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1866—1925）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而且是近代史上最早倡導對外開放的思想先驅。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他提出了一系列實行“開放主義”、利用外資發展實業、利用外國人才和方法的積極主張，富有遠見卓識，至今仍不失啟發和借鑒意義，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思想遺產。在孫中山逝世百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回顧總結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以期從中得到有益啟示。

必要性和迫切性

孫中山立足于國情和現實，在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同時，放眼世界，從世界發展客觀規律的高度，深刻認識并全面闡述了對外開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一，對歷史的深刻反思。孫中山認為，長期以來，舊中國處于閉關自守的封閉狀態，這是中國近代落伍的癥結所在。出于對清王朝長期奉行閉關自守政策的不滿，他嚴厲抨擊了這一政策：追究“中國數千年之積弊”而“又不能由過代之文明變而為近世的文明”的緣由，就是“吾國向來閉關自守，深絕固拒”。盡管“中國數千年來，本一強大之國”，但“惟守舊不變，故不及歐美各國之盛強。滿人入關后，愈形衰弱，漸漸召列強之侮”。他大聲疾呼：“非改變從前之閉關主義不可”，“以前事事不能進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發達，則不得不持開放主義”。

第二，立足于國情和現實。認清國情乃是認清一切問題的基本依據。孫中山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立足于對國情的清醒認識和把握，論證了開放主義的迫切性。他認為，中國有四個有利條件：其一，中國土地有“四百余萬方米之廣，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國之上”；其二，“至于人民之數，則有四萬萬，亦為世界之第一”；其三，“而物產之豐、寶藏之富，實居世界之第一”；其四，“而人民之聰明才智自古無匹，承五千年之文化，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嘗為世界之雄矣”。但同時他又清醒地看到：本是地球上數千年來文明最早、富強之國的中國，而現在卻退步至不堪言狀，生產力、科學技術嚴重落后，資金不足，人才缺乏。為盡快改變落后現狀，孫中山提出開放主義以借助外國資本與文明成果，“用人之長，補我所短”，并與盡量發揮我國的潛在優勢相結合，以加速經濟現代化進程。

第三，放眼世界。孫中山久居海外，曾多次游歷歐美，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察。他看到當時“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于千載”，西方各國因開放而“百貨暢流，商賈云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他以深邃的世界眼光，從世界發展客觀規律的高度闡述了開放主義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他認為，當今世界是一個日趨開放的世界，國際間日益頻繁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相互往來、相互依賴，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世界各國都相繼卷入了一個國際經濟體系之中。“現今世界日趨于大同，斷非閉關自守所能自立”。在此情形下，任何國家從事經濟建設都必須集合數國之力才能成功。“現世界各國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開放門戶政策，以振興工商業”。

具體形式和途徑

孫中山不僅力主對外開放，而且在對外開放的具體形式和途徑方面，即通過何種方式將開放主義付諸實施上，進行了積極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見的主張。

第一，利用外資。其利用外資主張的正式提出是從修筑鐵路開始的。孫中山認為，振興實業，交通先行，因而提出了十年內修筑二十萬里鐵路的宏偉計劃。但修建鐵路需用巨款，而我國國庫支絀，民窮財竭，資金匱乏，難以籌措。要克服這一困難，彌補國內資金之不足，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全面利用外資。“國家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孫中山不僅提出了利用外資發展實業的積極主張，而且還進一步設想了如何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他擬定了三種方式：一是借資興辦；二是華洋合股即中外合資興辦；三是定以限期，批與外人承筑，期滿無價收回，也就是允許外資獨辦或批給外國人包辦。三者之中，以批辦為最相宜，利多而害少。

第二，利用外國人才。孫中山所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盡管人民之數則有四萬萬，為世界之第一，但由于中國教育落后，“綜人數而核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國內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嚴重奇缺。孫中山深感這是國家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為解決人才短缺問題，他提出，除興辦教育、多開學堂之外，當務之急就是利用國外人才。“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要“廣羅各國之實業人才為我經營創造”，聘用外國專家來中國企業工作。同時他提出，受雇外國人的條件和“必盡義務之一”是“教授訓練中國之佐役，俾能將來繼承其乏”，這是很有遠見的。孫中山曾數次寫信給國際友人，請求他們“代為物色能幫助我國發展實業之類的人士”，“代為留意羅致”工程技術專家和管理人員以及具有開發礦產事業才能之人員。

第三，利用外人方法。孫中山認為，中國“握有世界上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地大物博，從資源條件看，“斷無不富之理”，“所惜者，尚未掌握開發此等富源之鎖鑰——即不諳實業經營之方法而已”。為此，必須“取法乎上”，利用外人方法，學習西方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行之有效的經營管理經驗，努力提高我國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才能迅速縮短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迎頭趕上。

應堅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則

為保證“開放主義”健康順利地實施，孫中山還確立了一系列應堅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則。

首先，對外開放應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孫中山認為，通商是以有易無，是兩利的事。中國實行對外開放，雙方互惠，“固不僅中國一國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一方面，中國取得了國際的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另一方面，中國對世界也會作出較多貢獻。外國過剩的資金和設備需要投資場所，而中國利用這些閑置資本，大量引進外國的機器和物資，這就為世界各國開拓了一個廣闊的中國市場，必能給雙方帶來利益。

其次，實行“開放主義”應以不損害國家主權為前提。對此，孫中山清醒地指出：“惟止可利用其資本人才，而主權萬不可授之于外人。”民國建立后不久，就新政府舉借外債問題，孫中山提出了三項原則：采用“純粹商業性質之辦法”，不與外國政府發生關系，有利于提高中國獨立生產經營能力。

最后，反對全盤照搬。孫中山分析中國國情后指出：“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因此，他強調，實行“開放主義”，絕不是要將西方文明全盤照搬，而是要有所比較、選擇、取舍。

不難看出，孫中山提出開放主義，其目的是借助于國外近現代文明成果和資本，來解決建設現代化的中國所急需的資金、人才、技術和管理經驗等問題，以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擺脫貧窮落后，“致中國于富強之境”，體現出孫中山開闊的世界視野以及深厚的愛國情懷。但遺憾的是，由于孫中山生前“革命尚未成功”，民族尚未完全獨立，還不具備實現其對外開放思想的社會政治前提，加之其思想本身帶有很大的理想成分，因此，其“開放主義”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和實施。毛澤東同志指出：“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吁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我們今天研究孫中山的對外開放思想，就是要以史為鑒，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不斷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