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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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秉林（右五）和學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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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鐘秉林（1951-2024），北京人。1969年至1973年，在陜西延安插隊。1973年至1977年，在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習，求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后留校任教。1977年至1996年，先后任南京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助教、講師，東南大學機械工程系副教授、副主任、主任，東南大學副校長。1992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6年至2001年，先后任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司司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2001年至2012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2012年至2019年，任中國教育學會會長。曾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總督學顧問、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教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全國高等學校設置評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著有《大學的走向》《教育的變革》《高考改革——理想與現實》等。

4月7日，是恩師鐘秉林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過去這一年，我無時無刻不在深切懷念他。初見先生是在2006年9月，我剛到北京師范大學攻讀研究生。有次在校園偶遇，我主動向先生問好，他雖正踱步沉思，仍駐足禮貌回應。彼時先生身為北師大校長，卻如此平易近人，其儒雅風度與學者氣韻令我印象深刻。更沒有想到的是，三年后竟蒙先生垂青，有幸忝列師門成為他的博士生。從三年求學期間的諄諄教誨，到畢業后十二年間始終如一的悉心指導，先生于我實有再造之恩。

20世紀60年代末，鐘秉林赴陜西省延安市延長縣武家塬村插隊。由于村里教師奇缺，插隊沒多久的他便執起教鞭，成為村小代課教師。誰承想，這方簡陋講臺竟成為他畢生教育事業的起點。此后，他歷任東南大學副校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雖身居要職卻反復向我們強調：“我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師。”

鐘秉林先生躬耕教壇數十載，大學校長之職占據了其生涯較長時間。對于這一身份，他認為：“校長雖是學校領導者、管理者，但更是‘搭臺子’的人，是‘燈光師’。校長要做的，就是把各個領域最優秀的教學與科研人員聚集在一起，為他們提供發揮個人所長的機會和平臺。”在我心中，先生既是杰出的大學校長，也是真正的大先生、教育家。

黨的教育事業的忠誠踐行者

鐘秉林先生對黨忠誠、無私奉獻，始終堅守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矢志不渝踐行共產主義理想。他畢生致力于黨和國家教育事業，是黨的教育事業的忠誠踐行者，也是我國從教育大國邁向教育強國的見證者、參與者、貢獻者。先生求學、任教、任職的人生軌跡，始終與黨和國家發展需求同頻共振、同向同行。

1969年初，少年鐘秉林匆匆結束在北京四中的學習生活，奔赴陜北延安插隊，夜晚在窯洞的煤油燈下苦讀，既鉆研經典著作，又系統自學初高中課程。功夫不負有心人，憑借這般持恒之志，1973年，他作為工農兵學員考入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后，懷著“為經濟建設人才培養作貢獻”的志向，他選擇留校任教。

1990年，鐘秉林獲得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資助，以公派高級訪問學者身份赴英國威爾士大學進修，師從英國機械工程領域著名學者布萊德教授。留學期間，他不僅高質量完成各項實驗研究任務，在國際刊物發表高水平學術作品；在學習之余，還積極參與學生工作，盡心為中國留學生多做些實事。憑借治學勤勉、銳意進取的精神，1994年，他以優異成績獲威爾士大學博士學位。學成歸國后，他投身祖國機械工程領域的教學與科研事業，先后主持承擔國家重點研發項目，并出任東南大學副校長，將國際前沿管理理念與本土實踐相結合，為學校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6年9月，45歲的鐘秉林調任國家教育委員會（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成為國家教委當時最年輕的司長之一。世紀之交的我國高等教育正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關鍵期，高校發展面臨規模擴張、結構調整、質量提升等多重壓力。任職期間，他認真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推動和參與高校辦學體制、學位制度、考試招生制度、教育教學質量保障機制等多項改革工作，為推動高等教育事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2001年4月，鐘秉林被任命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當時，北師大正處于發展的十字路口：師范性、學術性、綜合性的發展道路，到底哪一條路更適合學校？他牢牢把握“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原則，多次與學校教授、干部、師生開展座談，進行了全面、細致、深入的一線調研工作。站在建校百年歷史節點上，他和學校黨委審慎研判，確立了建設教師教育與文理基礎學科特色鮮明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目標定位。

在擔任校長期間，鐘秉林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以改革學科結構、專業設置、人才培養體制為抓手，通過創新教師教育模式、設立教育學部、籌建教育基金會等一系列舉措，推動學校向綜合性、研究型世界一流大學轉型，為北師大改革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為我國高等師范院校探索了強化特色、綜合發展的辦學道路。

卸任校長一職后，2012年5月，鐘秉林當選為中國教育學會會長。擔任會長期間，他積極落實國家戰略，全力服務基礎教育改革發展，推動教育理論創新，恢復學會教育科研規劃課題，持續打造學術年會等各類品牌學術活動，支持各分支機構開展專業學術活動，全面加強學會黨的建設、制度建設和分支機構建設，促進學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2019年12月，他被授予“中國教育學會特殊貢獻獎”。

除擔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北師大校長、中國教育學會會長外，鐘秉林先生還有很多“分量十足”的頭銜——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總督學顧問、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暨學科發展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全國教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每一個頭銜背后，都承載著先生積極投身黨和國家教育事業改革的躬身實踐，見證著他推動我國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不懈求索。

謙謙君子、人師世范

鐘秉林先生是謙謙君子，品性溫潤如玉。與他接觸過的人，無一不夸贊其為人與品德。去年7月，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組織的先生追思會上，顧明遠、黃會林、林崇德、王英杰等一批學界耆宿對鐘校長的品格贊譽有加，與會領導、同事、學生眾口一詞，稱其為好人、好同事、好教師。

先生兼容并包、虛懷若谷。自2001年4月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調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起，他始終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與權益保障。為推進大學發展，先生親自率團赴海外延攬人才，許多學者因其人格魅力選擇回國加入北師大。正是憑借這份求賢若渴與兼容并包的胸襟，先生為學校儲備了一批海外優秀人才。眾多學界泰斗、青年才俊也由此堅定了扎根北師大的信念，成為學校發展的中堅力量。

在我追隨先生攻讀博士那三年，他正好處于大學校長任期，其為人、治校與治學均有口皆碑。2010年，在一項互聯網評選活動中，先生經網友投票與專家評審，榮膺“中國最具魅力校長”之一。我聞訊后向先生道賀，他卻略顯靦腆。這般反應，恰與其謙遜低調、溫潤如玉的品格相契。

先生待人至誠，尤重情義。日常交往中，他總是習慣為別人著想，對于北師大校友更是懷有深厚感情。每逢出差，他必抽空探望當地校友，關切他們在各行各業的成長與發展。對于學術后輩，他不遺余力提攜，無論是學術指導、文章約稿，還是書稿作序及教育公益活動邀約，只要時間允許，他都有求必應、傾力支持。

曾有位地方高校青年學者輾轉聯系到我，懇請先生為其新書作序。我告知先生郵箱并建議直接聯系，深知先生從不因素未謀面或學校層次等問題而推辭。果不其然，短短數日，那位青年學者便收到了先生親撰的序言。先生辭世后，我與幾位教育同行交流，竟發現江蘇、山東、河南三位中青年學者的專著，都承蒙先生惠賜序言。撫卷追思，先生對后學的關心關懷與無私支持，早已化作無數青年學人書架上的溫暖墨跡。

難能可貴的是，先生待人接物皆一視同仁。對于學術活動，他從不以主辦院校的層級、類型、排名等作為是否參與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頂尖學府，還是普通民辦院校，均以同等熱忱相待。

先生嚴于律己，生活樸素。他一心撲在工作與學術上，日常生活數十年如一日般簡樸。那件尋常的黑色西裝外套，一穿就是十多年，袖口磨破也不舍丟掉。每次學生為他帶飯，他總是搶先遞上飯卡：“不必麻煩，到最近的食堂給我帶碗牛肉面就好。”言罷便繼續伏案工作。我回母校請教時，若逢飯點，先生習慣在辦公室以盒飯招待，且堅持讓在讀學生用他的飯卡購餐；他邊用餐邊探討學術，盒飯必吃得干干凈凈，這份“光盤”堅守，正是其言傳身教的生動注腳。

先生亦富仁愛之心，特別對貧困學生和鄉村教師始終抱有深切關懷。任職北師大期間，發現部分學生家庭經濟較困難后，他當即推動建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與優秀學生獎勵機制，完善心理輔導等支持系統，并強調“教育者的使命是讓每個學生都感受到尊重與關愛” 。之后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教育學會會長期間，先生仍延續每年探訪貧困地區鄉村教師的習慣。在我看來，這份對教育公平的執著堅守，浸潤著先生對我國基層教育最樸實的情懷。先生是重點大學農村專項招生計劃的堅定倡導者、支持者。先生門下碩博士研究生既有名校生源，亦有地方普通院校學生及農村學生。在指導過程中，他始終一視同仁，以有教無類的教育公平觀，為學生架起通向學術殿堂的橋梁。

崇教愛生、因材施教

自陜北插隊任村小代課教師起，鐘秉林先生投身教育事業逾半個多世紀。作為北師大校長，先生力行“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校訓精神。曾有記者問先生：“在眾多頭銜中，您最看重哪一個？”他脫口而出：“教師！”二字千鈞，恰與先生行止相印證。

2009年9月我初入師門之際，先生正將主要精力傾注于大學管理工作。2012年7月卸任校長后，他逐步將重心轉向教育專業領域的人才培養。截至2024年，先生累計指導碩士與博士研究生、博士后50多人。縱然工作煩冗，但對于教誨學生，他一直都在場，從未缺席，特別在學生發展關鍵節點，先生都會給予悉心指導。

2012年初，在我博士論文攻堅之際，鐘先生逐章審閱、字斟句酌為我精修文稿。猶記2012年4月他在無錫出差，凌晨12點看完我的畢業論文部分章節后，專門致電與我溝通論文事宜，令我至今銘感于心。畢業后我多次向先生提起此事，他總輕描淡寫道，這是為師本分。后從同門處獲知，門下每一位學生的畢業論文，皆獲先生同等傾心指導與嚴格把關。

先生時刻把學生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關心學生，愛護學生，用實實在在的行動詮釋“崇教愛生”這一畢生信條。卸任校長后，他在培養學生上的精力投入，遠超一般行政與學術工作。先生一生未使用微信，習慣用電話和短信溝通。對門下弟子短信他不僅必回，而且往往是“秒回”。

每年新生入學時，先生都會關注門下研究生的助學貸款情況，關心學生吃得好不好，生活上是否有困難等。先生清晰記得每一位弟子的家庭情況、學業基礎、學習節點與畢業去向。無論工作多忙，只要學生找他求教或幫助，他定會想辦法安排時間。對于門下畢業生，他不僅踐行“經師”使命，更以“人師”標準則己，一直關心、支持、指導學生的終身成長。

先生關愛學生，同時對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嚴格。在擔任校長期間，他反復叮囑學生：“做人做事，都要謙虛低調，不能因為是校長的學生，就在學校享受特殊優待。”退居教師崗位后，他仍多次告誡學生：“對于學校各項規定，每個人都應當嚴格遵守。有時哪怕麻煩一點，也不要因為個人的事情給學校老師添麻煩。”此外，在論文方面，他時常強調：“學術研究要有問題意識和新意，不能為發表而發表。”

在一眾學生眼中，先生形象既偉岸光輝，又慈愛溫暖。2018年暑期，師門赴河北張家口草原旅行期間，他與老牧民暢談少年時延安插隊往事，偕愛人在草原余暉中漫步，同學生們的孩子一起做游戲……此刻的他，不再是嚴肅莊重的學者，倒似慈祥可親的“鄰家爺爺”。令學生們遺憾的是，由于先生工作繁忙，這竟然是師門唯一一次外出休閑活動，每每念及總令人悵然。

先生以啟智潤心之道育人，始終堅持寬厚包容、循循善誘的教育原則。從指導碩士博士畢業論文，到日常學術論文的選題與撰寫，他都會充分征求并尊重學生意見。在學術領域，先生格外注重學生的自主發展，雖主持多項國家級或部委科研項目，卻從不指派學生參加特定課題組。對于學生自選課題，他總是傾力支持，并諄諄教導：要用心做研究、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課題。

作為教育領域的全國知名專家，先生始終將自己擺在與學生平等的位置。探討學術問題時，他常把“要有學術自信，你是這方面的專家”“你們覺得這樣做，是不是更好”這樣的話掛在嘴邊，與學生共同研究重要文獻，商討研究方法。每月師門沙龍例會，無論多忙他都盡可能參加，耐心傾聽學生匯報與討論，從不先入為主定基調、下結論，而是在最后環節，將大家提到的共性看法、重要問題進行總結，并補充自己對討論主題的意見和建議。

先生因材施教。他始終懷揣教育理想，期盼“人人能接受適合自己的教育，人人能成長為社會的有用之才”。

記得我入師門與先生的初次正式談話，是2009年9月初在北師大主樓四層的校長辦公室。先生問：“你為什么要讀高等教育學博士？”我答道：“想和您一樣將來做大學校長。”因碩士期間一直從事大學校長研究，深為中外著名大學校長的教育智慧所折服，為此我放棄去北京區縣教委工作的機會，選擇追隨先生攻讀博士。先生聞言當即教育我，年輕人有理想、有志氣固然可嘉，但做事情一定要腳踏實地，一步步來。先生還現身說法，說自己當校長，亦是水到渠成而非刻意求之。這是我們第一次談話，雖時隔16年，先生語重心長的教誨，至今記憶猶新。

對于師門科研起步晚、入門慢的弟子，先生總會給予更多關心與指導，勉勵學生戒驕戒躁、踏實努力、穩步向前。在其開放包容、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引領下，門下弟子職業發展并未局限于學術領域，而是廣泛分布于行政機關、出版機構及企業等各領域，也都在各自崗位有所建樹。

2023年10月26日下午3點，我如約回北師大探望先生。見面時間雖不長，先生仍關切詢問我的工作近況與科研進展，并就教育強國建設、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等議題給予悉心指導。因性情內斂含蓄，當時我只如常般用心聆聽，卻未能握一握先生的手，或給他一個擁抱，從情感方面予他以安慰和鼓勵，此憾至今難以釋懷。未曾料想，此次尋常的師生敘談，竟成先生對我的最后教誨，亦是我與恩師的最后一面。

做真學問、真做學問

鐘秉林先生關心、思考并投身于教育事業，推動教育改革實踐，促進教育理論創新。他是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倡導者、推動者與踐行者，特別是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理論與實踐的突出貢獻者、高考改革跟蹤評估及拔尖創新人才選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

先生認為：“大學管理者需要深刻理解教育本質，洞悉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積淀教育管理智慧，由此才能不被社會世俗功利所誘惑，在復雜的社會情境中開展創造性工作，推動教育改革創新。”換言之，大學管理者要熟悉教育、研究教育。擔任校長后，其研究領域也隨職務調整由機械工程轉向教育研究，并逐漸成為我國教育政策與高等教育領域頗具影響力的學者。

鐘秉林先生勤學篤行、筆耕不輟、求是創新。過去十余年間，他累計發表教育類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專著8部，連續多年入選中國高校教育學科高貢獻學者及高被引學者。其研究長期聚焦高等教育領域，在人才培養、經費投入、考試招生、教師發展、后勤保障、體制改革等方面著述頗豐。先生所著《大學的走向》《教育的變革》《高考改革——理想與現實》等文集，凝聚著其深耕教育、科研求索的智慧結晶。

先生常自謙非教育專業科班出身，卻始終以宏闊視野、戰略思維、系統方法開展教育研究。他緊扣黨和國家教育發展需求，帶領團隊主動承接國家及部委委托課題項目，及時開展國家關切的教育戰略與前沿問題研究。近年來，他圍繞我國教育領域復雜難題，帶領團隊開展教育資源配置、民辦高等教育、新高考改革、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等方面研究，為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提交了一系列高水平政策咨詢報告。

眾人多見鐘秉林先生的學術成就，卻鮮知這背后的夙夜耕耘。先生在教育系統身兼多項要職，日常工作滿滿當當，大多數論著皆于公務間隙完成。先生全年無休，常常加班熬夜。對于國家部委委托的重要項目，他都是親力親為、兢兢業業，必親自帶領項目組成員修改完善文稿，力求咨詢報告與研究結論精準嚴謹。尤值稱道者，先生特別強調科研學風——凡合作成果，只有他實際參與、作出貢獻的，才會允許署名。

住院期間，鐘秉林先生仍堅持撰寫教育家精神及紀念潘懋元先生的文章。直至生命最后階段，他還在病榻上逐字推敲完成了多篇學術論文。先生辭世前后，其研究成果在《教育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更有論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這種以生命踐行教育科研使命的精神，為后學樹起永恒的學術豐碑。

清明時節，我與同學們一道前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祭拜先生。銜哀致誠，謹以拙筆寫下此文，以念師恩。惟愿先生樹人遺風永澤杏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作者：姜朝暉，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理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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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