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4日清早，南京城內爆出了一條驚人的消息。這一天的《中央日報》的第二版以三欄長題，刊載著一條新聞：

陳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時，以心臟病突發逝世。

消息傳來，全城震驚。死者乃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他追隨蔣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寵信的“天子近臣”。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幾天前還在出席“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并受蔣之托，負責草擬“戰時體制綱領”。事先毫無征兆，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

▌“帝師”的葬禮：一身榮哀終成空

1948年10月下旬，陳布雷的兒子陳過出國前夕，向父親告辭，只見父親精神頹喪，頭發蓬亂，形容枯槁，語音低微，哀嘆著說：“前方軍事潰敗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變又如此，此時此刻，最高當局卻要我寫一篇《總體戰》的文章，這叫我如何落筆啊！”

11月12夜，“油盡燈枯”的陳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殺，留下了10封遺書，將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絲不茍。對于是否公布這些遺書，國民黨高層曾有過一番爭論。

11月17日，司法院長居正的日記說，上午在陳布雷先生治喪委員會討論遺言應否發表時，反對發表的以為他的自殺給蔣帶來不良影響，留到相當時機再說。當晚，國民黨中常會再三討論，也有主張不發表的，因為邵力子力主發表，如不發表，就要退出治喪委員會。討論結果，決定發表。

在留給夫人王允默的遺書中，陳布雷囑咐：“我的軀體不值一錢，草草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萬勿為我多費財力也。”因此，王允默才會當著宋美齡的面謝絕蔣介石的舉行國葬之議，但她也沒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遺愿。她說：

“先夫生前因愛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莊附近購地一方，并有終老故鄉之想。故長眠之地，似宜擇定杭州，并即在該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簡單墓穴，碑刻‘慈溪陳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鐫刻職銜，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遺言謂，書生報國，恨無建樹，且今日國家變亂，人民流離失所，更何忍糜費國家金錢以為一身榮哀。”

1948年年11月19日，時為浙大校長的竺可楨日記說，下午二點，陳布雷的靈柩專車從上海到達杭州，家屬一二十人在車站公祭，然后步行執紼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團體的公祭。

12月10日上午10點，竺可楨帶著胡剛復、鄭曉滄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澗徐村參加陳布雷的葬禮，他們到時靈柩已將入穴，隨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筆、一本《圣經》。浙江省主席陳儀主祭，禮畢即散。這一天，天氣陰霾，冬雨霏霏，穿著藍布長衫的蔣經國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

▌傳奇的報業生涯：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

1949年1月，《陳布雷回憶錄》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妻子在“前記”中說得很清楚：

“先夫子一介書生，從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僅自賃旅舍以居，從不攜眷，蓋每以為不數月即可辭歸也……先夫子常謂：一待國家太平無事，即當擺脫政務，重回新聞記者之崗位，專以文章報國。”

▲陳布雷與夫人

陳布雷生前對《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說：“其實，我開始是從事新聞記者生涯，現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結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還感慨無限地對沙孟海說：“我只想搞新聞事業，或者搞教育，從政非我所愿啊！”總之，他時時不忘重理舊業，卻最終回不去了。陳布雷的報業生涯開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畢業，路經上海，暫住《天鐸報》，主筆戴天仇要回鄉結婚，請他代寫評論。因此緣故，當年秋天，他浙高畢業，即應《天鐸報》之聘擔任撰述，每天撰寫兩則短論，每十天寫3篇社論。由于他平日看的舊小說多，評論中喜歡引用《水滸傳》中的典故，很受讀者喜愛。這年他只有22歲。

同事要他起一個筆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釋說，這是他在浙高讀書時同學對他的戲稱，當時他面頰圓滿，同學就叫他為“面包孩兒”，面包的英文為Bread，譯音“布雷”（他記得最早是邵飄萍這么叫的）。從此他就以這個筆名聞名于世，本名“訓恩”反而被湮沒了。

▲陳布雷與戴傳賢

辛亥革命發生之初，《天鐸報》總編李懷霜主張慎重，不敢稱起義者為“義軍”，當時各報也是稱“逆軍”的多，陳布雷認為不可附和，就稱為“革軍”，并在報上連續發表《談鄂》系列評論，一共10篇，傳誦一時，“布雷”之名溢于滬杭一帶。《天鐸報》發行量達到4000份，幾乎可以與《神州日報》、《民立報》、《時報》、《新聞報》并列。在革命浪潮中陳布雷的一個堂哥成為寧波軍政府的財政部長，召他回故鄉，但他馬上即返回了上海：“我志在作記者，還是讓我回滬從事新聞工作吧”。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發表《告友邦人士書》，稿子是英文寫的，王寵惠帶到上海，想在報紙上發表，一時找不到翻譯，交陳布雷試譯一段，他的古文典雅、準確。王認為不失原意。于是這篇《告友邦人士書》成了《天鐸報》的獨家新聞。《民立報》的徐血兒對于右任說：“此文乃為《天鐸報》搶去先登，可惜可惜。”年輕的陳布雷借助《天鐸報》這個平臺，為新生的民國鼓與呼，在《新國民不可不知》短評中他說：“今日之中國，不貴有細針密縷之法律家，而貴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凱聽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凱爾，真無恥小人哉”。

此時，戴天仇自辦《民權報》、葉楚愴等辦《太平洋報》、邵元沖等辦《民國新聞》，紛紛約他襄助，《申報》也請他擔任撰譯，但他都婉言謝絕了。他認為，民國已經成立，報紙應轉向鼓吹建設，而不是像革命時期那樣致力于批評。家中親人也不希望他以記者為職業，他在《天鐸報》前后工作5個月，回故鄉寧波效實中學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聞界。不過他從來沒有忘記新聞事業，除了給上海《申報》當特約譯述員，一度還兼任寧波《四明日報》的撰述。

1920年，陳布雷應商務印書館之邀，到上海參加《韋氏大字典》的編譯，正值《商報》創刊，他再次踏入報界，任《商報》編輯主任，負責撰寫評論，每周5篇，星期天再寫一篇短評。《商報》是一家商業報紙，有商業金融評論、介紹新經濟思想的欄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卻是陳布雷執筆的那些時評，他的文章議論透辟、文筆犀利，深得讀者喜歡，被張季鸞嘆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

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內閣總辭職》評論中尖銳指出：“故此仆彼起，無非雞蟲得失之爭，于國事何關？于人民何益？”

在12月20日發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進一步說：“中國者，民國也。國既以民為主，而人民對此紛紛擾擾之政局，竟始終不相聞問，帝制之醞釀、復辟之鼓動、安福之搗亂，國人之中未嘗不有早已窺見其微者，乃一般之國民袖手旁觀而不問也。……故中國之壞，壞在人民坐觀成敗，而未嘗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衛而進于自己建設，徒抱消極的態度相與俯仰一世耳。”1923年，《商報》評論改署名制，陳布雷開始使用“畏壘”的筆名，熟悉他的芝翁回憶，“他在編輯部里撰寫時評，連續不斷吸香煙、喝濃茶、吃饅頭，這三件東西下了肚，他的擲地有金石聲的文章也跟著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諱，怕惹上麻煩，而勸他不妨用曲筆，他說：‘主筆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筆’。”

他不憚軍閥的強勢，對于當時發生的大事，如曹錕賄選、孫傳芳由福建舉兵進入浙江等，都曾發表旗幟鮮明的反對文章。

他的時評漸漸成熟，自信心也加強，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會、國際時事以及工商等問題，受到一般知識分子和青年的喜歡。期間，他因為言論得罪租界當局，曾被傳訊、罰款。

1926年元旦，當《商報》創刊五周年，布雷執筆寫下《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時，只有36歲，已譽滿報界，他滿懷信心以新聞事業終一生。

然而，《商報》很快就走到了它的盡頭，雖然發行1.2萬份，卻經濟拮據，幾次易主，這時已轉到以親孫傳芳的傅筱庵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當北伐軍攻克武漢時，《商報》以大字號標題詳細報道，報社一些董事認為開罪軍閥吳佩孚，很是驚慌，傅筱庵派人來審查新聞和言論。陳布雷正好請病假，他抱病出來：“一切由我負責，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時派任何人來編輯部，使報紙解體，我就概不負責了。”此前，蔣介石曾托邵力子給他送來簽名的戎裝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稱“弟蔣中正”。1926年冬天，蔣又托人邀請他去南昌，再次表達了盼望見面的誠意。陳布雷的南昌之行，成為他報業生涯的結束，也是他整個幕僚生涯的序曲。

▌政壇如泥潭，進入容易退出難

1927年是陳布雷生命的分界線，從此他開始了追隨蔣介石的22年，當然這22年實際上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從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當官，只是有時替蔣介石寫寫文章而已。他曾對熟人說：“我最初并沒有想到丟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幾天，經常還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聞事業。”

他辭謝了總司令部秘書長的任命之后，蔣曾問他愿意擔任什么職務？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愿為蔣的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所以，這一階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時事新報》筆政，撰寫了大量評論，1929年之后才脫離報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廳長。陶希圣在《記陳布雷先生》文中說：他每次進南京，中樞就有一篇重要文告發表，而政局即為之轉移。他守口如瓶，持身謙抑。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談說過任何文告草擬的經過與政治背景，甚至從來沒有透露過任何文告是他執筆。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與新聞界人士立刻推測政局將有變動與發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來了吧！第二階段從1934年到1948年，他歷任第二侍從室主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教育部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宣傳小組召集人等一系列職務，官位并不顯赫，卻是蔣身邊的紅人，號稱蔣的“文膽”，蔣深知他的謹慎、廉潔和自持，對他向來尊重，他的進言都是從善意出發，蔣也多有采納。

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慶對楊玉清說：“我接近委座，愧無積極貢獻；僅在消極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議而已！”

《魯迅全集》能在1938年順利出版就與他和邵力子不無關系，魯迅舊日學生荊有麟托人請陳布雷向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僅盡快做了審核，而且特別指示：“對此一代文豪，決不能有絲毫之摧殘。”魯迅去世八年后，在重慶舉行紀念活動，1944年10月19日的唐縱日記說，“晚上丙種會報，對于魯迅紀念會事，[鄭]介民主張發布新聞，指出魯迅曾受日本浪人內山完造之津貼以破壞之。歸與[陳]布雷先生談，布雷先生認為不應由中央社發布此項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極端慎重之人，所見亦遠！”在為蔣代筆捉刀的二十多年中，為他人作嫁衣裳的隱痛一直苦苦地折磨著陳布雷。用他自己的話說，筆在他的手中，說的卻不是自己想說的話，他無一日不想著退出，終于退不出。

這當中包含著他對蔣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體不大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癥，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慶，宋美齡每天給他送一磅牛奶補充營養。對此，他感激于心。學生時代的他“面孔是圓圓的、胖胖的，像個面包”，他在杭州對記者黃萍蓀說：“我的瘦下來是從事新聞工作后，因熬夜而漸起的。”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樂，每思引退，重作記者，或教書自給”，所以連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館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聞界，去做他的記者，當然，實際上做不到了。

他身上有濃重的“士為知己者死”、“從一而終”思想，抗戰時期，他在寫給《大公報》王蕓生的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這種內心的掙扎、痛苦最終導致他在大廈將傾時選擇自殺。陶希圣回憶，陳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蔣介石的，蔣對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兩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為此布雷“竭盡了腦力和精力”，不僅要保密，還有字斟句酌的細密。

當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戰時期，他代蔣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筆，其中蘊涵著他自己的愛國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筆墨酣暢，如《抗戰建國綱領》、《八一三告淪陷區民眾書》、《勝利須賴久之奮斗告全國軍民書》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作，也成了抗戰的歷史文獻，他特別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漢寫的《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

……我們同是中國的國民，黃帝子孫，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為切身的恥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訴無門的同胞們，使重復自由，再見天日？……凡是中華民族的敵人，自古以來，就沒有不被我中華民族消滅的……就是一兵一彈，也要與敵人拼命決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勝利……如果我們今天還不下“拼民族的生命來爭民族的生存”的決心，就要蹈從前以茍安心理來鼓勵侵略瘋狂的覆轍。

全文6000字，由五種語言向國內外廣播，同時海內外許多報紙都在頭條刊出。此文和張子纓起草的《抗戰周年紀念告友邦人士書》、郭沫若起草的《抗戰周年告日本國民書》被譽為“三聯璧”。他在回憶錄中說，此文蔣介石沒有口授大意，并且引錄了張季鸞的評價：“淋漓酣暢，在統帥昭告全國之書中當不能更詳盡于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是抗戰前途光明之象征也。”相反，那些強逼、硬編出來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記》，不知戳斷了多少毛筆，熬斷了幾許青絲，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讀。1937年春天，蔣要他寫一本《西安半月記》，他本來隨蔣住在奉化溪口，卻怎么也寫不下去，蔣于是讓他到杭州去寫。在里西湖新新旅館包了一個房間，在這里，他常常難以下筆，心情煩躁，經常將筆頭戳斷，擲筆長嘆。

他在日記中說：“每當與家人游蕩湖山，方覺心境略為怡曠，但接侍從室公函，輒又忽忽不樂也。”“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與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終日面對西湖，美麗的湖光山色卻怎么也驅不走他心中的難言隱痛。

▲陳布雷與家人

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內心的復雜、掙扎不斷地流露出來。

1946年3月，他寫信給外甥翁澤永說：“我自從脫離報界以來，就不能舒暢自如地用我的筆表達我所欲言。我事實上不過是一個記錄生，最多也不只是書記生罷了。”

一個一心渴望文章報國的讀書人卻做了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終為之殉葬，這是大時代的悲劇，這樣的悲劇和邵飄萍被槍殺、史量才被暗殺一起成了動蕩不寧的亂世中國的主旋律，言論報國的代價是那么沉重，然而舍棄言論事業、做了蔣介石幕僚的陳布雷付出的代價也一點不輕，他常在家人和摯友面前感嘆，“為不懂文字的人寫文章是人生最苦惱的事。”所以他總想著有一天辭官。

臨死前不久，他還感嘆：“我搞了大半輩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以至無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抗戰勝利后，一生清廉的陳布雷用多年的一點積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澗徐村買了一小塊地。他做夢都不曾想到過，自己退隱不成，這里倒成了他永遠的歸宿之地。

1927年是陳布雷生命的分界線。此前，三十幾歲的陳布雷已譽滿報界，被稱為“如椽巨筆，橫掃千軍”。此后他開始追隨蔣介石，號稱領袖文膽，更是實際的國民黨軍機大臣。抗戰時期，陳布雷起草的文告傳頌一時，蔣介石那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國民眾皆有守衛國土之責”的著名演講，就出自陳布雷。

陳布雷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文人形象，在歷史變革的漩渦中，他經歷了完全不同于傳統中國文人的一生。作為一個被藏在歷史隱秘角落里的人，對他的“蓋館定論”同樣充滿爭議——一方將陳布雷稱為“完人”，另一方認為其“頗有爭議”。

事實上，陳布雷是一個悲劇人物，是他人口中“最不該死”“每每要為之垂淚”的那個人。閱讀陳布雷的悲劇,是在閱讀一個文人的悲劇，被歷史旋渦裹挾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閱讀那個政權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