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交節奏來看，天平其實在往中國這邊傾斜。

圖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趙忠秀教授（受訪者供圖）

文|肖隆平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關稅戰，不僅令國際貿易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內部也因此出現了分裂，甚至已經成了共和黨越來越大的政治包袱。

據央視新聞援引外媒報道，近日，私下反對關稅、卻不敢公開批評總統的共和黨議員暗中希望美國最高法院出手，叫停關稅戰。而此前，美國人口和經濟規模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紐森，已宣布就關稅問題起訴特朗普政府。

在對華關稅上，特朗普政府也尤其荒唐。美東時間4月15日，白宮網站發布關于關鍵礦產和衍生品232調查的有關事實清單，提到因為中國針對美“對等關稅”采取報復措施，現在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面臨最高達245%的關稅。

“這充分暴露了美方將關稅工具化、武器化已經到了毫無理性的地步。”4月16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此前已就美單邊加征關稅多次闡明立場，對于美方這種毫無意義的關稅數字游戲，中方不予理會。

隨后，據央視新聞報道，特朗普于當地時間4月17日表示：“我認為我們會與中國達成協議，我們會和所有人達成協議。如果我們達不成協議，那我們就定個目標。大概在接下來的三到四周內，事情應該能全部搞定。”

但特朗普的反反復復已成常態，圍繞關稅問題的各方博弈也仍將持續。這場關稅戰會給美國帶來什么？作為已經是全球價值鏈重要一極的中國，將受到什么影響？中國又將如何應對？為此，新京報對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趙忠秀教授。

趙忠秀教授長期從事國際貿易學、產業經濟學、全球價值鏈研究，于2015年4月起兼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中方創始院長，還擔任了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副會長、金磚國家智庫合作中方理事會聯席理事長等職務。

美國制造業已“回不去”了

新京報：美東時間4月15日，美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上漲至245%。你認為特朗普政府挑起這一輪關稅戰的底層邏輯是什么？

趙忠秀：先澄清一下，這次不是普遍加征245%，大部分物項還是加征145%。如果算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對中國加征且在拜登政府時期保留下的平均大約19%的關稅，實際的關稅水平達到了164%。而且，中國已經明確宣布不跟了，再加征關稅就不予理會。如果平均關稅水平達到這個程度，那基本上就沒有生意可做了。但如果只是個別物項，又是需求強烈、沒有替代，那還是有生意可做，會迫使變通貿易渠道。所以，我認為這次加稅，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但從整體看，現在美國的平均關稅水平，已經比它作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承諾的稅率高得多。在多邊貿易體制下，美國承諾的平均關稅水平是3%，這是它的“約束稅率”，當然也有個別物項稅率更高的情況。

現在，美國是面向全世界統一加征10%的關稅，不管是其貿易順差國還是逆差國。這相當于把它的“約束稅率”提高了兩三倍。10%是實實在在要征的，后續再談也不會低于這個水平。

這背后的底層邏輯是：用關稅來獲取財政收入，這是特朗普重要的戰略目標。通過加征關稅，美國政府一方面可以緩解貿易逆差，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聯邦財政收入，減少財政赤字，相應地也就降低了債務上限的壓力。

新京報：有觀點稱，特朗普加征關稅是為了讓制造業回流美國，你怎么看？

趙忠秀：美國確實有這個想法，但并非始自特朗普。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就制定了經濟結構的長期調整戰略規劃，明確提出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流、五年出口倍增以及支持創新的戰略舉措。

但是，他們想要回流的也主要是高端制造業。因為，美國很多高端制造業的環節，早就拆分出去了，轉移到海外，變成了長期“流失”。

特朗普當然也有這個想法，也是受到了白宮貿易與制造業高級顧問彼得·納瓦羅和副總統萬斯的影響。

前者是一名對全球化持批評態度、對中國立場強硬的經濟學家，是著名的對華“鷹派中的鷹派”。而萬斯的自傳性作品《鄉下人的悲歌》，講述的就是美國“銹帶”的衰落。

因此，特朗普想重振這些傳統制造業，包括鋼、鋁等。這也是美國政府反復對鋼、鋁加稅的原因。

圖為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韋恩市的工廠

2002年3月，小布什擔任美國總統時就實施了對10類進口鋼鐵產品加征最高達3 0%的關稅，為期3年，但實際一年不到就撤銷了這項行政令。因為，他們也知道“回不去”了。這些動作背后，其實也是競選承諾——要保護工人、保護就業，是一種政治姿態。

美國已不是合格的WTO成員

新京報：2018年，特朗普也發起過關稅戰。那次關稅戰與現在的關稅戰，有何不同和相同之處？

趙忠秀：特朗普2018年的那一輪關稅戰，主要是針對中國。這一次他是面向全世界，雖然最終還是圍繞中國展開。特朗普政府對一百多個國家都舉起了關稅大棒，而且定了一個底線——加征10%的關稅，這是一種普遍適用的措施。

2018年那一輪，特朗普是以“301條款”為依據，先對500億美元的輸美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后來逐步擴大到3200億美元加征到25%關稅，對華平均關稅水平從3.1%飆升至19.3%。整體來說，特朗普是把整個貿易結構當作一種博弈工具。

后來，中美雙方經過談判簽署了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我們承諾2022年至2025年增加從美國的進口，包括“制成品、農產品、能源產品和服務”，用數量方式來平衡貿易逆差。但因為疫情等各種原因影響，這個協議執行得并不理想，所以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也沒有真正減少。

但美國政府加征關稅，確實對中國出口產生了一些影響。2018年至2024年，雖然中國進出口總值從4.62萬億美元增長到6萬多億美元，但對美國的進出口增速不大。這其中也有“轉口貿易”因素的影響。

比如，我們對東南亞出口之所以增幅較大，不是因為東南亞市場擴大了，而是因為很多中間品、最終品通過這些地區繞道出口。這些國家沒有那么強的消納能力。所以從路徑上講，中國的產業鏈開始調整，部分制造流程外溢，但整體出口能力依舊保持強勢。

新京報：你提到2018年的關稅戰無疾而終，那這次會不會也這樣？

趙忠秀：這一次會打多久？目前的形勢看，有兩個極端情境。

首先，美國現在是以“敵對貿易伙伴”定義中國，要求它的同盟國家在和美國降低關稅的同時，必須對中國提高關稅。如果所有國家都照做了，那就形成對中國的全面圍剿。中國當然可以選擇“不跟美國做生意”，但如果全球其他國家都對中國加稅，那中國就被孤立了。

但這個極端基本不會發生。歐盟、印度等國家不太可能接受這樣的安排。今天的美國并沒有這樣的號召力，無法實現靠霸凌逼迫所有國家站隊。而特朗普的做法又跟拜登不一樣，拜登還講點價值觀、構建聯盟，特朗普則是“敵人朋友一塊打”。

另一個極端是，所有國家都反美，美國被孤立。但這種可能性也很低。

所以，現在是中美處于“膠著狀態”：是往不利中國的方向走，還是對美國更不利，這幾個月就是關鍵窗口期。美國宣布對75個貿易伙伴國暫停實施“對等關稅”90天，其實是給談判留時間。

但我認為這個時間內談不成。我估計未來三到六個月，有些國家可能會出現對美國妥協現象，或者再延長“緩沖期”。特朗普也會繼續提出附加條件，比如擴大對美進口、減少貿易順差，甚至提出“你直接給我支票”等要求。

這可能引發新的矛盾。因為，正常貿易秩序被打亂，美國國內訂單也在減少，庫存能不能撐過三個月都是個問題。一旦庫存斷鏈、補不上，可能就會影響物價，進而削弱美國堅持高關稅的底氣。

所以，不排除他未來提出一個“新稅率”，對不同國家實施不同稅率，但這本身就違反了WTO的“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原則。不管怎樣，美國已經不是一個合格的WTO成員了。

美國確實是世界第一大貨物進口國，占了世界進口的13%份額，那剩下87%的世界市場要不要堅守多邊規則？天平向哪邊傾斜？我認為，中國正在通過對周邊國家的訪問，推動建立一種新的開放合作格局。我們用更大的開放來對沖美國的壓力，也讓大家看到，中國是愿意維持多邊秩序、推動開放世界經貿發展的國家。

中國企業“出海”仍將是常態

新京報：面對貿易壓力不斷升級，你認為我國當前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是否將發生變化？

趙忠秀：中國在全球價值鏈或者說全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到2002年加入WTO之前。這個時期，中國處在全球產業體系的外圍，是被動參與者。當時，中國依靠的是廉價勞動力，接受的是“三來一補”那種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外向型經濟。我們常說的“世界工廠”形象，主要就是這一階段形成的。

第二個階段，是2002年到2012年，這10年中國進行產業升級和國內技術改造，開始構建起自己完備的工業體系，國內外產業關聯度顯著增強。這一階段，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不再是“低端勞工聚集地”，而成為一個具有內生能力的重要角色。這也得益于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打下的工業基礎。

第三階段，是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提出要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2015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通過這一系列的努力，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取代了原本由日本占據的亞洲區域核心的地位；在歐洲是德國，美國則一直是北美中心。這時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生產體系中的制造中心。

第四階段，2017年黨的十九大以后，特朗普也在當年1月就職美國總統，全球產業格局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那時起，中國開始未雨綢繆，提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構建國家安全體系”，包括對技術、能源、經濟、主權等各方面的全面考慮。

尤其是中美貿易戰爆發以后，美國開始推進“脫鉤”“斷鏈”，打壓我們關鍵領域，比如“卡脖子技術”、關鍵礦產限制和破壞對華出口。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底牌，比如稀土資源等關鍵原材料，我們的礦產資源體系在全球占據重要地位。這說明，我們并非被動受制于人，而是在全球供應鏈中實現了“反向嵌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極。

舉個例子，像英偉達如果失去中國市場，其全球銷售收入將減少一兩成（2024財年，英偉達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占比14%）。所以說，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地位不會被輕易撼動。挑戰肯定存在，但我們也有應對手段。

新京報：那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會不會迫使更多企業將生產環節轉移出去？這種趨勢會不會越來越明顯？

趙忠秀：這是肯定的。其實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水平就達到了19.3%。拜登上任后并沒有取消，而是照單全收了。所以，這幾年企業出海很普遍，有句話就說：“不出海就出局。”

這也不是新問題。過去大家看的是勞動力成本、政策環境，比如越南、泰國、馬來西亞，以及墨西哥等。特朗普再上任后，又開始針對墨西哥和加拿大，以芬太尼走私管控不到位為由，將兩個國家變成普遍加稅對象。

所以，最終工廠搬到哪里，還要看美國對不同國家的關稅政策差異。這是產業轉移背后的核心經濟邏輯。但可以肯定的是，企業“出海”將會是未來很長時間的一種常態。

但這個“出海”，我們要做到“有序出海”。比如，把成熟的生產環節轉移到海外，而將高端增值環節、關鍵技術留在國內。國外的勞動力便宜，比如在國內雇一個工人的薪資在斯里蘭卡可以雇5個，從成本上看是劃算的，但效率、技術、管理上中國還有明顯優勢。

所以，我們“走出去”的同時還要“走進去”——走進當地產業生態，但不能丟掉自主控制權，避免被“截和”，即我們建設好的供應鏈系統被別人以政治手段消解掉。

在這個過程中，低端勞動力密集型崗位肯定會受到沖擊，比如紡織、輕工類，但這是不可避免的階段性代價。就像當年“亞洲四小龍”將產業轉移到中國東南沿海，后來再往內地轉移，再到東南亞一樣。這是產業自然演進的“雁行模式”。

除非你實現“燈塔工廠”“無人工廠”，否則你不可能永遠守著勞動密集型的紅利。

以開放合作抵御美國霸凌

新京報：那全球價值鏈“脫鉤重構”就不會出現？

趙忠秀：不會。現在這個世界經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個沒有中國的世界經濟是不可想象的。

當然，全球產業鏈確實在發生一些變形。過去，在超級全球化的背景下，生產環節是“環節貿易”“任務貿易”，多次跨境、分工精細，總是在尋找成本最低的地方。但現在由于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干預，開始變成“短鏈”，講究“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也就是從“全球化”變成“區域化”。

過去那種上下游涇渭分明的配套方式，也在弱化。現在，很多企業是根據自身生態來定制供應體系，不再死守在某一個上游或下游。比如我們在調研中看到，像華為、比亞迪的工程師提一個技術需求，就能在市場上找到相關企業，甚至直接投資，把標準和能力納入自己供應商體系。

這種“嵌套式生態”反而讓供應商成功概率更高。有數據分析說，被大企業納入生態的初創企業，成為“獨角獸”的概率比在市場上單打獨斗要高10倍。因為，大企業會在它們還沒壯大時就接入資源、資本甚至市場機會。

這說明，即使全球分工格局在變，但中國企業已經在主動適應這種生態式組織結構。

新京報：作為金磚國家智庫合作中方理事會聯席理事長，面對美國的單邊主義霸權，你認為金磚國家要如何進一步“抱團取暖”？

趙忠秀：我覺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應該繼續堅持多邊體制，團結起來反對單邊霸凌，不要被美國綁架。

金磚國家現在擴容了，包括很多具有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應該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尤其在當前天平逐漸向美國單邊傾斜的情況下，更要主動發聲、抵制霸權，而不是“傳導壓力”——也就是美國施壓我們，我們再往下傳導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

如果這種邏輯成立，不光全球貿易會受傷，連金融、投資秩序也會遭到極大破壞，最終是傷人傷己。

新京報：但是，當下金磚國家好像沒有實際行動，是吧？

趙忠秀：現在還沒到“亮劍”的時候。WTO除了總干事伊維拉發了個聲明，其他也沒表態。現在只有中國在“硬剛”，而且是示范性的“硬剛”。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不應被美國綁架（資料圖）

中國的態度很明確：這是一場“膽小鬼博弈”。我們不妥協、不跪、不眨眼。因為，一旦我們先讓步，美國就會變本加厲去加碼、加條件，直到我們退無可退。

我們必須態度鮮明：寧愿不要你（美國）這個市場，但你不能挑戰我的產業安全、制度紅線。

同時，美國所依賴的產業鏈也離不開中國。我們對它的“反向嵌套”作用很強，比如關鍵原材料、零部件、市場消費能力都掌握在中國這邊，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徹底脫鉤的。

新京報：面對美國的高關稅政策，中國在雙邊談判，比如說區域協定、多邊機制上，還可以做一些什么？

趙忠秀：我們正在做的，比如申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是對標最高水平的開放規則，倒逼國內改革。

在已經存在的區域合作中，比如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國也在發揮主導作用。推動RCEP規則升級，提高自由貿易水平，反對保護主義和“脫鉤斷鏈”的逆全球化傾向。

中國是開放型大國，只有繼續深化與亞太、歐洲、非洲、拉美國家的雙邊、多邊合作，才能構建有韌性的對外結構，抵御美國霸權的沖擊。

要主動給企業“政策定心丸”

新京報：4月中旬，習近平主席剛出訪完東南亞幾個國家，你認為這些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緩沖中國的貿易壓力？

趙忠秀：我們現在更多是在進行生產環節的轉移，是中國經濟外溢與區域一體化的一部分。我們把一部分制造流程放到它們那邊，但不能指望這些國家承擔我們全部的終端消費需求，來消納我們的全部產能。

所以，我們的合作重點，還是在保持產業鏈穩定和高效運行上，通過產業協同、流程對接來共同服務于全球經濟的穩定。也正因如此，高層訪問就顯得很重要。這不僅是政治層面的信任建設，也是一種“政策定心丸”——讓企業知道接下來可以放心投資、長期布局。

新京報：據中國海關統計，2024年中國與歐盟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為7858億美元。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不分敵我”，使得英法德對美國開始疏遠了。這是不是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與歐洲國家加強雙邊貿易的機會？

趙忠秀：是的。歐美之間確實已經有了價值觀的分歧。特朗普搞的是孤立主義，眼里只有金錢，沒有是非。拜登雖然搞價值觀聯盟，但也只是形式上的結盟，實質上該剝削還是剝削。

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其實早就談成了，談判成果也已經有了。當時還特意搶在特朗普上任前完成。但最終還是擱置了，導致后來一段時間中歐關系比較冷淡。

現在俄烏沖突三年下來，歐洲受到的沖擊非常大，美國對歐洲的“盤剝”也越來越明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表態，正在實施“戰略自主”，歐盟將進一步轉向亞洲。

我們也已經重啟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從外交節奏來看，天平其實在往中國這邊傾斜，美國孤立不了中國。

這時候，我們就要鞏固成果。不論是與周邊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是與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這些傳統發達國家的關系，中國都在有序推進高層訪問和經貿合作。我們不僅是在防守，也在主動布局。

撰稿 /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