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近些年來在中國讀書界影響最大的人物傳記，恐怕要算陸鍵東所著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該書1995年出版以后，迅速在大學校園里流傳開來，成為風靡一時的熱門讀物，甚至直到1999年，許多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熱衷于追讀這個多少有點煽情的故事。我最早看到這本書，正是在那一年。

那年秋天，我剛踏入陳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康樂園，成為中大的學生。當時互聯網遠遠沒有如今發達，人們通過Telnet或者IRC在網上交流，網速是奇慢無比的56k，所以讀書仍然是大學生的主要活動，日常交流時也經常會相互推薦一些書籍，而陸鍵東這部傳記，被提及的次數幾乎是最多的。后來有天晚上，我照例去東門書店逛逛，無意間在書架上發現這本書，黑色的封面已經有點破舊，但還是毫不猶豫地買下。陸鍵東這部傳記在傳達情緒方面做得相當出色，至少當年的我是深受感動的，乃至從學校圖書館借了許多和陳寅恪有關的書，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元白詩箋證稿》等，以及蔣天樞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陳寅恪在康樂園的故居離圖書館不遠。圖書館南邊是大鐘樓，大鐘樓再往南，隔著嶺南路和一片大草坪，便是陳寅恪住過的小紅樓。青年時期的我很幼稚，曾有許多個風和日麗的午后，坐在那座小紅樓旁邊，伴隨著臘腸樹在風中搖曳的沙沙聲，翻閱著這些和自己的專業毫不相關的圖書。只不過陳寅恪的寫作技巧實在是略欠高明，其著作可讀性很差，我基本上沒有讀完，除了《元白詩箋證稿》——這僅僅是由于我特別熱愛元稹的詩。

因這本書而對陳寅恪及其著作產生興趣的，當然絕對不止我一人。實際上，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在1995年之前，陳寅恪無非是個在公共領域默默無聞、在專業領域擁有中等影響力的普通歷史學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幾乎可以說是由陸鍵東一手打造出來的。比如說我們可以到中國學術期刊網去檢索，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陳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幾篇；1980年以降，這個數字逐漸多了起來，主要是因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幾種陳著。但直到1994年，這個數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歷史學家如向達（223篇）、吳晗（245篇）、陳垣（269篇），比起范文瀾（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連一半都不到。陸鍵東這部傳記面世以后，這個數字逐年急劇上升，到去年已經高達3869篇，非但令向達和陳垣等人望塵莫及，就連范文瀾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風。單從這個指標而言，在民國知識分子的范疇內，目前陳寅恪已經和林語堂、徐志摩等人并駕齊驅，位居他們之上只有現代最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

吊詭的是，這些年陳寅恪逐步走上神壇，成為眾多讀書人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楷模，但陸鍵東這部成名作卻只能在舊書市場上找到：200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就龍云莎訴陸鍵東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案作出判決，裁定被告侵犯原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龍潛的名譽權，責成被告向原告賠禮道歉，并且“在陸鍵東未對《陳寅恪》一書中有關龍潛的部分內容進行刪改之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及陸鍵東不得重印、發行該書”。事后陸鍵東多次在媒體上表達了寧可絕版也不刪改的意思，但后來顯然是回心轉意了，所以便有了剛在今年6月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訂本》。

我第一時間購買了這部作品，原本是想重溫年輕時在康樂園求學的舊夢——離開那綠樹成蔭、青草如茵的地方已經很久，然而在這十年的顛沛流離之間，我幾乎無日不懷念埋葬在該處的四年光陰。但也許赫拉克利特說得對，人的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十四年后重讀這部傳記，竟然別有一番滋味。

《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不少優點，最突出的莫過于陸鍵東很成功地將個體的命運放到整個時代的變遷中去考察，這和常見那種行狀般枯燥乏味的傳記有很大的不同，能夠讓讀者對傳主的人生經歷擁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和更為深切的同情。第二個優點是，作者明顯下過很大的苦工，占有了足夠豐富和翔實的資料，這也是他能夠做到第一點的前提。陸鍵東早年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該系素來有重視古漢語教育的傳統，陸鍵東受到的熏陶，使其能夠對陳寅恪的詩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讀，讓讀者得以據之窺見這位學者的心境。這些優點已經由這本書引起的巨大反響做出了證明，此處不再予以贅述。下面要談的是《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不足之處，以及其如何將傳主推到神壇之上。

為學者樹碑立傳，最重要的是厘清傳主的學說，以及其在專業領域的學術貢獻，但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這方面的內容是付諸闕如的，這就好比給修昔底德立傳而不細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給查爾斯?達爾文立傳而對進化論語焉不詳。盡管陸鍵東在開篇即稱陳寅恪為“學術大師”（第8頁），“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識與眼界，表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第23頁），并且每隔十幾二十頁就催眠般地重復這個論調，但通篇沒有令人信服的論證來支持他的主張。

不妨以陳寅恪“精通十余國文字”為例，這很可能只是以訛傳訛之說。依據陳寅恪1956年親筆在中山大學填寫的“個人簡歷”，1914年以前，他先后在日本、德國、瑞士和法國留學各一年，從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國和德國留學三年，嗣后即歸國擔任教職，按照常理并無“精通十余國文字”之可能。當然我們不能排除陳寅恪是語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張需要非常之證據，如果陸鍵東能夠證明陳寅恪出版過和十余種語言相關的著譯，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幾種語言寫過讀書筆記，那么這個說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陸鍵東并沒有這么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為這樣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

陳寅恪公開發表的外文著述只有兩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韓愈和唐代小說）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順宗實錄》和《續玄怪錄》），分別刊載于《哈佛亞洲研究叢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所稱的“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頁，后者七頁。這兩篇總共十二頁、筆法極其幼稚的介紹性文章，顯然不足以證明陳寅恪“精通十余國文字”，只能證明其英文寫作能力約等于如今水平較高的普通大學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譯，這也證明了陳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連基本的閱讀校勘能力都沒有，否則他不會允許這樣一篇東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來，更不會在《元白詩箋證稿》開篇得意洋洋地說：“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順便說一下，關于陳寅恪的“恪”字，有人讀“卻”有人讀“克”，從這兩篇英文的署名“Tschen Yinkoh”來看，陳寅恪自己的讀音是后者，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實際上，反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陳寅恪在語言上的天賦并不高。根據蔣天樞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31頁記載，陳衡恪之子、植物學家陳封懷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會說上海話；然而陳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間在上海復旦公學讀書，如果真是語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個地方呆了四年還不會說當地方言呢？再者，也沒有任何現存的材料表明陳寅恪曾經宣稱自己精通十幾門語言。陸鍵東把“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作為陳寅恪是“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證據，卻不對其加以分析和考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陳寅恪的歷史著述也是頗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邏輯之粗暴武斷，有時候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比如說在《元白詩箋證稿》開篇，陳寅恪認為唐代古文運動和小說的興起，是因為“駢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并舉了兩篇墓志銘作為佐證。當時我雖然年幼無知，但正好在練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說極謬。墓志銘的格式，自東漢即已固定，怎么能夠以之說明唐代的“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呢？況且早在南北朝時期，小說已經初具規模，《齊諧記》、《續齊諧記》、《神異記》等固然散軼已久，但干寶的《搜神記》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卻不是如何罕見的古籍，陳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的結論，要是曾編撰《中國小說史略》的魯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啞然失笑而已。至于散文“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云云，更像是業余愛好者的信口開河；自唐以降無數古籍，在描寫景物世態事理方面，罕有能與北魏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比肩的。至于其他種種欠妥荒唐之處，歷史學界已經有不少專文指出，感興趣的讀者稍加檢索即可查到，這里便不予展開了。

現在國內歷史學界有些人認為，陳寅恪的一大學術貢獻，是以《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開創了文史互證的生面。但這種以文學作品來考察從前社會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實濫觴于19世紀末的歐洲，到20世紀初期已成主流之勢，并出現了一些經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藝術與社會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國學者查理?拉羅（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樓拜的小說和拉馬丁的詩歌，甚至還分析了德拉克羅瓦的繪畫和瓦格納的音樂，從這些藝術作品中尋找它們和以往社會生活（也就是所謂的史實）的關系。德國學者瓦爾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國哀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詳細地論證16世紀和17世紀德國哀劇（Trauerspiel，與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義上的悲劇有所不同）和當時社會現實的關系。雖然陳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撐他讀懂這些作品，但他在法國和德國留學多年，又曾在瑞士蘇黎世大學進修語言文學，沒有理由不了解這種研究趨勢和方法。就算在國內，陳寅恪也不是最早發現文史可以互證的人。早在1927年，魯迅先生便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講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這才是目前可據可考第一項應用這種方法的研究。

作為知識分子，陳寅恪真正值得稱道的地方有兩個：首先，他的詩詞寫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詩作，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再者，他對資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學人當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在沒有電子數據庫的時代，一個文史研究者的學問能夠做到什么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掌握的資料有多少。從《元白詩箋證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等書來看，陳寅恪對史料的掌握和運用，確實比與他同時代的歷史學者要高明一些。這是陳寅恪在民國時期的歷史界享有一定聲譽的最主要原因，陸鍵東對此更是津津樂道。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經、全唐詩、全宋詞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錄進眾多電子數據庫的今天，再對陳寅恪這種本領贊嘆不已，未免有點矯情；因為現在隨便一個掌握文獻檢索技巧的大學生，他所能利用的資料，以及利用資料的準確程度，都遠遠超越了陳寅恪。更何況陳氏這種超越儕輩的能力，與其說值得欽佩，毋寧說令人羨慕，因為這固然和他的天資勤奮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比同時代其他學者要幸運得多。

陳寅恪的人生際遇之佳，在同輩知識分子中堪稱絕無僅有。他1890年出生在顯宦之家，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北按察使與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撫，是大權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陳寶箴思想開明，曾贊助長沙時務學堂，堪稱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支持者，梁啟超、譚嗣同等在近代史上聲名赫赫的人物，都可以算是他的西賓。優越的家庭條件使陳寅恪無須為生計煩惱，從而能夠專心求學；他年方十四歲即東渡日本，隨后又在歐美留學多年，直到1925年才參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紀的中國，家里有條件供養自己在海外讀書到三十五歲的人，恐怕也是少數吧。

1925年，清華大學籌辦國學院，在曾為其先祖幕賓的梁啟超力薦之下，陳寅恪獲聘為教授，和哈佛大學博士趙元任，以及久負盛名的王國維、梁啟超，并稱為國學院四大導師。不妨設想一下，假設現在有個人從海外留學回來，年已三十五歲，只有三個學士學位，其祖父曾擔任湖南省委書記、省長兼省軍區司令員，然后清華大學忽然宣布聘請他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網友和小伙伴們驚呆之余，估計會追問清華校方為什么要放棄治療。千萬別以為當年的教授很容易當上，若是沒有可以倚仗的祖蔭，哪怕名滿天下如郁達夫，或者擁有哈佛博士學位如李濟，也只能從講師做起。

陳寅恪加人數等的境遇，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故。沒去過中山大學的人也許并不知道，陳寅恪故居其實是整個康樂園最好的房子，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兩層小樓附近有眾多參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說到環境的優越，只有專門用于招待貴賓的黑石屋能與之相提并論。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陸鍵東詳細備至地描寫了傳主得到的禮遇，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還有眾多額外的優待，包括可以隨時使用當時中山大學僅有的兩輛小汽車。甚至在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欲覓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終活活餓死的三年困難時期，“政府每日專程從華南農學院為陳寅恪教授供應鮮奶三支，并詢問‘三支夠不夠’”（第325頁）。當然，陳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臏足的遭際，是頗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時代眾多受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相比，以七十九歲遐齡壽終正寢的他，已經足夠幸運。至于他失明后著述不輟的頑強精神，也很值得人們學習，但不應該因此而過度拔高他的學術水平，正如人們不應該將張海迪捧為當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一樣。

《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并沒有對傳主的學術進行公允的評判，這可能是作者由于學養不夠而做出的無奈之舉；但該書將畢生養尊處優的陳寅恪，刻意塑造成一個時乖運蹇的悲情人物，這也許是陸鍵東苦心經營的結果。陸鍵東曾是廣東粵劇二團的演員，從中山大學畢業后，又從事過多年的編劇工作，自然深諳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他甚至能夠將陳寅恪的缺點包裝成學術大師的特征。比如該書第六章提及陳寅恪在中大歷史系開課，選修的學生原本有三十多人，堅持到最后的只有十來個。這件足以證明陳寅恪缺乏教學技巧的小事，卻引發了陸鍵東這樣的感嘆：“太難為了這些五十年代的大學生，他們絕大部分人外語尚未過關，文史基礎知識貧乏，陳寅恪的‘高談闊論’，自然無法引起他們的共鳴。”（第163頁）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包括將偏執勢利的性格缺陷粉飾成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貴族精神等等，限于篇幅，這里恕不一一枚舉。

總而言之，就如實地反映傳主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而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敗之作，它絲毫無助于讀者理解陳寅恪的貢獻和局限；但就塑造一個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這部作品則是當之無愧的成功之作，它充分體現了陸鍵東在編劇方面深厚的功底，勝利地將一個人生幸福、學問尋常的歷史學者美化成一個百年難遇、令人嘆惜的學術大師和文化偶像。

20世紀90年代是個特殊的時期，這部成功的失敗之作在當時迎合了學術界、思想界亟需一個偶像或者說符號來提振信心的潮流，所以能夠水到渠成地將陳寅恪送上神壇。但二十年過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陸鍵東這部傳記在今年的再版，也許將會是陳寅恪走下神壇的起點。

本文作者：陳繼宏

說到近些年來在中國讀書界影響最大的人物傳記，恐怕要算陸鍵東所著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該書1995年出版以后，迅速在大學校園里流傳開來，成為風靡一時的熱門讀物，甚至直到1999年，許多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熱衷于追讀這個多少有點煽情的故事。我最早看到這本書，正是在那一年。

那年秋天，我剛踏入陳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康樂園，成為中大的學生。當時互聯網遠遠沒有如今發達，人們通過Telnet或者IRC在網上交流，網速是奇慢無比的56k，所以讀書仍然是大學生的主要活動，日常交流時也經常會相互推薦一些書籍，而陸鍵東這部傳記，被提及的次數幾乎是最多的。后來有天晚上，我照例去東門書店逛逛，無意間在書架上發現這本書，黑色的封面已經有點破舊，但還是毫不猶豫地買下。陸鍵東這部傳記在傳達情緒方面做得相當出色，至少當年的我是深受感動的，乃至從學校圖書館借了許多和陳寅恪有關的書，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元白詩箋證稿》等，以及蔣天樞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陳寅恪在康樂園的故居離圖書館不遠。圖書館南邊是大鐘樓，大鐘樓再往南，隔著嶺南路和一片大草坪，便是陳寅恪住過的小紅樓。青年時期的我很幼稚，曾有許多個風和日麗的午后，坐在那座小紅樓旁邊，伴隨著臘腸樹在風中搖曳的沙沙聲，翻閱著這些和自己的專業毫不相關的圖書。只不過陳寅恪的寫作技巧實在是略欠高明，其著作可讀性很差，我基本上沒有讀完，除了《元白詩箋證稿》——這僅僅是由于我特別熱愛元稹的詩。

因這本書而對陳寅恪及其著作產生興趣的，當然絕對不止我一人。實際上，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在1995年之前，陳寅恪無非是個在公共領域默默無聞、在專業領域擁有中等影響力的普通歷史學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幾乎可以說是由陸鍵東一手打造出來的。比如說我們可以到中國學術期刊網去檢索，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陳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幾篇；1980年以降，這個數字逐漸多了起來，主要是因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幾種陳著。但直到1994年，這個數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歷史學家如向達（223篇）、吳晗（245篇）、陳垣（269篇），比起范文瀾（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連一半都不到。陸鍵東這部傳記面世以后，這個數字逐年急劇上升，到去年已經高達3869篇，非但令向達和陳垣等人望塵莫及，就連范文瀾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風。單從這個指標而言，在民國知識分子的范疇內，目前陳寅恪已經和林語堂、徐志摩等人并駕齊驅，位居他們之上只有現代最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

吊詭的是，這些年陳寅恪逐步走上神壇，成為眾多讀書人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楷模，但陸鍵東這部成名作卻只能在舊書市場上找到：200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就龍云莎訴陸鍵東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案作出判決，裁定被告侵犯原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龍潛的名譽權，責成被告向原告賠禮道歉，并且“在陸鍵東未對《陳寅恪》一書中有關龍潛的部分內容進行刪改之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及陸鍵東不得重印、發行該書”。事后陸鍵東多次在媒體上表達了寧可絕版也不刪改的意思，但后來顯然是回心轉意了，所以便有了剛在今年6月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訂本》。

我第一時間購買了這部作品，原本是想重溫年輕時在康樂園求學的舊夢——離開那綠樹成蔭、青草如茵的地方已經很久，然而在這十年的顛沛流離之間，我幾乎無日不懷念埋葬在該處的四年光陰。但也許赫拉克利特說得對，人的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十四年后重讀這部傳記，竟然別有一番滋味。

《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不少優點，最突出的莫過于陸鍵東很成功地將個體的命運放到整個時代的變遷中去考察，這和常見那種行狀般枯燥乏味的傳記有很大的不同，能夠讓讀者對傳主的人生經歷擁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和更為深切的同情。第二個優點是，作者明顯下過很大的苦工，占有了足夠豐富和翔實的資料，這也是他能夠做到第一點的前提。陸鍵東早年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該系素來有重視古漢語教育的傳統，陸鍵東受到的熏陶，使其能夠對陳寅恪的詩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讀，讓讀者得以據之窺見這位學者的心境。這些優點已經由這本書引起的巨大反響做出了證明，此處不再予以贅述。下面要談的是《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不足之處，以及其如何將傳主推到神壇之上。

為學者樹碑立傳，最重要的是厘清傳主的學說，以及其在專業領域的學術貢獻，但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這方面的內容是付諸闕如的，這就好比給修昔底德立傳而不細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給查爾斯?達爾文立傳而對進化論語焉不詳。盡管陸鍵東在開篇即稱陳寅恪為“學術大師”（第8頁），“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識與眼界，表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第23頁），并且每隔十幾二十頁就催眠般地重復這個論調，但通篇沒有令人信服的論證來支持他的主張。

不妨以陳寅恪“精通十余國文字”為例，這很可能只是以訛傳訛之說。依據陳寅恪1956年親筆在中山大學填寫的“個人簡歷”，1914年以前，他先后在日本、德國、瑞士和法國留學各一年，從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國和德國留學三年，嗣后即歸國擔任教職，按照常理并無“精通十余國文字”之可能。當然我們不能排除陳寅恪是語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張需要非常之證據，如果陸鍵東能夠證明陳寅恪出版過和十余種語言相關的著譯，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幾種語言寫過讀書筆記，那么這個說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陸鍵東并沒有這么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為這樣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

陳寅恪公開發表的外文著述只有兩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韓愈和唐代小說）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順宗實錄》和《續玄怪錄》），分別刊載于《哈佛亞洲研究叢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所稱的“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頁，后者七頁。這兩篇總共十二頁、筆法極其幼稚的介紹性文章，顯然不足以證明陳寅恪“精通十余國文字”，只能證明其英文寫作能力約等于如今水平較高的普通大學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譯，這也證明了陳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連基本的閱讀校勘能力都沒有，否則他不會允許這樣一篇東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來，更不會在《元白詩箋證稿》開篇得意洋洋地說：“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順便說一下，關于陳寅恪的“恪”字，有人讀“卻”有人讀“克”，從這兩篇英文的署名“Tschen Yinkoh”來看，陳寅恪自己的讀音是后者，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實際上，反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陳寅恪在語言上的天賦并不高。根據蔣天樞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31頁記載，陳衡恪之子、植物學家陳封懷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會說上海話；然而陳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間在上海復旦公學讀書，如果真是語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個地方呆了四年還不會說當地方言呢？再者，也沒有任何現存的材料表明陳寅恪曾經宣稱自己精通十幾門語言。陸鍵東把“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作為陳寅恪是“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證據，卻不對其加以分析和考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陳寅恪的歷史著述也是頗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邏輯之粗暴武斷，有時候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比如說在《元白詩箋證稿》開篇，陳寅恪認為唐代古文運動和小說的興起，是因為“駢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并舉了兩篇墓志銘作為佐證。當時我雖然年幼無知，但正好在練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說極謬。墓志銘的格式，自東漢即已固定，怎么能夠以之說明唐代的“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呢？況且早在南北朝時期，小說已經初具規模，《齊諧記》、《續齊諧記》、《神異記》等固然散軼已久，但干寶的《搜神記》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卻不是如何罕見的古籍，陳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的結論，要是曾編撰《中國小說史略》的魯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啞然失笑而已。至于散文“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云云，更像是業余愛好者的信口開河；自唐以降無數古籍，在描寫景物世態事理方面，罕有能與北魏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比肩的。至于其他種種欠妥荒唐之處，歷史學界已經有不少專文指出，感興趣的讀者稍加檢索即可查到，這里便不予展開了。

現在國內歷史學界有些人認為，陳寅恪的一大學術貢獻，是以《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開創了文史互證的生面。但這種以文學作品來考察從前社會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實濫觴于19世紀末的歐洲，到20世紀初期已成主流之勢，并出現了一些經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藝術與社會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國學者查理?拉羅（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樓拜的小說和拉馬丁的詩歌，甚至還分析了德拉克羅瓦的繪畫和瓦格納的音樂，從這些藝術作品中尋找它們和以往社會生活（也就是所謂的史實）的關系。德國學者瓦爾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國哀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詳細地論證16世紀和17世紀德國哀劇（Trauerspiel，與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義上的悲劇有所不同）和當時社會現實的關系。雖然陳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撐他讀懂這些作品，但他在法國和德國留學多年，又曾在瑞士蘇黎世大學進修語言文學，沒有理由不了解這種研究趨勢和方法。就算在國內，陳寅恪也不是最早發現文史可以互證的人。早在1927年，魯迅先生便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講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這才是目前可據可考第一項應用這種方法的研究。

作為知識分子，陳寅恪真正值得稱道的地方有兩個：首先，他的詩詞寫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詩作，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再者，他對資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學人當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在沒有電子數據庫的時代，一個文史研究者的學問能夠做到什么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掌握的資料有多少。從《元白詩箋證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等書來看，陳寅恪對史料的掌握和運用，確實比與他同時代的歷史學者要高明一些。這是陳寅恪在民國時期的歷史界享有一定聲譽的最主要原因，陸鍵東對此更是津津樂道。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經、全唐詩、全宋詞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錄進眾多電子數據庫的今天，再對陳寅恪這種本領贊嘆不已，未免有點矯情；因為現在隨便一個掌握文獻檢索技巧的大學生，他所能利用的資料，以及利用資料的準確程度，都遠遠超越了陳寅恪。更何況陳氏這種超越儕輩的能力，與其說值得欽佩，毋寧說令人羨慕，因為這固然和他的天資勤奮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比同時代其他學者要幸運得多。

陳寅恪的人生際遇之佳，在同輩知識分子中堪稱絕無僅有。他1890年出生在顯宦之家，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北按察使與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撫，是大權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陳寶箴思想開明，曾贊助長沙時務學堂，堪稱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支持者，梁啟超、譚嗣同等在近代史上聲名赫赫的人物，都可以算是他的西賓。優越的家庭條件使陳寅恪無須為生計煩惱，從而能夠專心求學；他年方十四歲即東渡日本，隨后又在歐美留學多年，直到1925年才參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紀的中國，家里有條件供養自己在海外讀書到三十五歲的人，恐怕也是少數吧。

1925年，清華大學籌辦國學院，在曾為其先祖幕賓的梁啟超力薦之下，陳寅恪獲聘為教授，和哈佛大學博士趙元任，以及久負盛名的王國維、梁啟超，并稱為國學院四大導師。不妨設想一下，假設現在有個人從海外留學回來，年已三十五歲，只有三個學士學位，其祖父曾擔任湖南省委書記、省長兼省軍區司令員，然后清華大學忽然宣布聘請他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網友和小伙伴們驚呆之余，估計會追問清華校方為什么要放棄治療。千萬別以為當年的教授很容易當上，若是沒有可以倚仗的祖蔭，哪怕名滿天下如郁達夫，或者擁有哈佛博士學位如李濟，也只能從講師做起。

陳寅恪加人數等的境遇，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故。沒去過中山大學的人也許并不知道，陳寅恪故居其實是整個康樂園最好的房子，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兩層小樓附近有眾多參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說到環境的優越，只有專門用于招待貴賓的黑石屋能與之相提并論。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陸鍵東詳細備至地描寫了傳主得到的禮遇，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還有眾多額外的優待，包括可以隨時使用當時中山大學僅有的兩輛小汽車。甚至在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欲覓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終活活餓死的三年困難時期，“政府每日專程從華南農學院為陳寅恪教授供應鮮奶三支，并詢問‘三支夠不夠’”（第325頁）。當然，陳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臏足的遭際，是頗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時代眾多受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相比，以七十九歲遐齡壽終正寢的他，已經足夠幸運。至于他失明后著述不輟的頑強精神，也很值得人們學習，但不應該因此而過度拔高他的學術水平，正如人們不應該將張海迪捧為當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一樣。

《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并沒有對傳主的學術進行公允的評判，這可能是作者由于學養不夠而做出的無奈之舉；但該書將畢生養尊處優的陳寅恪，刻意塑造成一個時乖運蹇的悲情人物，這也許是陸鍵東苦心經營的結果。陸鍵東曾是廣東粵劇二團的演員，從中山大學畢業后，又從事過多年的編劇工作，自然深諳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他甚至能夠將陳寅恪的缺點包裝成學術大師的特征。比如該書第六章提及陳寅恪在中大歷史系開課，選修的學生原本有三十多人，堅持到最后的只有十來個。這件足以證明陳寅恪缺乏教學技巧的小事，卻引發了陸鍵東這樣的感嘆：“太難為了這些五十年代的大學生，他們絕大部分人外語尚未過關，文史基礎知識貧乏，陳寅恪的‘高談闊論’，自然無法引起他們的共鳴。”（第163頁）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包括將偏執勢利的性格缺陷粉飾成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貴族精神等等，限于篇幅，這里恕不一一枚舉。

總而言之，就如實地反映傳主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而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敗之作，它絲毫無助于讀者理解陳寅恪的貢獻和局限；但就塑造一個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這部作品則是當之無愧的成功之作，它充分體現了陸鍵東在編劇方面深厚的功底，勝利地將一個人生幸福、學問尋常的歷史學者美化成一個百年難遇、令人嘆惜的學術大師和文化偶像。

20世紀90年代是個特殊的時期，這部成功的失敗之作在當時迎合了學術界、思想界亟需一個偶像或者說符號來提振信心的潮流，所以能夠水到渠成地將陳寅恪送上神壇。但二十年過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陸鍵東這部傳記在今年的再版，也許將會是陳寅恪走下神壇的起點。

本文作者：陳繼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