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2008年深秋的傍晚,潮濕的風卷著梧桐葉掠過夜市地面。我蹲在褪色的藍色塑料布旁,指尖捏著磨毛的襪子來回摩挲,三十七枚一元硬幣在掌心硌出紅印,剩下兩枚五角硬幣和一枚二分硬幣蜷縮在帆布兜角落,像被遺棄的流浪貓。路燈在六點準時亮起,昏黃的光暈里飄著烤紅薯的甜香,隔壁烤面筋攤位的孜然味鉆進鼻腔,我望著塑料布上歪歪扭扭的“清倉甩賣”紙板,指甲深深掐進掌心,直到聞到淡淡的血腥味。
“老板,這襪子起球不?”清甜的嗓音像顆小石子投入寂靜的湖面。穿淺藍工裝的姑娘單腳支著二八杠自行車,車筐里的蛇皮袋歪出半截生銹的螺絲,睫毛上沾著細密的雨星,像只怕冷的小獸般往領口縮了縮。我慌忙站起身,膝蓋傳來長時間蹲坐的麻癢,塑料布上的襪子被風掀起邊角:“純棉的,不掉色不起球。”她突然笑出聲,指尖捏住襪子標簽——那是我從舊T恤上剪下來的布片,用歪扭的馬克筆寫著“10元3雙”:“我爸在紡織廠干了二十年,這襪子紗線密度不夠,洗三次準起球。”
雨點突然變大,銅錢大的雨珠砸在塑料布上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響。我手忙腳亂地收攏邊緣,廉價的塑料布在風中獵獵作響,差點卷走角落里的記賬本。姑娘把蛇皮袋往頭上一罩,沖過來幫我撐起生銹的折疊架,工裝褲腿瞬間濺滿泥點:“我在對面五金店上班,看你擺三天了,每天收攤都要數半小時硬幣。”她的工牌在胸前晃蕩,“陳白露”三個字被雨水洇濕邊緣,跟我大學課本里那個命運多舛的話劇女主角同名。等躲進巷口斑駁的磚墻下,她從褲兜掏出皺巴巴的筆記本,泛黃的紙頁上畫著附近五個夜市的平面圖,紅色圓圈標出“工人新村夜市”:“這兒管理費便宜三成,而且下班族多,襪子需求量大。”
第五次出攤時,鐵皮餅干盒出現在塑料布右上角。那是我在廢品站花兩塊錢淘來的,盒蓋上印著褪色的牡丹花紋,里面整齊碼著硬幣和記賬本。白露下班時總會踢著自行車過來,車鈴“叮鈴鈴”響過三遍才跳下來,有次掀開盒蓋驚呼:“呀,你居然用復寫紙記流水賬!”她的指尖劃過筆記本上的表格,進貨價、售價、利潤分門別類,甚至標注了“雨天銷量下降40%”的備注,突然從帆布包里掏出自己的工資條,邊緣還沾著螺絲油漬:“你看,你上周凈賺58塊,比我當學徒工的基本工資還多3塊2毛。”雨滴在她發梢凝成水珠,順著棱角分明的下頜線滑落,我鬼使神差地掏出藏在褲兜的護手霜——那是用賣襪子賺的第一筆錢買的,包裝簡陋的鐵盒上印著“老牌國貨”,在她驚訝的目光中塞進她掌心:“你手上的口子,碰水會疼吧?”
霜降那天清晨,地面結著薄霜,我的鼻尖凍得通紅。正蹲在地上給新到的毛圈襪打價簽,遠處傳來自行車鏈條咯吱作響的聲音,抬頭就看見白露弓著背拼命蹬車,車后座綁著個用麻繩捆了三道的紙箱,每蹬一步都要伸手扶住搖搖欲墜的箱子。“永新廠清倉處理舊螺絲!”她在五步外剎住車,腳蹬子還在空轉,雙手撐在車把上喘氣,鼻尖凍得通紅,睫毛上掛著細小的冰晶,“庫存積壓三年的碳鋼螺絲,廠長說按廢鐵價給我,我把三個月的獎金全墊上了!”我掀開紙箱,上千枚螺絲在晨光中泛著冷光,混著機油的味道鉆進鼻腔,她突然抓住我凍僵的手,掌心的薄繭蹭得我指腹發癢,指尖還帶著搬運時被螺絲劃的小傷口:“要是賠了——”她仰頭望著灰蒙蒙的天空,突然轉頭沖我笑,嘴角梨渦若隱若現,“咱倆搭伙,賠了算我的,賺了分你七成。”
那年冬天,藍色塑料布上多了塊紅布,左邊擺著襪子毛巾,右邊碼著用玻璃罐分裝的螺絲。白露用粉筆在紙板上畫示意圖,粗線條的螺絲旁標著“M4×10=家具螺絲”“M6×25=水管螺絲”,蹲在地上教我辨認螺紋時,哈出的白氣在冷空氣中凝成小水珠,落在膝頭的筆記本上:“記住,螺紋間距越密,擰得越緊。”有次穿西裝的中年男人指著玻璃罐笑問:“小兩口創業呢?”我紅著臉想解釋,白露頭也不抬地往塑料袋里裝襪子:“遲早的事,他記賬厲害,我懂螺絲,天生一對。”收攤時她把我的圍巾往脖子里緊了緊,自己卻戴著磨破的毛線帽,耳尖凍得通紅,卻哼著跑調的《甜蜜蜜》收拾紙箱。
2009年開春,我們在城中村租了間帶木質閣樓的平房。二樓的木板踩上去吱呀作響,白露卻像發現寶藏般眼睛發亮,用從廠里撿來的包裝紙糊墻面,把螺絲按型號分裝在不同顏色的塑料袋里,用大頭針釘在木板上。墻上貼著她手繪的“進貨價格表”,用紅筆圈出“不銹鋼螺絲利潤高但易生銹”,旁邊是“客戶需求備忘錄”,記著張大爺要的M8×30、李嬸要的自攻螺絲。某個暴雨傾盆的深夜,閣樓屋頂漏雨,半箱螺絲泡在積水里,我舉著臺燈蹲在地上一顆顆擦拭,鐵銹混著雨水染紅指尖。白露抱著電爐推門進來,圍裙兜里揣著暖水袋:“別愁,廠里王師傅說,用柴油泡一晚,再拿鋼絲球擦就行。”她把暖水袋塞進我懷里,自己卻穿著淋濕的拖鞋,蹲在旁邊用舊牙刷清理螺絲凹槽,直到凌晨三點,閣樓里堆滿晾干的螺絲,像撒了一地的星星。
端午節前的傍晚,白露蹲在地上數硬幣,陽光透過木窗欞照在她發梢,鍍上一層金邊。我們攢夠了兩萬三千塊,還差八千塊就能盤下巷口的五金店。我跑遍三家銀行,信用卡申請表被拒三次,回到家時看見白露坐在縫紉機前,正在改一件舊襯衫——那是她唯一的體面衣服,準備面試新工作時穿的。“我問過巷口的李阿姨,”她頭也不抬,手中的剪刀咔嚓作響,“她侄子在典當行上班,說老物件能當不少錢。”第二天中午,她把裝著現金的信封塞給我,手腕上的金鐲子換成了褪色的紅繩,陽光照在她略顯蒼白的臉上:“我媽臨去世前說,金鐲子是嫁妝,可日子是兩個人過的。
”我摸著信封里整齊的紙幣,發現每張都帶著淡淡的香水味——那是她壓在枕頭下的味道。
婚禮定在深秋的周末,城中村的巷子掛滿紅燈籠。白露穿著租來的婚紗,裙擺卻沾了片機油漬——她早上幫隔壁劉叔修自行車時蹭的。化妝師想用電熨斗燙掉污漬,她笑著擺手:“留著吧,這是咱們的‘創業印記’。”當司儀讓新郎新娘分享戀愛經歷,她舉著話筒指向我胸前的口袋:“他口袋里永遠裝著記賬本,連求婚都是在數螺絲的時候——那天他說,‘白露,螺絲都分型號配對,咱倆也該配對了’。”賓客們哄笑起來,我望著她眼角的細紋,突然想起三年前那個冒雨幫我收攤的傍晚,她的工裝褲全是泥點,卻認真地跟我分析哪個夜市人流量更大,原來幸福真的像她畫的螺絲示意圖,每道螺紋都藏著溫暖的算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