特別注意到研究民族歷史問題及會員多民族構成的特殊性，既能突出學術，又能把握好政策，非常有針對性。

蔡先生對少數民族專家的敬重使我印象特別深刻。他曾到內蒙古大學參加蒙古族研究生的論文答辯會。蔡先生對寧夏的歷史研究工作很關心，1987年，我由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調到寧夏社會科學院工作，一直與蔡先生保持著聯系。現在我仍然保留著蔡先生1988年5月10日的來信，他在信中寫道：寧夏地區“自古至今的歷史、地理、文化、民族諸領域均有自己的特色，而前人研究成果甚少，待開墾的領域甚多，今后如能培養、建立科研隊伍，扶植新領域的開拓，必將群花同放，碩果豐收，有厚望焉”。他希望寧夏史學界能“開拓新局，有一番作為”。蔡先生的指點和啟發給予我很大的鼓勵，也提出了寧夏開展歷史研究的重點。

當時，寧夏回族自治區在民族歷史方面的學術交流活動較少，在蔡先生的關心支持下，我積極聯絡推動中國蒙古史學會、中國元史研究會、寧夏歷史學會等單位于1990年8月在銀川舉辦了一次全國性的民族歷史學術討論會，來自全國各地100多位從事民族史研究、教學和編輯工作的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這是多年來在寧夏舉行的首次全國性大規模的民族歷史學術討論會。蔡美彪先生、楊志玖先生等著名蒙元史研究專家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對推動寧夏的民族歷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后，我主持并主編的《寧夏通史》于1993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寧夏第一部完整規范的地方歷史著作。1988年由南京大學調入銀川的西北第二民族學院的邱樹森教授（曾擔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主持并主編的《中國回族史》于1996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7年，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牽頭，聯合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等20多家文博與學術單位，組織多學科專家，歷時六年，將珍藏在八省區（市）40多個文物與圖書單位收藏的西夏文獻、碑刻、題記等進行系統的考釋、翻譯，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整理編輯完成的大型文獻叢書《中國藏西夏文獻》20冊由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2007年11月6日,《中國藏西夏文獻》出版座談會在北京梅地亞會議中心舉行。蔡先生在座談會上作了題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祝賀〈中國藏西夏文獻〉出版》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指出，“回想起當年（編寫《中國通史》）的情況，我深切地感到30年來，我國西夏學、西夏史的研究取得的成績非常大，甚至可以說，將這30年的中國歷史學的各個領域比較起來的話，西夏的文獻整理和西夏學研究的成績，應該是最顯著的領域之一”。“這部書的出版，體現了我們學術界一種團結合作、無私奉獻的精神。這樣一種團結合作、奉獻的精神是非常值得稱道的，很值得大家學習。”他希望西夏學專家“還需要和相鄰的一些領域，遼史、金史、宋史、藏學、蒙古學等等，實現更大范圍的協作，使我們出版的文獻，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西夏學》第3輯，2008年7月）。蔡先生的高度評價、肯定和提出的希望，強調了充分發揮歷史文獻的作用，著眼宏觀，指向未來，對西夏學的學科建設有重要的推進意義。

蔡先生在中國通史、蒙元史、北方民族史領域深入耕耘研究幾十年，既長于遼金元史，又古今貫通；既繼承前輩學者的治史傳統，又吸收現代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是新中國歷史學的承前啟后者。他在蒙元史研究中，不僅注重運用漢文傳統史料，而且盡可能利用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資料。他打通遼、金、元斷代壁壘進行融會貫通研究，體現了中華民族整體的歷史觀。

大家共知的是，蔡先生從1953年起協助范文瀾先生編寫《中國通史》前四卷。1969年范文瀾先生去世后，蔡先生接替范文瀾先生主持編寫了第五到十卷。1995年《中國通史》十卷本出版。《中國通史》第十卷寫至鴉片戰爭前。此后，蔡先生又與他人合作，歷時十年，編寫完成了《中國通史》第十一卷、第十二卷，補寫到清宣統退位，記敘了清王朝由衰落到滅亡的過程。這部權威性的《中國通史》，被稱為中國史學史上一次“革命性進步”。在進行《中國通史》編著過程中，蔡先生還擔任主編并完成了《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的編寫，主編大型歷史資料匯編《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2007年，蔡先生擔任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審定委員，親自主持了遼、金、元三史的修訂方案審定，參與審讀了遼、金、元三史的樣稿。這些都是關乎中國歷史學發展及國家文化建設的大型項目，蔡先生具有淵博學識、戰略眼光、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其成果惠及后世。

蔡先生完成了《中國通史》及一系列重大項目，已是八十歲高齡。蔡先生并未就此擱筆，他很早就醞釀著要寫一本為大眾普及、更便于閱讀的綱要性中國歷史讀本。社會有需求，向全民特別是領導干部進行正確的歷史觀和準確的歷史知識教育，吸取歷史經驗教訓，這也是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的希望和倡議，對此，蔡先生義不容辭，又用了三年時間，獨立完成了30萬字的《中華史綱》的編著，2012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本學術性通俗著作清晰扼要地闡述了從遠古到清朝末年的中國歷史，分析了歷史現象的來龍去脈和內在聯系，勾勒出歷史發展的脈絡。張海鵬先生在《蔡美彪〈中華史綱〉的風格與貢獻》（《北京日報》2012年8月27日）一文中說：“這本《中華史綱》只有30萬字，卻在30萬字的篇幅內，把中華五千年歷史都寫進去，實在是不容易的事，不是對中國歷史有全面、宏觀掌握的大手筆，難以成其功。”這本書“是一部很好讀的中國通史簡寫本，也是一本具有中國氣派、中國文風的中國通史”。

我想表達的一個突出認識是，蔡先生不同于僅僅是個人成果豐碩的專家，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能駕馭歷史學領域的全局，善于宏觀與微觀的結合，史料與觀點的統一，斷代與通史的融會，史實與文字表述的完美。他強調要善于運用綜合研究的方法，將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民族學、民俗學、古代文學、古文字學等學科結合起來。正是蔡先生的這條治史之路，讓他貢獻出流傳于世的宏大巨著，并且影響著后世的學術發展，他是一位學術大家，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學術戰略家。

（作者系寧夏大學教授、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