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美國Z世代逐漸步入政治與社會主導地位，他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正引發廣泛關注。 對此，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國際知名民意調查和數據分析公司YouGov聯合開展了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美國Z世代更希望讓美國擺脫“世界警察”角色，在全球事務中采取更克制、務實的姿態。 （點擊藍色字體可查看往期內容）特編譯該文，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研究參考。

再過不到十年，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的美國Z世代（Gen Z）年輕人中，就將有人符合競選美國總統的年齡條件；年齡稍長的如今已可參選美國國會議員。即使是這一代里最年輕的人，到2092年也不過才八十歲，屆時仍然可能擔任總統。隨著他們逐步就任于企業、政府及其他決定美國全球角色的重要崗位，Z世代將在政策制定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可以預見，21世紀中葉將成為由他們所主導的時代，而他們的信念與價值觀將深刻影響美國的內政和外交走向。

美國Z世代在政治上的覺醒，發生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動蕩時期、美國“全球反恐戰”后期、與中俄之間日益激烈的大國競爭壓力，以及新冠疫情的全球沖擊之中。俄烏沖突和巴以局勢則成為他們成長階段的重要背景事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Z世代的聲音已開始對美國政治話語產生影響也就不足為奇。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向大學校園，發起抗議行動，并連續三次在總統大選中踴躍投票。那么，Z世代到底有哪些共識？他們如何看待周圍的世界以及美國在其中的定位？

盡管Z世代在人口構成和意識形態上高度多元，但他們在信念中呈現出的某些共通趨勢，反映出美國公眾更廣泛的傾向。這些趨勢也為觀察在一個不斷變化、充滿動蕩的全球秩序中，美國外交政策可能的演進路徑提供了重要線索。

為深入探究這些問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美國國家治理項目”團隊于2025年初開展了針對美國Z世代成年人的問卷調查。調查重點圍繞當下備受爭議的外交議題展開，包括中東與烏克蘭的地緣政治沖突，以及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結果顯示，Z世代總體上依然傾向國際主義，但與以往幾代人相比，他們更希望美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一個相對克制的角色。

01

Z世代普遍持有國際主義立場，

但對美國領導地位的“例外主義”認同較弱

Z世代普遍認為，美國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見圖1）。根據本次調查，相較于總體民眾，Z世代支持“積極參與”世界事務而非“保持旁觀”的比例高出8個百分點。

Z世代與年長群體之間的差異在特朗普支持者中尤為明顯：Z世代中支持特朗普的受訪者，比美國整體共和黨人更傾向“積極參與”的比例高出13個百分點（見圖2）。這一現象表明，盡管未來“特朗普主義”或“MAGA運動”的具體外交路徑仍不明朗，但其方向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趨于國際主義。不過，這種國際主義會以外交、軍事還是其他方式呈現，還難以預測。

如今，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本國的對外政策已不堪重負——近一半受訪者表示美國應減少國際事務參與（見圖3）。但在我們的調查中，Z世代對減少國際參與的支持意愿相對較低。與此同時，Z世代比總體美國公眾更傾向認為，美國完全有能力在解決國內問題的同時繼續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領導作用。然而，認為美國因其實力與財富“有責任”發揮全球領導作用的Z世代比例卻是最低的。

這種差異在共和黨人中尤為突出（見圖4）：與共和黨整體相比，Z世代中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美國“有足夠資源應對內外問題”的比例高出15個百分點；而在“應減少對外介入、專注國內事務”的看法上，共和黨整體的支持率則比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高出19個百分點。

盡管Z世代在整體上比年長一代更具國際主義視角，但他們對美國應扮演的全球角色有著更為克制的看法。具體來說，調查顯示，認為“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發揮領導作用非常重要”的Z世代比例，比美國總體民眾低8個百分點；在“軍事領導地位”方面的認同度也低了6個百分點（見圖5）。在“美國在全球傳播民主價值方面應發揮領導作用”的議題上，Z世代的認同度也相對較低。接近一半的Z世代受訪者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比總體公眾低6個百分點。

有趣的是，Z世代中的特朗普支持者對美國軍事領導地位的重視程度明顯低于年長的共和黨人（見圖6）。盡管整體共和黨人中有高達82%的人認為美國應在軍事上保持領導地位，但在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中，這一比例降至67%。這一比例仍高于美國總體人口的平均水平，也遠高于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的Z世代選民。然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這一代共和黨人的態度出現了反轉——有35%的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認為美國應在氣候議題上發揮主導作用，而在共和黨整體中這一比例僅為18%。

02

除氣候議題外，

黨派極化在大多數問題上依然明顯

在外交與國家安全議題上，Z世代表現出明顯的黨派分化。例如在是否動用美軍阻止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問題上，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遠遠高于哈里斯支持者。數據顯示，75%的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贊成在該情境下使用軍隊，而支持率在哈里斯選民中僅為27%（見圖7）。

正如2024年美國校園抗議活動所反映的，Z世代在是否動用美軍介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維和行動上，整體比美國公眾略顯支持（見圖8）。但在這個問題上，Z世代內部也存在黨派分歧：支持哈里斯的Z世代選民比特朗普支持者更支持維和部隊介入，但在“若以色列遭伊朗攻擊時出兵支持以色列”這一情境下，他們的支持度則明顯低于特朗普選民。

與此同時，60%的Z世代選民支持在北約盟國（如德國）遭受俄羅斯攻擊時派遣美軍支援，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較為一致。而當涉及北約東翼國家（如波羅的海國家）時，整體支持率略低，主要由于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的支持度較低。相比之下，無論是在“援助”韓國還是中國臺灣的問題上，Z世代的支持度都顯著低于對北約盟國的支持。其中，哈里斯支持者在這兩個情境下的支持率都略高于特朗普支持者。

在是否重視氣候變化及是否支持美國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方面，Z世代比整體公眾更為積極——前者將氣候變化視為“嚴重問題”的比例高出8個百分點，支持美國采取國際行動的比例也高出9個百分點（見圖9與圖10）。

最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中的特朗普支持者對氣候議題的關注明顯高于年長共和黨人（見圖11、圖12）。Z世代特朗普選民中，將氣候變化視為“極其嚴重”或“非常嚴重”問題的比例比整體共和黨人高出20個百分點；而年長的共和黨人中，更多人認為氣候變化“問題不大”甚至“不是問題”。這種代際差異也體現在對美國是否應參與全球氣候行動的態度上——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遠比年長共和黨人更傾向支持美國在國際舞臺上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行動。

03

對關鍵國家的看法：

中國、以色列與烏克蘭

我們還調查了Z世代對美國三大關鍵國家——中國、以色列和烏克蘭的看法。

中國

在中國議題上，Z世代中認為“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非常重要”的比例比美國總體民眾低了16個百分點（見圖13）。這可能意味著他們認為中美發生軍事沖突的可能性不大，或者即便發生，他們對沖突所帶來的后果并不特別擔憂。

Z世代對中美競爭的態度也更為淡化。他們比整體美國公眾更不在意美國是否在中國面前維持優勢，尤其在高科技產業領域——Z世代認為“美國維持對中國的技術領先非常重要”的比例明顯更低。這一趨勢也與我們在其他問題上的發現一致：相比總體民眾，認為“美國應在科技進步方面保持全球領先地位非常重要”的Z世代比例少了11個百分點。

以色列

由于巴以局勢及其在美國高校引發的激烈爭議，過去一年中以色列成為輿論焦點。在本次調查中，44%的Z世代受訪者反對美國對以色列提供軍事支持，另有24%表示僅支持為以色列提供防御性武器（而非防御與進攻兼備的武器）。在樣本中，超過半數的Z世代哈里斯支持者認為美國不應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支持；而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對以色列支持度最高，其中40%認為美國應向以色列提供防御與進攻兼具的武器（見圖15）。

盡管2024年選舉期間曾有猜測認為部分年輕選民可能因反對兩黨對以色列的支持而棄投或支持第三方候選人，但調查并未顯示這部分Z世代對以色列的支持度更低。事實上，那些棄投或支持第三方的Z世代選民，比哈里斯支持者更不傾向于主張停止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

我們還詢問受訪者在情感上更傾向于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兩者，或都無感。這一問題也呈現出鮮明的黨派差異：38%的Z世代哈里斯選民表示他們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32%的Z世代特朗普選民表示更傾向以色列人。不過，盡管Z世代特朗普選民相較其他人更傾向于以色列，但這種傾向顯著弱于整體共和黨人（見圖16）。此外，34%的Z世代特朗普選民表示自己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沒有情感關聯，而整體共和黨人中，有52%表示更傾向于以色列人。

相比之下，Z世代的哈里斯選民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程度高于年長的民主黨人（見圖17）。在Z世代哈里斯支持者中，38%表示更傾向于巴勒斯坦人；而在民主黨整體中，更多人選擇“兩者皆有情感關聯”（33%）。

總體而言，Z世代較傾向于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但更多Z世代相比總體公眾更傾向于表示“對雙方都無強烈情感聯系”（見圖18）。

烏克蘭

在對烏克蘭的援助問題上，美國Z世代的看法與美國總體公眾大致相似。總體人群中，認為美國“對烏援助過多”的比例比Z世代高出6個百分點，而Z世代中，認為援助“恰到好處”的比例則高出5個百分點（見圖19）。

不過，在對烏克蘭援助態度上，黨派立場依然是最重要的區分因素，無論是在Z世代還是整體美國公眾中。Z世代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比整體共和黨人更支持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見圖20）。而Z世代的哈里斯支持者，則更傾向認為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剛剛好”；相比之下，整體民主黨人更傾向認為美國“對烏克蘭援助還不夠”（見圖21）。

不論在Z世代還是整體公眾中，共和黨人更可能認為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過大，而民主黨人更傾向認為支持力度不夠。但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對烏克蘭的支持度高于整體共和黨人，而Z世代哈里斯支持者則比整體民主黨人更溫和。

04

傾向與外交議題的關注度

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我們調查樣本中的Z世代選民中，投票給卡馬拉·哈里斯的人占多數，支持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約5個百分點（見圖22）。他們的投票熱情也超出外界預期——71%的Z世代參與了投票，高于全國平均64%的投票率。在樣本中，投票支持哈里斯的Z世代人數也超過了棄投或投給第三方候選人的人數。

在Z世代選民中，性別差異在投票選擇上表現明顯（見圖23）。Z世代女性支持哈里斯的可能性比支持特朗普高出10個百分點；而Z世代男性中，支持哈里斯的比例也比全國男性平均值高出5個百分點。整體來看，Z世代女性對哈里斯的支持度最高——樣本中有58%的Z世代女性投票給哈里斯。

調查還發現，在2024年大選中，Z世代認為內政問題的重要性普遍高于外交問題（見圖24）。但在兩個議題上出現了例外：民主黨選民高度關注氣候變化，而共和黨選民則將移民視為關鍵議題。在Z世代哈里斯選民中，66%認為氣候變化是決定投票意向的“非常重要”因素；而在Z世代特朗普選民中，61%則認為移民議題“非常重要”。

總體而言，當被問及外交政策是否影響其投票決定或是否投票時，多數Z世代認為外交議題對他們“有一定重要性”（見圖25）。

05

Z世代從哪里獲取外交政策信息？

在此次調查中，我們還特別關注了Z世代是如何獲取外交政策相關信息的。作為第一代“數字原住民”，Z世代從小就在互聯網環境中成長。據其他調查顯示，Z世代幾乎“無時無刻不在”使用社交媒體，包括獲取新聞信息。像TikTok、YouTube、Instagram等平臺已經成為他們的“數字報攤”。他們也常通過這些平臺了解并傳播所支持的社會議題——從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引發的抗議，到孟加拉國要求罷黜前總理謝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呼聲，再到全球范圍內呼吁加沙停火的運動，Z世代借助社交媒體跨越國界，發出集體聲音。

因此，Z世代獲取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信息的主要渠道正是社交媒體（見圖26）。在多選題中，7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主要通過社交網絡獲取相關信息，其次是與朋友交流（43%）。而傳統紙媒的使用率極低，僅有7%的Z世代表示使用紙質新聞；相較之下，使用在線新聞網站的人占41%。

對于各類信息來源的信任度也反映了這一代的特征——僅有22%的Z世代認為傳統主流報紙（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非常值得信賴”；而認為社交媒體“非常值得信賴”的比例也僅為16%（見圖27）。這說明盡管社交平臺是主要信息來源，Z世代對這些平臺的信任程度依然有限。

調查設計與方法說明

本報告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一項原始在線調查，覆蓋800名年齡在18至27歲之間、具有全國代表性的Z世代成年人樣本。該調查由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學者設計，并由輿情調查公司YouGov于2025年1月31日至2月11日間執行。整體結果的誤差范圍為正負4.1個百分點，具體到不同人口子類別的誤差范圍則更大（例如，僅針對Z世代中哈里斯支持者的數據，誤差為正負6.54個百分點；而Z世代特朗普支持者的數據誤差則為正負8.27個百分點）。

為設計問卷問題并與美國總體公眾進行比較，我們參考了其他已有調查數據。相關數據來源在圖表中已標明，主要包括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和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結果。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對比性調查在不同時間段進行，具有各自的樣本規模與誤差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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