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歷史不能僅僅看某件事本身的記載，還要看它的前因后果，區別只是主觀意愿，還是已成客觀事實；是出于宣傳，還是準備實行；是特殊個案，還是有普遍性。

特別是對未來的勝利者在競爭過程中或上臺前做出的承諾，發布的政令，采取的臨時性措施，千萬不要都當真，至少要看看他們在獲勝后、上臺后做什么，效果如何，再肯定、再贊揚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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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成語叫“約法三章”，在今天它的意思很明確，就是指雙方或者多方定一個簡單明了的約定、契約。比如我跟你約法三章、我跟大家約法三章或者相互之間約法三章，就是這么個意思。但原來的出處卻不是這樣。

《史記·高祖本紀》里有這樣的記載：劉邦的軍隊進了咸陽（秦國首都，今陜西咸陽東北）以后，他就召集周圍各縣的父老豪杰，跟他們約定“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法律只有三條：殺死人的判死刑，傷了人的和偷東西的要抵罪）。

據說，因為他廢除了秦朝非?？量虩┈嵉姆桑幎◤默F在開始就那么簡單的三條法律，所以得到了那些豪杰和父老的擁護。但是如果我們根據這幾句話復原歷史的話，就可以發現這純粹是一種欺騙或者說是一種公關的手段，因為實際上這三條法律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要確定殺人、傷人、盜竊罪，本身就不是那么容易。殺人罪還比較好辦，人是不是被殺死了不難判斷。傷人和盜竊罪就麻煩了，因為程度相差太大，有輕傷、輕微傷、重傷、終身傷殘，還有傷重致死的，或者過了很久才死的。偷盜更麻煩，偷一個錢、偷很多錢、偷巨額的財富，或者偷了無法估價的東西，怎么區別？難道所有的傷人罪與盜竊罪都沒有區別嗎？如果沒有區別，怎么抵罪，抵多大的罪呢？就算罪行明確，又怎么抵？是不是打斷人家一條腿的人也得被打斷一條腿？如果做不到對等怎么辦？

比如說殺人償命，問題是殺人有各種情況，一部分是故意殺人，很明顯；還有的并非故意殺人，或者是偶然原因致人死亡，甚至原因不明，如醫生給病人治病，結果病人死了。難道這些都與故意殺人一樣抵命，合理嗎？抵命怎么抵呢？秦朝執行死刑的辦法有多種，用哪一種？包括自殺嗎？

再說罪犯怎么可能都主動承認，怎么審理調查？審理過程中能不能動刑？如果證據確鑿，嫌疑人死不承認，能不能定罪？而且社會上的犯罪行為很多，遠遠不止這三種情況，有人犯了其他罪怎么辦呢？比如說強奸、縱火、詐騙、斗毆，還有其他很多罪行，這些罪難道都不處罰嗎？要處罰的話，歸到什么罪名呢？因為罪名就這三個呀！

再仔細看一下當時的記載，我們以上這些分析實在是多慮了，因為這些純粹是一種宣傳，是漢朝官方歷史為了美化劉邦，故意要突出這“約法三章”的價值和意義。實際上從劉邦進關中入咸陽，到項羽入關取代他的控制權，時間總共不到兩個月。即使他公布“約法三章”當天就有人提出控告，到劉邦的權力被項羽剝奪時，說不定這個案子還沒有審完。

這一段時間里，劉邦和他的部下在忙著接管秦朝的政權機構。將領們“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都搶著到倉庫里、管理機構里，把黃金、絲綢等財物都搶過來，大家分了。而比較有心機的部下，像蕭何，就趁這個時候搜羅秦朝丞相和御史衙門里所收藏的律令、圖書、檔案，包括戶籍，都接管了。還要準備對付即將入關的項羽和其他諸侯軍隊，根本顧不到處理百姓中鬧出的小亂子，根本顧不上執行“約法三章”。

而且劉邦實際控制的地區，就是咸陽一帶，即使實施過“約法三章”，影響范圍也很小，時間又那么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事的宣傳效果不錯，為這位高皇帝“撥亂反正”的開國歷史增添了有利的記錄，得以載入史冊，流傳至今。

那么劉邦自己控制的地方，或者他得了天下以后，有沒有實行“約法三章”？也根本沒有。到那時，他不得不承認“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約法三章”不足以對付各種罪行），由他的大臣蕭何所制定的《漢律》，就是在秦朝《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了三篇，成為《漢九章律》。

雖然現在已經看不到《漢律》的全文，但是從延續下來的唐朝的法律《唐律》中就可以看出它的大概，內容當然遠遠不止三章。所以，作為宣傳，可以讓老百姓歡喜一時，相比秦朝的嚴苛的、煩瑣的法律來講，多么簡單！但真正等到他治天下的時候，漢朝的法律非但不會比秦朝的法律簡單，反而是更加嚴密了。后人如果把宣傳手段當作事實，那就上了劉邦和漢朝史官的當。

劉邦自己當了皇帝以后，也根本沒有受到“約法三章”的約束，甚至早就忘了還有過“約法三章”。

比如劉邦對自己的大女婿趙王張敖，動輒隨意辱罵，引起了趙國的相國貫高等人的不滿。貫高等人要謀殺劉邦，陰謀未遂，事情敗露以后就主動投案。劉邦為了追查張敖的責任，對貫高嚴刑逼供。六十余歲的貫高被鞭打幾千下，又用燃燒得炙熱的鐵錐刺他，使他體無完膚，以至于沒有辦法再找到用刑的部位。因為貫高寧死也不誣陷張敖，總算使張敖得到赦免，但自己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統統被殺。貫高還沒有來得及殺人，劉邦卻要他的三族和本人都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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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在攻打東垣城時，守軍曾經在城上罵他，后來這個城投降了，劉邦還是將罵過他的士兵全部都殺掉。“約法三章”中并沒有罵人的罪名，罵人的行為最多能歸入“傷人”罪，那么對罵人者只能“抵罪”，無論如何不夠死罪呀！此時的劉邦，早已忘記了他當年信誓旦旦的“約法三章”，也完全不理會自春秋戰國以來早已形成的戰爭中不殺降人的底線。

功臣韓信、彭越都是因為被劉邦判定為謀反，對他們的殺戮就極其殘酷，駭人聽聞。其實他們有沒有謀反，也是劉邦說了算。比如韓信，掌握幾十萬大軍的時候沒有謀反，到了已經被剝奪一切權力，實際上被軟禁的情況下，還謀得了反嗎？有沒有謀反的事實其實并不重要，反正劉邦要定他們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他們不僅被殺了“三族”，本人都被“俱五刑”（使用五種刑罰），先在臉上刺字，割掉鼻子，砍掉兩腳，再用板子把他們打死，然后割下頭顱，尸體剁成肉醬，分別送到各地去展示，甚至賜給一些人品嘗，給諸侯群臣作為警戒。

到了司馬遷作《史記》，將“約法三章”載入史冊的漢武帝時代，漢朝的法律和司法早已難見“三章”的蹤影了，取而代之的是極其嚴酷煩瑣的法律條文，遠遠超過秦朝的“苛法”?！稘h書·刑法志》記載：“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后奸滑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保ㄓ谑钦偌瘡垳②w禹等人，編定法令，制訂明知有人犯法不加舉報故意放縱、主管官員必須連坐的法律，對刻意從重從嚴執法造成的后果寬大處理，而對寬大放縱罪犯的罪行從嚴懲罰。此后那些不法狡猾的官吏就利用法律的缺陷，通過案例比較擴大其適用范圍，可以羅織的罪狀越來越多，界限越來越密。法律條文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可以判死刑砍頭的罪有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項罪名，死刑可參照類比的判例有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件。相關文書堆滿了檔案庫，管理人員也看不過來。）“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保ú环ü倮敉ㄟ^對法律條文的引用解釋牟利，想要解脫免罪就找輕判的案例，想要構陷重判就找死刑的案例。）

劉邦當年“約法三章”中的第一章“殺人者死”已經可以列出一千八百多項罪名，需要由一萬三千多件判例作為參照類比，當年怎么可能靠一個“死”字解決問題？

由此可見，我們讀歷史不能僅僅看某件事本身的記載，還要看它的前因后果，區別只是主觀意愿，還是已成客觀事實；是出于宣傳，還是準備實行；是特殊個案，還是有普遍性。

特別是對未來的勝利者在競爭過程中或上臺前做出的承諾，發布的政令，采取的臨時性措施，千萬不要都當真，至少要看看他們在獲勝后、上臺后做什么，效果如何，再肯定、再贊揚不遲。

本文轉自葛劍雄著《不變與萬變》，原題為《劉邦與百姓“約法三章”可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