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生活了十八年，卻不知道市北郊有這么個彭浦車站，聽說以前是貨場，因知青潮才改作現用，車站無任何設施，全在露天。

　　五月的燦爛陽光下，人山人海，到處亂糟糟。有滿頭大汗找行李的，有大呼小叫喚人的，長輩們則抹眼拭淚千叮萬囑。我呆呆的看著那兩根烏黑錚亮的鐵軌，一直向前延伸，不知道它將把我引向何方。隨著火車的一陣汽笛聲，如同下了一道命令，人們齊刷刷的痛哭起來， 車上車下的手緊牽著不肯放，更有嚎叫跺腳的。母親已哭軟了，被弟妹們攙扶著，父親一改往日的威嚴，也在抹淚，長這么大我第一次看見父親哭。

列車緩緩向前，親友們紛紛小跑緊跟著，漸漸地越來越遠，直至看不見。

1970年5月臨下鄉父親拍下我與媽和弟妹的合影，左一是我　

　伴著轟隆轟隆的節奏聲，車輪滾滾飛馳，車廂內已恢復了平靜。大家都被窗外的景色所吸引，在議論已到了哪兒？這是一條較寬的大河，河水在燦爛的陽光下泛著金黃色漣漪，兩岸的坡度很大，并且水位較長江低，憑著我的地理知識知道這是淮河，馬上就要進入淮北，我們接受再教育的地方。

　　汽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顛簸，停在一個集鎮上——四鋪公社所在地。在大家被集中時，我乘隙打量四周。這是一個不大的集鎮，除了公社大院是磚瓦房，其余都是土坯泥屋，不長的集市沿街擺著糧食、蔬菜、雞蛋等等的小攤子。擺攤的農民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就地蹲著。午飯是在公社大院內吃的，白菜豬肉粉絲湯、白面與高粱面相拼卷成的雙色饅頭。我被那巧克力色的夾層誘惑著，忽然覺得一定很好吃，拿起一個就咬。哎呀，又苦又澀，呸！呸！連忙吐掉。食堂的老頭挎著籮筐拾著滿地的饅頭，邊搖頭邊嘆氣：“這可是我們過節時才能吃上的好飯菜呦！”

　　我與雅雯、阿麗分在小張家生產隊，俗稱“東南張”，因為在大隊的西北端還有一個莊叫“西北張”。“西北張”因地形很圓，村外圍著一圈土溝，所以又稱“磨盤張”，而我們這個村被人稱作“雞別張”。早先村里很窮，終年操勞不得溫飽，姑娘、媳婦便結伴而出，她們穿著寬大的衣衫，走村串集，每到無人之處就偷雞，將雞頭往翅膀下一掖，別在褲腰上，然后賣掉糊口，所以落得個“雞別張”的臭名。

　　我們三人如出門趕集什么的，有人問：“學生娃，你們什么莊的？”，“小張家。”“什么張？”……不作聲“是不是磨盤張？”我們便含糊的“嗯……”　

　第一次勞動是拉犁，十幾個人一組，縱橫排列，每人一根粗繩，一頭系在犁上一頭套在肩上，隨著口號聲邁步。我低頭彎腰，繃緊繩子，腳踩著松軟的土地總覺得搖搖晃晃站不穩，所以每前進一步都感到很累，不一會兒肩膀就火辣辣的疼起來，但我仍用手拉緊繩子更用力的向前邁步，直累得頭暈眼花，氣都喘不過來。被翻松的沙地里不時鉆出蜥蜴，嚇的我們大呼小叫，我平時雖然膽子較大卻也膽戰心驚的頻頻跺腳，害怕他們會鉆進褲腳里。

　　收工回家的路上，社員們議論說：“知青娃娃都下力。”可是我知道下巧力的是雅雯，她雖然彎著腰，可始終將搭在在肩上的繩子繃的不太緊，阿麗因為個子矮將肩上繩子繃的很緊，果然晚上擦身的時候，阿麗的肩膀最是通紅。

　　麥收了，家家戶戶都改善伙食，說是改善其實不過是在雜面里多摻了些白面，湯里多灑幾滴香油罷了。

　　割麥了，隊長分給我們一小塊地，三人并肩排開，左手反抄麥棵、右手貼地揮鐮，剛開始割的時候覺的新鮮，也順手。時間一長手酸得揮不動了，特別是腰累得伸不直彎不下，頭低久了覺的一陣陣發暈。我咬緊牙關竭力堅持，重復著機械性的動作。漸漸的她們落在了后面，兩人都在低頭抹淚。阿麗落后倒好說、她的鐮刀是最差的，可雅雯的鐮刀是她挑了半天、再三比較過的。看來體力勞動不但要靠體力和堅強意志，勞動工具合適也是至關緊要。　

　休息的時候我撿了很多鳥蛋，像鴿蛋那么大，有青灰色的、花白相間的、布滿麻點的，她們說不能要，可能是蛇蛋。笑話！蛇洞都在陰暗潮濕的田埂邊，哪會在干燥的麥地里銜草做窩？再說管他什么烏龜王八蛋，能吃就行。晚上，我將這些小混蛋放在鹽水里煮熟后一吃，嘿！真香，在那沒有雀巢咖啡的年代，這雀巢蛋確實是“味道好極了”！

　　麥收打場時碾碎的麥穰柔柔的、軟軟的，散發著一股好聞的清香，麥穰是隊里牲口整個冬天的飼料。堆麥跺是技術活兒：用桑木杈叉起一蓬蓬麥穰高舉過頭，用力甩到跺堆上，由上面的人接住碼堆。我站在松軟的麥堆上忙得不亦樂乎，東邊堆好西邊塌了，這邊碼好那邊掉了，我無可奈何的坐在麥跺上干瞪眼。后來在副隊長耐心的指導下總算順手了，漸漸的有些形像了。下部稍小、上部像屋檐一樣稍稍的向外延伸，頂部再漸漸的收攏成坡形，造型就像一個放大了的巨型白蘑菇，比村里所有房頂都搞。休息時，我坐在這高高的“白蘑菇”上，欣賞著自己的杰作，吹著黃昏爽爽的風，看著天西邊陣陣千變萬化的火燒云，真有些陶醉了。　　以后每當我們外出晚歸，疲憊不堪時，遠遠看見麥場上這大大的白蘑菇，便會腳下生風，快步如飛的趕回家。

　　我們三人的知青安家費早就發到隊里，可隊里始終挪作他用，在我多次上公社說理，磨破了嘴皮，才在麥收后為我們蓋了新房，添了床、桌凳之類，總算像個家了。鄉親們說我：“小沈，你咋這樣傻？三人的事就你出頭露面，得罪人。”由于我長得高大，雖然干活肯下力，但是說話不知輕重，所以大家都叫我“傻大妮”。

　　淮北沒有大米，吃小麥、高粱、玉米、紅芋干等。這些糧食都要磨成粉，隊里有磨坊只要套上毛驢、蒙上驢眼，拿根小樹枝邊抽它屁股邊吆喝：“得兒……駕！”它就會沿著磨道團團轉圈，喝聲“吁”它就會停下。

看著既簡單又有趣，毛驢乖得就像我家的貓咪那么聽話。可是到我們手里就不行了，怎么拽、它也不肯邁步，它歪著頭用那聰慧秀氣的眼睛斜著看我，長睫毛忽閃忽閃似在說：“看你拿我怎么辦？”我舉起鞭子還沒抽，它倒撒起潑來，昂著頭大吼起來：“吭——”聲音大，像極了輪船的汽笛聲，然后又低頭倒吸氣“嘎吱、嘎吱”的叫，好像要把前面所吐放的痛快都收回一樣，直笑得我們三人捧著肚子叫媽。

好不容易把它套上了，由于我們“得兒……駕”不會卷舌音，它裝著聽不懂不理不睬的。急的我猛抽它屁股，同樣氣急敗壞的它惡作劇地拉起屎來，邊走邊拉搞得磨坊里亂七八糟、臭氣熏天。在我們手忙腳亂打掃衛生時，它無所顧忌的偷吃起面來，把碾盤一圈的面差不多吃完了。雅雯氣的眼淚都流下來了，我們只好請來飼養員收拾它。也怪，那畜生一聽見飼養員的罵聲：“叫你欺負人，叫你欺負人！”還沒打它，它即乖乖地“得兒得兒”地跑起來。真想不通，對付牲口也得講學問。

　　雖然我在各方面表現都不錯，可隊長不喜歡我，總想支我走。農閑時節他說：“小沈，你能說會道、嗓子又好，讓你去宣傳隊吧！”我一聽高興的跳起來，正中心懷，當時就趕到大隊去報到了。

　　宣傳隊共有六七個人，由大隊團支書負責，走鄉串村，傳達中央文件（那年頭文件特別多），也帶些唱歌跳舞之類的演出。由于我嗓音清脆，加上從小在少年宮藝術團練就的唱歌跳舞基礎，所以特別受人歡迎，臺上臺下，老鄉們的眼睛都愛隨著我轉。記得當時我最愛唱，鄉親們也最愛聽的歌是《大寨之花》，村里的小孩一看見我就學：一道清河水……

　　宣傳隊都是吃派飯，由大隊給東家發伙食費，所以每天是白面饅頭、雞蛋烙餅換著花樣吃，一個月下來我胖了許多。晚上我把鄉親們塞進我口袋的紅棗、花生給雅雯、阿麗她們時，她們不無嫉妒的說：“你小子倒因禍得福了。”　

　大隊團支書高個、黑臉、大嘴、張開嘴滿口黃板牙，就像嘴里橫塞了一棒老玉米，張口未說話先噴蒜臭氣，我最煩他。可他卻總是借口接近我，每次說話時那雙賊眼滴溜溜亂轉，看得我心慌意亂，直想逃，有次竟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他多次對我說：“沈，你要好好接受再教育，多接近貧下中農，聽貧下中農的話，以后招工我一定推薦你。”言下之意首先是親近他，聽他的話。使我覺得頭皮陣陣發麻，就在我進退兩難之際，宣傳隊結束了，我又回到了隊長的眼皮底下。　

　隊里賣小麥分了一些錢，我們商量著出去玩玩，去哪兒呢？我說去宿縣專區吧，專區級也算是中等城市，肯定比較熱鬧。

　　每日一班的長途車開走了，我們只得靠自己11路走著去，淮北的夏天暑氣逼人，尤其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越走越熱，嗓子干的直冒煙。雙腳踩在滾燙的柏油路上，覺得兩團火焰由下至上的升騰起來，燃燒著渾身的肌膚，使我們真正體會到了“赤日炎炎似火燒”的滋味。我脫下草帽邊扇風邊想，這樣下去怕要中暑的，得想個辦法。三人決定像男生一樣搭車，于是我站中間，他們左右兩旁，三人一字形在馬路中間排開攔車。那時的公路車不多，司機老遠看見我們加大馬力一沖而過，使我們躲避不及，差點被壓死。冒著生命危險一次次的努力總算有人同情我們，讓我們興高采烈的上了車，駕駛室只能坐三人，我又一次發揚風格站在卡車上面。　

下崗后我考了導游證

　宿縣城區規模很小，居民和我們住的房子差不多，泥墻草頂，最好的建筑是地區機關樓，青磚紅瓦三層高，盡管這樣還是讓我們過了城市癮。在那些并不繁華的商店，也不高級的影院里，很快花光了我們本來就不多的錢。

回去的車票賣完了，我們住在車站旁的小旅館里，她們兩人愁得不行，明天沒錢買票，怎么辦？我卻不急，怕什么？大不了像來時一樣回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半躺在床上篤悠悠的唱起歌來：“一座座青山緊相連……”“一條大河波浪翻……”

“誰呀？唱得這么好聽！”意猶未盡的我被清脆婉轉的聲音打斷了，來人是個年輕婦女，身材修長，舉止文雅，打扮入時，看得出不是本地人。坐下細談果然是北京人，原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因父親牽連林彪事件，被打倒靠邊站才復員。父親關進去前托付自己司機照顧她，被帶回了司機的老家，可是到了宿縣專區一下火車，看見廣埸上的臭水坑就哭了，后來就在專區黃梅戲劇團工作。

她很欣賞我的嗓音，并把劇團導演等領導也叫來了（劇團就在隔壁）。由于搞文革，劇團人才青黃不接，他們希望我留下來，加以培養定能出息。可是我把頭搖得撥浪鼓似的，因為我不理解黃梅戲，以為像我不愛聽的淮劇、揚劇那樣，再說父親最反對唱戲之類。

許多年以后當我聽到黃梅戲那柔綿儒雅、極優美的唱腔時，真后悔死了！盡管我沒聽她的話，她還是請我們到她家吃晚飯，相互交談間流露著同病相憐的感覺，更多得是像大姐姐一樣的關懷之情。第二天，把我們送上了她丈夫開的車。臨開車時她指著我的頭不無惋惜的說：“你呀！你，真任性。”我強忍著淚低頭不語，直到車開我都沒抬起頭來。

　　至今我還記得她的名字王晶瑩，她周歲的兒子叫朱朝陽，那是1970年的事。

　　雨季來臨，沒活干，我們歇在屋里。我不愿意參加她們東家姑娘俊、西家媳婦俏的議論。就看書，很快所帶的書都看完了，我就向村里的民辦教師借，他是本村人，高中剛畢業就趕上文革不能上大學了，就在公社中學教初中語文。

張老師有很多藏書，中外小說、世界名著等等。每次還書時他總要與我交流讀書心得，感慨書中男女主人公的少年不得志，也談些其他問題，如隊長與會計之間的勾心斗角，他說隊長粗曠豪放、缺少心眼，會計雖不言語卻城府很深等。尤其對我們三人的各自性格，描繪的很入神，說雅雯文靜怕羞，待人接物透著一股精明；阿麗雖有些木訥，但心眼不錯。說我大大咧咧，不拘小節，過于坦直，知識面卻比她們廣。特別是他很贊許我的接受能力和適應能力都很強，使我大有“天涯若比鄰，海內存知己”之感。

在談到對將來前途的惆悵時，我很驚訝他并不滿足于現狀。（在當地他已經是出人頭地）看著他烏黑卷曲的頭發、大眼睛由于睫毛密長而顯得有些深奧（如同他豐富的知識）、挺直的鼻梁、銅色的皮膚（因民辦教師也常干農活）掩蓋不住英俊瀟灑。想到這么貧竭的土地上竟孕育出如此杰出的人才，與眾不同，真是不可思議。

　　漸漸的村里傳開了“小沈與張老師談對象”之類的話來，一天張老師的姐姐回娘家來，晚飯后來找我。看著阿麗與雅雯擠眉弄眼、嘻嘻哈哈的鬼樣，我知道定有事兒：果然她是來給弟弟說媒的，并保證讓我到公社小學教書（她丈夫是公社干部）。

阿麗他們一聽，高興的跳起來，連聲贊好！我瞪了她們一眼，心想：“要你們瞎起哄？無非想擠我走，好讓你們多一個招工名額，少一個競爭對手。”當時被我婉拒了，因為我不想過早談戀愛，離開父母時他們千叮萬囑“為了前途，千萬不要在農村談朋友”，這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我怎敢忘？再說，我只是對張老師有好感，對于什么叫愛情還真朦朦朧朧，不知所以。　

　夜深了，我拿著書放不下手，那是一本蘇聯前期的小說《在好人中間》。出生于貴族世家的女主人公瓦莎，受過良好的教育，儀態萬方，典雅高貴，由于連年戰爭，家境破落，顛沛流離中只得當女傭。后來邂逅了年輕英俊的中尉軍官，軍官對她寵愛有加，兩人恩愛無比。就在她感到萬分榮幸時，軍隊要開拔了，軍官不忍那種生離死別的痛苦，在她帶著幸福甜美的微笑熟睡時悄悄的走了。瓦莎醒來，發瘋似的尋找愛人遍尋無著，整天徘徊街頭，再一次地從天堂跌落地下。

　　軍隊又開回來了，中尉卻沒回來。瓦莎在人群中一遍遍的詢問，癡癡打聽，不愿離去。黑夜降臨了，毫無自衛能力的瓦莎被一群餓極了的士兵包圍了……陷入深深的地獄之中。　　未及看完，我已是淚流滿面，想想自己比書中女主人公的年齡還要小，卻也如此的坎坷多舛，再想到勞動時不堪承受的勞累，離家后所受的委屈，村里人們的風言風語，禁不住嗚嗚的哭出聲來，吵醒了她們，大概想起各自的心事，三人哭成一團。

　　數天后，有個小孩給我一張字條，沒有抬頭也沒有落款，“很抱歉，對于所發生的一切事我并不知情，請相信不是我的本意，望珍重”。我當然知道是誰寫的，從此我再沒去過張老師那兒，不久他調到縣中學教書去了。

　　父親“文革”前是區商業系統的主要干部，“文革”時被打倒了。秘書揭發他曾說過江青“是個女戲子”的壞話，為此被當時所謂的“公、檢、法”拘留很長時間，期間被打壞了右腿，得不到及時治療，加上心情郁悶，病情惡化發展成骨癌。接到“病危速歸”的電報時，我正在搟面條，一下就呆了，怔怔的看著兩手白面，半天哭不出聲來。

　　列車在“上海是個英雄城市……”的廣播聲中緩緩靠站了，離家已久的我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東方不夜城”。可我無心欣賞這一切，心急如焚的往醫院趕，在搶救室門口，我看見眾親友都到齊了，我推開他們，跌跌撞撞撲向父親嚎啕大哭：“爸爸，你看看我呀，看看我呀，我是你女兒，我回來了呀！”我拼命搖撼著他，彌留之際的父親似有所知，從放大的瞳孔中涌出兩滴大大的淚珠滾向兩邊、緩緩的吐出最后一口氣。我瘋狂地跺腳痛哭，絕望地拉住尸車不讓人推走，我看著父親死不瞑目的雙眼，知道他有太多不甘……　

　我的父親就這樣帶著無盡的遺憾永遠走了。那次車站送別時，父親語重心長的告誡：“琴兒，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千萬記住，凡事要多動腦子，不要以自己的坦誠去輕信別人。”這句話是父親的經驗教訓，也是他對我的最后遺言，那年我剛18歲。

　　春節剛過，我便一個人早早的回生產隊了，隊長親自拉了小車來接我。晚飯時，隊長老婆不斷的往我碗里夾菜，安慰說：“可憐的娃，不用擔心，以后就把隊里當成你的家，大家都會關心你的。”說得我熱淚盈眶，隊長也解釋了那時挪用我們的安家費是隊里春耕急等買化肥，并夸我在三人中間，雖然年齡最小，卻處處作榜樣，使我感到很欣慰，前嫌盡釋。　

　由于修理地球沉重的操勞，超負荷的心理承載，營養上的滯后，我漸漸的覺得體力不支。那天在濉河邊耪地時，我怎樣拼命趕，還是落在后面。休息時，社員們說：“小沈這娃，從回來后就像換了個人似的，不多言語，也不愛唱愛笑了。”是的，我確實變了，變得多愁善感。此刻，我望著田埂邊那突起的小墳丘呆呆的出怔，那里面長眠著一個叫“瓶兒”的女孩，她上面有三個姐姐，分別叫金花、銀花、玉葉，花多了就管她叫“瓶兒”，家中唯一的男孩叫扎根，大概是取牢靠之意。

瓶兒特別俊俏，瓜子臉，桃花眼，小嘴總喜歡緊抿著，害羞不愛說話。“瓶兒”在死前兩三天肚子疼得厲害，家里窮，又不重視女孩，拖到實在不行才去看，已經遲了，闌尾穿孔。一朵美麗而鮮艷的小花只開了六個春秋，過早的夭折了，成了貧困封建落后的犧牲品。我深深的為“瓶兒”悲哀，也為我自己悲哀，命運之神就像拋一粒小石子一樣，隨手一丟就把我拋到這塊貧竭落后的土地上，看著那一望無垠的黃土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頭？

　　搶栽紅薯秧那天，下著中雨，早春的雨帶著陣陣寒意，淋了一天，晚上我終于病倒了。高燒不退，昏沉之中，我又看見了父親，還有去世不久的奶奶，他們疼愛的撫摸著我，三人均是淚漣漣的。醒來后，我沉浸在夢景中半天緩不過神來。在一個星期的昏睡中我時時回味著與他們的纏綿，病好以后一直沒有恢復過來，鄉親們說我的的魂被鬼收去了。

　　招工條件第一條是勞動表現好，可我怎么也不行了，像熬干油的小油燈。人瘦得脫了形，寬松的衣衫穿在身上晃晃悠悠，我已經精疲力竭。媽媽來信說，小姨隨姨夫專業到江西一個軍工廠，能帶家屬，愿意帶著我，家中長輩們一致同意我去，也好有個落腳處。此時的我已變得麻木不仁，腦子一片空白，不加思考就答應了。

　　在南京轉車時，我又一次呆呆的看著那兩根沒有盡頭的鐵軌，不知道這一次它又要將我引向何方……

作者簡介：沈美琴，上海黃浦區格致中學1969屆初中畢業，下放安徽宿縣專區濉溪五鋪公社八里趙大隊東南張生產隊，后轉到江西親戚家，頂替潮回上無線電十四廠工作，廠關閉提前退休，現定居香港。（感謝劉樂亮老師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