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佳薇
美編丨李成蹊
出品丨牛刀財經(niudaocaijing)
從贛南臍橙到云南古樹茶,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正以一場靜悄悄的農業革命改寫傳統產業邏輯。
2024年8月至2025年4月,他三度登上央視《對話》節目,話題始終聚焦于農業工業化。這位“前中國首富”為何執著于躬身隴畝?
答案就藏在云南無量山深處,在這里,千年古茶樹依然郁郁蔥蔥,但茶農劉虎的感嘆卻道盡產業困局:“這么好的原料,老百姓是抱著金飯碗出去要飯。”一語道盡了中國農民的百年心酸。
如今,鐘睒睒正在這條茶馬古道上為中國鄉村振興尋求新的解決方案,用工業文明賦能傳統農業,重構從田間到市場的全產業鏈價值體系,劍指向中國農業如何跳出“低價競爭—低質循環”的怪圈,試圖走出一條兼具效率與尊嚴的現代化新路。
中國茶農的"金飯碗之痛"
數據顯示,云南景東縣茶農人均年收入僅5738元,而這一收入不足日本茶農的十分之一。
這片擁有795.5萬畝茶園、1100萬涉茶人口的土地,暴露了中國農業的深層痛點,那就是分散經營導致的標準化缺失、價值鏈斷裂與市場話語權喪失。
而這“捧著金飯碗要飯”的悖論背后,則有著其深層的結構性矛盾:那就是傳統的碎片化生產與現代工業化需求產生了對立,在這個傳承千年的產茶大省。
如今還是沿用著家庭作坊為主的傳統模式,26.5萬畝茶園被分割為17.6萬茶農的零散地塊。每戶制茶工藝、品質參差,難以滿足現代市場對標準化、安全性的嚴苛要求。
這也造成了資源稟賦與價值實現的割裂,云南古樹茶原料收購價僅幾元/斤,制成標準化茶飲后售價可翻數十倍,但夏秋茶利用率不足30%的浪費現象普遍存在。
不僅是浪費嚴重,在國際競爭中中國茶同樣處在價值洼地,沒有標準化的產品質量,中國綠茶出口量雖然占據了全球的75%,而均價卻僅為日本茶的1/5。其正如鐘睒睒所言:“中國茶在國際市場的尷尬,本質是工業化水平的差距。”
當日本靜岡茶園通過等高線種植、全流程溫控實現品質穩定,云南茶農仍在依賴“看天吃飯”的經驗主義。
這種差距并非資源稟賦差異,而是傳統農業與現代市場間的系統性脫節。鐘睒睒在央視鏡頭前反復強調:“農業的出路在于工業化,我們必須向上卷,把茶價賣上來。”
工業化破局之道
面對如此困局,鐘睒睒祭出“垂直整合三部曲”——標準化重塑生產、工業化重構鏈條、品牌化爭奪話語權。
而在云南景東縣,這套方法論正轉化為具體實踐。
面對以前茶葉標準化鴻溝難以跨越的難題,農夫山泉在景東建立了現代化茶廠,用數控設備替代人工經驗。
當老師傅的炒茶手藝被科技破解,攤青厚度精確至了厘米級,殺青溫度波動控制在±1℃,揉捻壓力通過傳感器實時校準。原本依賴“手感”的制茶流程,被分解為118項可量化的有機標準。“我們要教會農民用機器種茶、采茶、制茶。”鐘睒睒說。
而面對傳統的碎片化生產難題,農夫山泉則把工業化產業集群搬到了茶山。
農夫山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漲價”,通過溢價10%-20%的訂單農業,將5000戶茶農納入了自己的管理體系,形成“企業+工廠+農戶”的閉環。
同時,農夫山泉陸續投資捐建了5座高標準現代化廠房,單廠有著日處理2萬公斤鮮葉的能力,是傳統初制廠的5倍。
這種模式讓夏秋茶利用率從30%躍升至80%,茶農年收入增幅超15%。
當標準被統一,產業被重塑,占領全球茶飲價值高地自然順理成章。
通過自有品牌“東方樹葉”,云南茶原料被轉化為售價8-10元的瓶裝茶飲。鐘睒睒直言:“日本茶能賣高價,因為工業化支撐了品牌溢價。中國茶必須從‘原料供應者’變為‘品牌主導者’。”
這就鐘睒睒給出的的“垂直型企業”方法論,重新構建了從土地到消費者的價值金字塔。
與農民建立的“契約農業”,用長期高價訂單保障了農民收入,同樣也讓自己擁有了穩定的高品質貨源,向下的深扎根筑牢了農夫山泉的底層根基。
通過自建工廠掌握的核心技術,讓農夫山泉的云南茶廠配備了5S管理系統(清潔、清洗、保養)和全自動生產線,成功將黃曲霉素殘留控制在百萬分之一,達到了歐盟的出口標準,為實現品牌溢價卯足了底氣。
當完成頂層突破,農夫山泉再次選擇以品牌溢價反哺產業鏈。為獲得優質茉莉花原料,主動要求供應商將收購價從15元/斤提至40元,這一反哺直接帶動當地種植規模擴大了三倍。
“真正的競爭力不在價格戰,而在系統性能力。”鐘睒睒的經營哲學中,“方向選擇”鎖定農業垂直領域,“交易質量”保障農民與企業共贏,“社會需要”驅動產業鏈升級。
這套邏輯讓農夫山泉的茶飲業務連續五年增長超20%,2024年在云南收購的6億元茶葉,即將撬動全球市場。
中國式農業的"第三條道路"
當西方農業陷入“規模化單一種植—化學化生產—環境透支”的粗放式工業化陷阱,鐘睒睒在云南的實踐給出另一種答案:以工業技術升級傳統農業,但不消滅其文化根脈;用市場化激活資源價值,但拒絕涸澤而漁。這種“有根的現代化”,正是中國農業的“第三條道路”。
在景東茶廠,全自動生產線與非遺制茶技藝并行不悖:標準化量產茶滿足大眾市場,手工古樹茶瞄準高端需求。
這種“雙軌制”既保留千年茶馬古道的人文基因,又以工業化破解產業瓶頸。
數據顯示,農夫山泉介入后,當地茶廠產能提升300%,而古法制茶技藝反因市場細分獲得更高溢價。
當下,農夫山泉的全球競爭版圖的重構已悄然開啟:在日本,靜岡茶商發現中國瓶裝茶開始出現在便利店貨架,其口感穩定性甚至超越本土產品;
在歐洲,農夫山泉的普洱茶原料憑借118項有機認證,突破歐盟技術壁壘;
在財務報表上,茶飲板塊為農夫山泉貢獻近半營收,其利潤率比傳統農業企業高出20個百分點。
但鐘睒睒的野心遠不止于此:“茶本來應該在那個最頂尖的位置上。”他計劃將云南模式復制到贛南臍橙、新疆蘋果等產業,打造多個“垂直型農業航母”。
而這種布局也恰恰暗合國家鄉村振興戰略——截至2025年,中國已建成50個國家級現代農業產業園,而農夫山泉的實踐提供了“企業主導型”范本。
從農民到企業家,鐘睒睒始終保持著對土地的敬畏。
在云南無量山間,他捐建的茶廠不僅是生產車間,更是一座產業燈塔:這里見證了標準化生產線如何讓夏秋茶增值十倍,也目睹了茶農年收入從1.3萬元增至1.5萬元后綻放的笑容。正如他在央視所言:“真正的商業文明,是讓所有參與者都能獲得尊嚴。”
這場始于田間地頭的變革,正在重塑全球農業的競爭邏輯——當中國企業不再滿足于做原料出口的“打工人”,而是以工業思維打造“隱形冠軍”,中國農產品的未來注定不在低價競爭的泥潭中,而在世界餐桌的價值頂端。
鐘睒睒的“第三條道路”,或許正是解開中國農業世紀命題的那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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