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婭的Shen Gua’s Empiricism 一書 【1】，將以《沈括的知識世界：一種聞見主義的實踐》為題，在北京的中華書局出版中譯本。中譯由左婭自己完成，并囑我為序。我能呈現的，是一個讀者的旅程，而旅途則是文本的演進和左婭關于沈括的思考的展開。這場旅程，從我閱讀她201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完成的博士論文開始 【2】，到201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以及她圍繞相關問題所發表的論文 【3】，再到現在中文譯本的出版。而故事則需要從她遭遇沈括開始說起。

《沈括的知識世界：一種聞見主義的實踐》，左婭 著/譯

中華書局2024年9月出版

沈括是誰？在中文語境里，聽起來是有些愚蠢的問題。這當然是因為沈括在中文世界里是“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但他是為何而家喻戶曉？與回答沈括是誰一樣，開啟了在當代理解一個歷史人物的種種可能。在研究的世界中，可能性也許無限，但理解的路徑卻受限于之前的研究傳統。

1926 年，竺可楨在一本叫《科學》的雜志上發表了《宋沈括對于地學之貢獻與紀述》，其中稱：“我國文學家之以科學著稱者，在漢有張衡，在宋有沈括。……自來我國學子之能談科學者，稀如鳳毛麟角，而在當時能以近世之科學精神治科學者，則更少?！敋W洲學術墮落時代，而我國乃有沈括其人，潛心研究科學，亦足為中國學術史增光。惜當時人君不知學術為何事?！?【4】 這段論述部分起源于竺可楨與《宋史》卷三三一《沈括傳》的遭遇 【5】，但似乎只有《沈括傳》的最后一段對竺可楨有意義，即：“（沈）括博學善文，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于世。” 【6】 而《沈括傳》從開頭對“沈括是誰”的回答：“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M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7】 歷官是敘述的主軸，他的知識興趣則作為為官“業績”的附庸散于（shattered）歷官之下，但在竺可楨的視野之中，歷官不再是關注的重點。

現代寫作者將沈括的知識取向賦予“科學”之名，卻也將其與沈括的人生經歷，特別是官仕生涯分隔開來。在這里，“科學”和“科學家”，作為一種賦名的方式，將一種時代錯置的（anachronistic）歷史敘述帶入了沈括的世界中，將沈括描述成了一個割裂的個體，這種割裂既在他的知識興趣與時代之間，也在這種知識興趣與他在宋代社會中的身份角色之間。時代錯置的敘述并非毫無意義，它一方面推進了關于中國古代官僚制度與科學發展之間關系的種種爭論 【8】，另一方面也使得對沈括的追問超越個體研究：沈括為何會在這個時代出現，是否意味著，這個時代發生了什么重大的歷史變化？這樣的歷史變化是否可以構成沈括及其知識出現的背景？或者說，對沈括的討論能否成為管窺中國歷史變化的途徑？【9】

沈括像

但是，在這些宏大的爭論之下，如何理解沈括卻依然是一個問題。席文（Nathan Sivin）在談論沈括時將兩組標簽對立了起來：現代的（modern）、科學的理性—經驗主義者（a scientific rationalist-empiricist）和與時代格格不入（out of time）、意外的起源（a genetic accident）【10】。時代錯置帶來的學術觀察，處處彰顯著沈括的格格不入，也使得用沈括作為例證來呈現宋代特征的研究，可能遭遇挫敗。

在這樣的學術脈絡背景之下，左婭選擇了一個看似依然是時代錯置的切入方式，英文書名將沈括和empiricism的并置，似乎來自將沈括視為科學家的既有研究傳統。但是左婭借由張載對“聞見之知”與“德性所知”的區別，將empiricism轉化為了聞見主義。左婭認為，宋代的士人用這兩個概念來描述物的雙重性質所對應的兩種認知方式，其背后則是認知之官的差異，即耳目與心的差異。個體的物，具有可以被耳目所感知的各種屬性，即，色形聲臭。這種感知只會停留在物的個體性的階段，它是一種表面的交流，無法深入到表層的背后。而其背后的原因，是耳目不思，使得這種感知是“物交物”。德性所知借由“心”，可以深入到其背后，不僅理解到個體的物，也理解到物所構成的世界的關聯與秩序。由此看來，聞見之知與empiricism確實呈現出可比較的相似之處。但，這不僅是找尋empiricism在中國歷史和思想中的對應物，也并非強調宋代的士人或者沈括已經走向與歐洲近代相似的知識論，而是將其轉化成了分析沈括以及宋代知識的概念工具。這個概念工具是建立在區別/連接之上的。一方面，左婭承認，聞見之知與empiricism的差異，是在宋代不存在rationalism-empiricism的相伴而行；另一方面，她也承認，沈括并未對聞見之知有直接論述。那么，要如何將聞見之知與沈括知識論立場的出發點相關聯呢？

在這里，左婭將北宋描述為一個典型的system（左婭將其翻譯為統理和棣通之觀）的時代，北宋出現的“新學”鼓勵每個有野心的士大夫去思考當時的重要議題以追尋道，發展出一套自己對整體秩序的理解，在條件允許時將這種理解用于政治實踐。這是一個體系如雨后春筍般的出現，并在思想和實踐上相互競爭的時代。這催生了一種新的“主流”，即，這個時代的體系建構者想要達到一個全面視野下的整體，這就是所謂“道”。這樣一個體系建構者的譜系，最終在朱熹的理學中得到完滿。這個體系競逐的背景成為了理解沈括的關鍵。而沈括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在于，他的聞見主義是與統理不同的，它展示了宋代思想深層而真正復雜的動力，及其所提供的復雜可能性。沈括的筆記《夢溪筆談》是他建構非統理的關鍵文類；reliability（左婭譯為信驗性）和信驗性的方法構成了非統理的核心。通過，將沈括描述為一個“例外”，聞見之知通過其與system的區別，不僅成為了分析沈括的工具，也成為了理解宋代的工具。統理和非統理的對比，使得對沈括知識論的分析不再局限于一個個體，而是構成對整個時代的知識論的分析，更多的士人被納入到這個敘事中，王安石、邵雍、程頤、程顥等等。同時，她還將沈括提到的可靠的求知者，包括張衡、陸績、張子信、僧一行、舒易簡、畢升和喻皓等視為非系統的知識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y）。這一論述將對知識論的觀察進一步推到了身份的分析，這樣的討論基于之前對知識論的歷史性觀察，它比時代錯置的“科學家”、或者“士人”與“工匠”的身份區分都更具有了一種歷史性和反思性。

也就是說，empiricism—聞見之知之間關聯的建立，一方面帶有與歐洲近代感官經驗知識的歷史歷程的比較，另一方面將“聞見”從張載的文本中帶出，通過對張載論述的分析，不僅以比較的方式展示了“聞見之知”與來自感官的經驗知識的異同，同時也建立起了宋代知識論語境中的一個概念結構，物—耳目—感官之知構成縱軸，聞見之知和德性所知又構成橫軸。這個關系的分析，不僅為理解中國古代經驗知識的傳統提供了一種歷史性的工具，也為討論宋代士人不同的知識論取向埋下了伏筆。

宋代知識論語境軸圖

如果說對聞見之知的討論，依然是試圖在兩個概念之間建立起對等性的關系，在對信驗性的討論中，左婭不再拘泥于這種一對一的關系。信驗性囊括了沈括文本中多個重要的關鍵字匯，比如驗和信。這些詞匯顯然有不同的意義，在進入沈括的文本之前也有各自的歷史，左婭通過信驗性這個概念統合了筆記中看似紛繁的敘述，以實現一個更為整合的敘述。在聞見之知、可靠性等分析的基礎上，用于分析沈括的empiricism一詞，顯然已經與其原有的意涵和歷史呈現出差異，既在宋代的歷史和文本語境中獲得根基，卻又成為當下學術中的分析工具。

當中譯本帶著這個詞匯回到中文語境時，左婭不將empiricism翻譯為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而創造了“聞見主義”的用法。聞見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對比，進一步強化了她希望展開的問題：經驗知識在中國古代知識建構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中國古代是否存在一種基于經驗知識的知識論和知識實踐傳統？一直都是中國古代科學史和醫學史關注的問題。【11】 “exprience/經驗”這個詞能否超越翻譯和歷史語境，在中國古代建立“對等關系的喻說” 【12】 ？這個追尋“對等關系的喻說”的過程，也意味著，聞見主義對當下知識討論中的“exprience/經驗”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資源。

左婭將自己的研究路徑歸于知識史，這一路徑的自我界定的表述，與沈括在當代學術研究中的歸屬相關：沈括是科學史的話題，但卻不出現在思想史之中。這樣的討論可以在更廣泛的學術史背景中理解，馬丁·穆索（Martin Mulsow）曾描述了一個寬泛并正在擴展中的知識史研究的圖景?！?3】 乍看之下，左婭的研究屬于穆索所描述的知識史分類的第一種類型，將公認的科學史實踐擴展到狹義上不那么“科學”的對象。這種擴展不僅是研究對象范圍的擴大，也是方法類型的擴大。在這一知識史中，一個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基本科學概念的文化史?！?4】 而穆索顯然已不滿足于此，他將自己所實踐的更寬泛的知識史賦予思想史的新視野（a new view of intellectual history）的頭銜?！?5】 在洛林·達斯頓（LorraineDaston）對穆索的評論中，她顯然對這種寬泛的知識—思想史頗為擔憂，她一方面強調歷史中知識的參與者對知識的理解和界定，另一方面，依然堅持對不同語言的細致觀察，可以構成理解知識層次的關鍵。【16】 左婭的研究顯然更接近達斯頓的期待，不過關鍵在于基本知識概念的選擇。穆索試圖用知識史超越科學理論和實踐知識之間的邊界，依然基于一系列的概念二分。用知識史超越歷史中的分類范疇和邊界，需要先將其歷史化，聞見之知顯然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而在這里，知識史也可能在這里找到與思想史的路徑差異。

同時，左婭在書中以交錯的章節呈現沈括的生命經歷和知識論立場的演進，部分相互對應。比如，書中將沈括與王安石在統理和非統理上的差異，嵌入到了沈括生命歷程的分析之中，將他的政治經歷與知識論的演進過程勾連起來。同時，關于王沈二人的知識論差異的討論，也為理解新學和新法的關系，乃至宋代士人的“學”如何構成其政治實踐的知識論基礎，提供了新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experience不僅只是經驗，也可以是經歷。這意味著，生命歷程是對事件的感知和理解?！?7】對于聞見之知的梳理，提供了一種可能，即，使得歷史性的知識論可以成為重新理解歷史人物經歷和政治史演進的基礎。左婭在書中已經提供了物和事（affair）的討論，那么下一步的問題是，在宋代，乃至中國古代的歷史和知識語境中，affair如何成為event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會給知識史和事件史帶來新的交匯。此外，沈括的知識選擇與他的命運沉浮之間的關系，也給知識的歷史敘事帶來了某種不確定性和灰暗的色調?！?8】

《沈括的知識世界：一種聞見主義的實踐》目錄

同樣作為研究者，我們可能都會好奇彼此的研究議題的緣起：為什么是沈括？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遭遇了沈括？遭遇這個詞，意味著研究者與研究議題之間并非僅僅是選擇與被選擇的關系，而是在學術脈絡中的相遇，既似偶然，又似命定。這是因為現代學術身份的建立，使得研究者的知識立場和研究歷程，更加介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塑造著我們的經歷。但是在閱讀完本書之后，我們也許會收起這些疑問，去追問，左婭與沈括的這次遭遇，為我們這些讀者帶來了什么？為中文世界里，冠以“知識史”的頭銜的研究帶來了什么？這意味著，中文世界里，讀者與沈括的故事繼續延續，而左婭卻終于可以與沈括作別。【19】

2023年7月

于伊拉克利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