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適

伊凡·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是人性的敘述者，也是時代的描寫者。

人性是靜的永恒不變的，時代卻是動的綿延變化的，就是這動與靜的關系，就是這變與不變的反應，決定了一切人們的全部人生。也就是這人生，屠格涅夫得以造成他的優美的藝術。

屠格涅夫的小說，結構是那樣的精嚴，敘述是那樣的幽默，在他的像詩、像畫、像天籟的字句中，極平靜也極壯嚴的告訴了我們：人性是什么，他的時代又是怎樣。讀他的每一篇小說，可以知道幾種典型的靜的人性，可以知道一個時期的動的時代。讀他的幾篇有連續性的小說，可以知道人性的永恒不變時代的綿延變化，知道全人類的生活。

誰在主宰著人性呢？誰在推動著時代呢？又是誰在撥弄著這時代和人性的關系及反應造成的人生呢？屠格涅夫告訴我們：這是自然。自然主宰著人性，自然推動著時代，自然撥弄著這人生。宇宙沒有絕對的真理，人生沒有客觀的意義，一切的一切，只是像樹，不得不被風吹，只是像物件，不得不被陽光照耀。屠格涅夫感覺到這個，認識了這個，也忠實的描寫了這個，所以在他的縱橫交織著時代和人性的作品下，顯示了不可理解的人生，在這個人生下，又潛伏著一個無情的運命之神。激動了讀者的情感的，是這運命之神。威脅著讀者的思想的，也是這運命之神。

屠格涅夫是一個宿命論者。

屠格涅夫認自然為最高法則，不承認有客觀的真和偽，善和惡，美和丑；所以他的人性觀不是批判的，不是解釋的，只是敘述的。他的小說中所表現著的人性，只是他自己所認識的人性，既不在評量他的價值，也沒有解釋他的原因。

屠格涅夫覺得人性兩種根本相反的特性任何人都可歸納到這兩種的一種。他說：“就是我們人類中間的無論哪一個，總或者將自己的自我，或者將自我以外的有些東西當作比較更高尚的東西看，而將他置在第一位。”然將自己的自我置在第一位的，就是所謂哈姆雷特（Hamlet）型，是為我主義者，是信念的狐疑者。將其他東西置在第一位的，就是所謂堂吉訶德（Don Quixote）型，是自我犧牲者，是真理——自己認為真理——的信仰者，屠格涅夫以為無論誰，如不類似哈姆雷特一定類似堂吉訶德，這兩種人性都是自然的，當然不能評判誰善誰惡誰真誰偽誰美誰丑。

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解釋他的作品，是最近情理的。我們正可拿屠格涅夫的話來了解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屠格涅夫的小說極多，里面的人物確可以分成哈姆雷特型與堂吉訶德型兩種。他不是不會寫第三種人，實在世界上沒有第三種人給他寫啊！

像哈姆雷特的人，屠格涅夫的小說中多極了。單在他的六大杰作中有五篇小說就充滿了這些人物。

《羅亭》（Rudin）中能說不能行的羅亭，《貴族之家》（A House of Gentlefolk）中能力薄弱的拉夫爾斯基（Lavretski），《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中意志不堅強的阿卡特（Arkady）和虛無主義的巴沙洛夫（Bazarov），《煙》（Smoke）中的自我發展而被命運侮弄的李維諾夫（Livinov）與伊璘娜（Irene），《新時代》（Virginsoil）中的屠暑大諾夫（Niejdanov）似乎是犧牲自我了，但在他沒有決心自殺而竟至自殺時，卻留了一封信，承認他的革命是扯謊！這些人，一個個都是聰明的；言論風采，都足以掀動旁人的視聽；各人走上各人的道路，都走到絕境，他們的哈姆雷特的人性叫他們走到絕境！

這兒，我想提出三個人來詳細的說一下。羅亭、巴沙洛夫和伊璘娜。

羅亭是一個俄國的上等人。知道的是那樣的多，說的話又是那樣溫暖動人，心中遮滿了藝術音樂哲學和一切裝飾，充滿了熱望，燃燒著真情。當他第一次出現他的面目時，聰穎的儀容、豐富的表情引起了所有的人們的崇敬、羨慕和妒嫉。但他只能生活于夢之花房，哲學的空論和抽象，并不能參與真實的生活。盡管他那樣聰明、那樣自命清高，一經行為的試驗，就不得不羞辱的失敗了。看在他撥動了少女的靈魂，私結了終生之約以后，娜泰茅違抗了她母親的命令想約羅亭私遁，但羅亭卻說“怎么辦么？自然只好服從了！”啊，我們用娜泰茅的話來戳穿羅亭的秘密吧，“你開口就是服從！服從！你平日談自由，談犧牲，難道現在你算是實行了自由和犧牲了么？”終于，羅亭自己的勇氣，叫自己失敗了，終于只能在情敵的面前逃走了。屠格涅夫另外告訴我們一句話：“無論何人，當他處在不得不自己犧牲的境地的時候，假如他先要計算思慮到他這行為之后，所應得的利害的結果，和利害實現的可能，那他的究竟能否自己犧牲，恐怕要成很大的疑問了。”讀了《羅亭》，我們覺得不僅是疑問，簡直是不能了。

巴沙洛夫在外表上看起來，顯然和羅亭不同，但他們血管里同樣的流著哈姆雷特的血，他們頭腦里同樣的潛伏著哈姆雷特的思想。巴沙洛夫是一個聰明人，思想聰明，言語也聰明，他譏諷藝術、女人和家庭生活。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光榮，他反抗而且輕視那些既成的勢力和共認的真理。他高喚著“我什么都不信！”他知道自己最清楚，自我抬得最高。“但我對自我的信仰，這一件事，為我主義者也是辦不到的。”所以巴沙洛夫輕視女人，仍不得不和一個無所長的婦人發生戀愛，懷疑既成的無意義的事情，也不得不和他干無聊的決斗，他雖有那樣堅強的意志，在他第一次應用他自己所學得的醫藥知識時，就給自己醫死了！屠格涅夫說哈姆雷特型的特性，有這樣一句話：“他是懷疑成性的人，而只是自己一個人在那里煩悶苦斗。并不是和他的義務，是和他的處境苦斗。”巴沙洛夫正是這種人！

談到伊璘娜正是哈姆雷特型的女人。她，同樣的，是有自知之明的女人，也是一個最自私的蕩婦。她反復著犧牲她的愛情，又反復的愛人。一方面自己甘心做社會之花，一方面又自己詛咒那樣的生活像乞丐樣的伸手乞憐，求人援救她內心的痛苦。她要人了解她，同情她，戀愛她，自己卻沒有決心來承受。當她結了婚以后，偶然遇見舊日的愛人，就竭力的引誘他，使他丟棄了預備結婚的未婚妻，重來愛她；但在他們什么都預備好準備逃去的一個早上，卻送了一封信給他，拒絕私遁，她說：“我不能和你逃走，我沒有力量去逃走。”她承認“我對于我自己也充滿了恐怖和憎恨，但我不能做旁的，我不能，我不能”，她哭訴著“我是你的，我永遠是你的”，她要求他隨她的丈夫搬走，“只住在我旁邊，只愛著我”。“但逃走，丟棄了一切……不不不”。這是伊璘娜的自供詞，也是一切哈姆雷特型人們的弱點吧。但伊璘娜是值得同情的，她的反復，是她內心爭斗的結果，她的懦弱自然是她自我主義發展的結果；這些都不是她能自主能反抗的，因為她具有哈姆雷特型的人性啊！

哈姆雷特的人性所表現是宇宙的求心力，懷疑著真理分析著自己，輕笑自己的缺點，又有絕大的虛榮，絕大的自負，而戀戀于生命。

屠格涅夫以為“在目下的時勢里，自然是哈姆雷特型的人比堂吉訶德型的人更多”。所以在他的小說里堂吉訶德型的人也比較少，但這并不是說沒有。《父與子》中那個可憐的不知怎樣才能迎合他兒子的脾胃的伊溫諾維奇（Ivanovitch），《新時代》中終生產生著一個不愛自己的人的馬殊玲（Machorina），《前夜》（On the Eve）中犧牲自己隨著愛人去救國的海倫（Helene），《貴族之家》中的犧牲愛人遁入修道院的里沙（Liza），都是為了自己所信仰的一件事，負起責任，犧牲了自己。幻滅的悲哀，失戀的痛苦，也許不是常人所能受的，但他們有一顆堅強的心，都像堂吉訶德騎上他的洛齊難戴（Resinate）樣闖進了世界，追求他們的目的！

但我們要提的卻是兩個志士青年，一是《前夜》中的殷沙洛夫（Insarov），一個是《新時代》中的馬克羅夫（Makerov）。

殷沙洛夫是保加利亞的青年，他所有的不是一張錦繡般的口，卻是一雙鋼鐵般的手，他的道德觀念像一個矗立不可搖撼的石柱，他的唯一的信仰就是母國之自由。他把這一個信仰置于一切事物之上。為了這個信仰，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可以犧牲自己的自由。他在俄國讀書，但與他來往的多是些母國的工人農夫，他所計劃的也只是怎樣革命怎樣救國。他愛了一個奇女子，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如果他的愛人不愿幫他去救祖國，他會用他的理智毅然和她分離的。不幸他剛上了救國的戰線，什么都沒有完全成功以前，便犧牲了生命。但這種犧牲，他自己會是樂意的，堂吉訶德的人性愿意犧牲自我。

“馬克羅夫是好事而頑固的男子，并且蠻勇而不知畏懼的，他不知道容恕，也不知道忘懷，他始終為他自己和一切被壓迫者感受不平，他萬事都能拼命，他的狹隘的精神專致在唯一的地點，他所不能了解的，于他便是不存在的，他對于虛偽與欺騙是憎恨而蔑視的。”他知道的不多，他只曉得干！他失戀了，但他知道如何容忍，仍在拼命的干！他是一個農民解放者，但農民很多是不同情他的，甚至有侮蔑他的，就這樣他還是干！他這樣的蠻干死干，終于因為沒準備沒布置的亂干，我們這位農民運動者，卻反給農民們背剪著手，塞進一只農車，送上了衙門！馬克羅夫就這樣進了墳墓。這也和堂吉訶德被假扮的“明月騎士”所擊斃，差不多罷！

堂吉訶德型的人性所表現的是宇宙的遠心力，一切的“存在”都是為“他”而存在的。生命只是實現理想的手段，除此以外，自己的生命毫無重視的必要。

屠格涅夫的人性觀是二元論，認定這二元論是一個人生的全部生活的根本法則。他說：“人的全部生活，是不外乎繼續不斷忽分忽合的兩個原則的永久的沖突和永久的調解。”屠格涅夫不批評這兩種人性的優劣，堂吉訶德型也許能做一點事，哈姆雷特型卻也有一種破壞力量。人性本是自然的，根據人性的發展，在事實上能成就些什么，怕也只有命運能決定罷！

屠格涅夫的時代觀，同樣的，是以自然法則做根據的。否認時代根據一定的原則而進展。時代只是自然的推演，也許正是盲目的偶然的推演。就在這種盲目的偶然的推演的時代中，屠格涅夫找出每一個時代的特性，了解每一個時代的精神。如果一個時代放射出耀眼的光，他就拿光彩繪成畫，如果一個時代吶喊著刺耳的呼聲，他就拿這呼聲編成歌，這些歌這些畫就是他的小說。

屠格涅夫生于1818年，卒于1882年，從他的《獵人日記》（1852年）到《新時代》（1876年）不斷描寫著俄國當時的時代狀況。他用哲學的眼光，藝術的手段，把同時代思潮變化的痕跡，社會演進的歷程，極忠實的也極細膩的寫出來。俄國十九世紀中葉的思想變遷，確可拿屠格涅夫的小說來代表。這些小說，最能代表時代精神的是《獵人日記》和他的六大杰作。

《獵人日記》（1852年）是作者描寫當時農奴所受到的壓迫所感到的苦痛的一部小說，也是作者對農奴制度宣戰的一篇檄文。屠格涅夫在他文學與人生之回憶中，自己承認誓死反抗農奴制度，《獵人日記》就是他的武器。看罷，多少善良純樸的農夫在這農奴制度的鎖架下輾轉呻吟，又有多少大地主小地主在農奴制度的卵翼下，榨取他人的勞力以享安樂，屠格涅夫認清了農奴制度的罪惡，描寫了它。實在，破壞了它。

《羅亭》（1855年）是描寫“四十年”時代的俄國社會情形的，這時俄國正在尼古拉一世專治壓迫之下，青年對政治方面早已失望，一個個都向藝術哲學宗教方面走去，受了西方自由思想的鼓動，知道反抗了。但都沒能力來改革這腐朽的環境，他們整天整夜的空想，說大話，沒有一個能實行的。羅亭談自由，談犧牲，一遇事實的壓迫，卻只好服從。

《貴族之家》（1858年）的時代，俄國社會已從理想回到實際，但青年們的能力仍極薄弱，環境的壓迫，仍是根深基固，不可動搖。所以像拉夫爾斯基那樣的人，總算比較羅亭有毅力些了，但要愛一個女人，也需等聽到被壓迫而結婚的妻子的死訊后，方敢進行，等到證明他的妻子沒有死時，又只好犧牲了真正的戀愛。從這里，我們可以看見當時俄國已經僵化了的舊禮教，有多大的魔力！

《前夜》（1860年）出版，羅亭型的少年已很少，一般青年也較拉夫爾斯基有能力了。但憂郁哲學的空氣，仍充滿了俄國各處，自命為哲學家藝術家的人們，仍在幻想他的辯證法，仍在畫他的未完成的杰作。但有些人，自己不能做什么事，卻能幫助人們去奮斗，像海倫這顯然是進步了，在《羅亭》和《貴族之家》的時代，俄國連這幾種人也沒有呢！恒心和毅力，俄國人終于是缺乏的，屠格涅夫只能找到異國的青年，寫出一個積極的活動的殷沙洛夫。俄國需要這樣的人，當時的俄國卻一個也沒有！

到了《父與子》（1862年），俄國的時代已大變動了，舊時代雖沒有去，新時代卻來了，新舊思想已各不相容的決斗了，像貝伐爾（Pavel Petrovich）樣代表“父”的時代的人，只是極頑固的死守著舊禮教，崇拜著那既成勢力，像巴沙洛夫樣代表“子”的時代的人，卻否定一切“天經地義”。這樣的“否定主義”，雖然是“虛無主義”，沒有能做出什么來給人們瞧，就這樣有勇氣來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已經是俄國人從前無論如何不敢的了。要真能有作有為，卻需等待另一個新時代。

《煙》（1867年）的出版，正是俄國又走進思想混亂的道途的時代，也是虛無主義的反動的時代。社交界的婦女愚弄著男子，支配階級的官吏，仍是那樣淺識和愚蠢，有些青年，借著虛無主義的庇護，極自私的亂動，有些青年，又對什么都絕望，意外的消沉，舊道德已動搖，將要沒落了，新道德尚未奠定基礎，這是如何的恐慌，如何的混亂啊。屠格涅夫回到圣彼得堡第一個遇見的人，就對他這樣說：“看你的虛無主義者做了些什么罷！他們差不多去燒了城！”實在，這是一個保守主義和改革主義混戰的時代！

終于《新時代》（1876年）到了，這時，俄國的思想界經過十幾年的紛擾，醞釀，俄國的青年們已經都感到改革的必要了，雖然，他們的環境是那樣暗淡，貴族們借著維新來陷害他們，農民們又不能了解他們，他們已開始做改革運動了。不但坐在家里講改革的方策，而且都一個個跑進工廠，踏入田野，實行他們“到民間去”的運動了，但客觀的環境還沒多大變化，一切急進的運動，仍不免失敗；較緩和的改革，倒確是有效的。屠格涅夫在這里指示人們去做一點一滴的改革，也許這就是時代的曙光吧！

我們要知道，雖然時代在變著，但俄國的社會，在幾百年專制壓迫之下，絕不會輕易改革的。屠格涅夫雖然描寫了各時代的新思潮，但在這些思潮底下，仍然是一個腐舊的虛偽的社會。黑暗的背景，時時在那些新的運動中露出猙獰的面目，充滿著熱情的青年們，時時受著舊時代人們的譏笑和詛咒，時時遇見事實上的重大打擊。從《羅亭》到《新時代》，我們常常看見萊生綠奇式的貪慕著虛榮的女人們，拉特米羅夫將軍式淺識的軍吏們，和那西皮雅金式的虛偽的貴族們，那些哲學家，那些藝術家，那些維新家，更無處無時不出現他們上等人的臉面，那些可憐的臉面，聰明的人都可看出他們的無聊和淺薄，他們自己，卻毫不怕羞的以為光榮，屠格涅夫不得不喊著“啊！這是個什么時代啊！”

時代是永遠變動的，但不是時代本身有什么目的，他不會按照一定的目的用一定的方式向前走。一切都是偶然的盲目的走著，誰也不知道是為什么，誰也不知道怎樣，到底時代怎樣推進，怕也只有命運能決定罷！

人性是命運決定的，時代也是命運決定的，人性和時代反應出來的人生，還是命運決定的！

屠格涅夫自己曾說過：“所以我想，真理的根本問題是在各個人的信仰的忠實和信仰的力量上的，反之，事實的結果，卻需取決在運命神的手里。只有運命之神能夠告訴我們，我們在面前搏擊的，究竟是幻像還是實在敵人？”啊！真理會是假的，運命倒是真的，這是什么人生之謎啊！

屠格涅夫的小說幾乎每篇都在暗示著宿命論：

《初戀》中父親和兒子會同愛一個女人；

《春潮中》為了預備結婚出賣房產的人卻會忽然愛上買財產的人；

《貴族之家》中兩個愛人會因一個蕩婦的生死不明，演上了一幕戀愛的悲劇。

《煙》中兩個舊情人又會重燃燒起熱情重受失戀的苦痛。

這種人生，只有命運可以解釋。所以，羅亭曾說：“服從命運，不然，怎么辦呢？”一個一個的人，自私自利的也好，信仰真理的也好，他們的人性，逃不了命運的支配；一個一個的時代，向前進的也好，開倒車的也好，逃不了命運的撥弄；全人類的生活，都逃不了命運之神的掌握！

人類受了命運的管轄，是人類永久的悲哀。自己不愿服從，事實又逃避不了，只是背起十字架絕望的向前進，這種人生，是如何樣的悲劇啊！屠格涅夫是宿命論者，自然有濃厚的悲觀色彩，他寫戀愛，戀愛是悲劇，他寫革命，革命是悲劇，他寫全部的人生，人生還是悲劇。讀他的小說，我們認識的是人性的特點，看見的是一個時代的實狀，感到的是人生永久的悲哀，——人生的運命所支配的悲哀。

屠格涅夫曾拿煙來比喻人生，拿風比喻命運，全人類的生活正像煙啊，“這煙，不絕的升騰，或起或落，纏繞著，勾結著，在草上，在樹梢，好像，好像滑稽的小丑，伸展出來，藏匿開去，一層一層的飛過……他們都永遠地變遷著，但又還是一樣單調的急促的，厭倦的玩著！有時候風向轉變了，這條煙，一時彎到左邊，一時彎到右邊，一時又全體不見。”“第二陣風吹來了，一切都向著反對方向沖去，在那兒又是一樣的不倦的不停的——而且是無用的飛躍著！”

一切都是煙，一切都好似在那里永遠變化著，新的代替舊的，幻影追逐著幻影：但其實呢又全是一樣的，人們像煙樣的匆匆飛著追求著，一點沒得到什么又像煙樣的無蹤無影的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