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連的三個月像被扔進滾筒洗衣機，迷彩服混著汗水和泥土在寒風里甩干。

1998年12月我揣著高中畢業證走進軍營時，怎么也沒想到最終讓我走進機關的竟是一手美術字。

當新兵連長宣布我和周揚被分到團機關宣傳股那天，一百多號人里炸開的羨慕眼神，比授銜時別在肩頭的列兵銜還燙人。

宣傳股辦公室的深褐色木門有股油墨味，推門時總卡著地磚縫。

每天清晨五點半，我和周揚要趕在股長上班前，用鋁皮水壺從鍋爐房打來開水，把六個暖瓶灌滿，再往每個陶瓷杯里撒一撮高末花茶。

周揚總偷喝股長柜子里的碧螺春，有回被我發現，他抹著嘴笑："反正他記不清自己還剩多少。"

辦公室東墻的鐵皮柜頂上摞著歷年剪報本，西墻的玻璃展柜里擺著各類獎狀，正中間那面"先進宣傳單位"的錦旗金線已經發黑——后來我才知道那是股長用毛筆補的顏色。

電腦在那時比將軍還稀罕，整個股里只有主任辦公室有臺聯想臺式機，罩著繡紅星的白布罩子。

我們最常干的活是謄抄，股長用遒勁的鋼筆字在稿紙上劃滿紅杠，我們就得把修改后的報告一筆一畫重抄在方格紙上。

周揚的字像被坦克碾過的螃蟹，有次把"從嚴治軍"抄成"從寬治軍"，害得我們連夜跑打印室求人重印。

打印員老張愛抽旱煙，熏得蠟紙都帶著煙葉味，他總說："你倆小子比警衛連的強，至少手指頭沒沾著槍油來摸紙。"

機關樓前的法國梧桐掉葉子時，我們得用竹耙子把落葉堆成標準的一米見方。

周揚發明了偷懶法子，把掃帚支在樹杈上，等風把葉子吹到角落。

有回被保衛科長撞見，他踩著落葉走過來，鞋底碾碎枯葉的聲音像嚼脆骨："小鬼，當兵可不能取巧啊。"

那天我們多擦了半小時走廊地磚，周揚把抹布甩進水桶："早知道不如去汽車連，至少能摸方向盤。"

變故出在元旦前的衛生大掃除。

機關樓所有窗戶要擦到"看不見玻璃"的標準，我們踩著吱呀作響的木梯，用廢報紙團蘸氨水打磨窗框陳年的污漬。

周揚負責的三樓西窗始終有塊灰斑，股長檢查時用白手套抹了一下，手套變灰了。

"下午明明擦過了。"周揚嘟囔著，把抹布往水桶里一扔，臟水濺到我褲腿上。

我擰干自己的抹布遞給他："再擦擦吧，有股餿味。"

這時身后傳來鑰匙串的嘩啦聲——組織股的林干事來取材料，正好聽見周揚那句"天天伺候這些破玻璃，不如回連隊扛槍"。

周揚調令下來那天，雪粒子砸得窗玻璃啪啪響。

主任在早會上說"基層需要新鮮血液"，他收拾挎包時把剪報用的鋼尺折斷了。

我送他到機關樓門口，他忽然把凍紅的手按在我肩上："知道為什么選你抄文件嗎？因為你從不多話。"

雪地上他的腳印一路歪斜地通向警衛連，像串被擦掉的鉛筆字。

之后二十年，我抽屜里始終壓著和周揚的合影。

照片里我們舉著"迎新春板報比賽一等獎"的獎狀，他臉上還沾著彩粉。聽說他退伍后去了深圳，有戰友說在華強北見過他修手機，又有人說他早移民了。

每次路過機關樓那排法國梧桐，我總想起他偷懶沒掃凈的落葉，在風里打著旋兒貼到我鞋底。

2018年戰友聚會，酒過三巡老股長突然拍我后背："還惦記周揚那事呢？"

原來調令早在他抱怨前就擬好了，有次夜崗他裹著大衣睡覺，查崗的參謀長用手電照見他流口水的樣子；還有回接送政委女兒放學，他竟帶著小姑娘去吃路邊攤，害孩子拉肚子。

"機關工作就像剪報，"老股長把花生米拋進嘴里，"貼歪一張，整個版面都難看。"

回家路上，我特意繞到機關樓，新換的落地窗映出我兩鬢的白發。

忽然明白當年我們擦的不僅是玻璃，更是某種透明的界限。

周揚像滴在軍容鏡上的油漬，而我用二十年才讀懂，抹布要勤洗不是因為玻璃臟，而是為了保持那種隨時能照見人影的透亮。

哨兵在路燈下交接，他們的影子投在嶄新的玻璃上，像兩株挺拔的白楊。風又起來了，這次沒有一片葉子掉在不該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