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決定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此舉也徹底宣布了10年特殊時期的結束,以及“四人幫”的覆滅。
對于中國與中國人民來說,這是個驚天的好消息。在五日后的10月21日,首都150萬群眾自發舉行盛大的游行,以此來慶祝這偉大的勝利。
首都人民歡慶勝利
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但中國社會正面臨著百廢待興的艱難局面,長達十年的動蕩與停滯不前已經讓這個本就較為落后的國家顯得岌岌可危。
怎樣重整局面,恢復發展,已經成為了擺在國家領導人面前的重要難題!
而上海作為我國的經濟貿易中心,同時也是重要的交通要塞之一,其地位顯然是其他城市難以比擬的。因此,上海的恢復與發展便顯得格外重要,而派誰去坐鎮上海,也把各位領導人給難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作為“四人幫”的大本營,還有許多殘余勢力的存在,如果時間拖得久了,誰也說不準會出什么亂子。所以決定人選前往上海穩定局面,已經迫在眉睫,容不得半點拖延了。
華國鋒主席也曾這樣說道:“只要把上海的問題解決了,其他省市的問題就好解決。”
上海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它的發展容不得半點差錯,因此派去的人不僅要能力極強,還要有豐富的革命工作經驗。無論是在地方、還是軍隊都要能鎮得住,只有這樣才能穩定上海的動亂局面。
最后還是葉劍英元帥一錘定音給出了前往上海掌控全局的人選,葉帥提議說:“我看蘇振華倒是堪當此任。”
葉帥接著說道:
“要派一位無論在軍隊或者地方,都能壓得住臺的老同志去。蘇振華同志資格老,被林彪、四人幫整的很慘,而且他斗爭很堅決,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蘇振華同志去上海,我看最合適。”
他的一句話點醒了在場的各位中央領導人。
是啊,怎么將這個有著豐富工作經驗的老將軍給忘了呢?
葉劍英元帥
最終眾人一致決定,聽取葉劍英的提議,派蘇振華去坐鎮上海,擔任中共上海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將恢復上海市發展的這一重要任務交到了他的肩膀上。
而葉帥又是出于何種考慮,才提議由蘇振華來擔任上海市長主持上海的工作呢?
首先,因為蘇振華在革命生涯中不同時期擔任過許多不同的職務,亦是由基層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走到現在的,這足以證明他著有豐富的工作經驗,絕不是只會夸夸其談之輩。
在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中,蘇振華也是首當其沖,他與耿飚配合,先后控制了廣播電臺、電視臺與《人民日報》等宣傳機構,保障了粉碎“四人幫”行動的順利進行。
其次,蘇振華曾在1949年帶部隊駐扎在貴州地區,擔任貴州省委書記和軍區司令員等職。有著這一段工作經歷,足以說明他并非只會帶兵打仗,在政治方面的工作能力也是十分突出的。
最后,蘇振華的性格十分剛猛,而且足智多謀,堪稱是文武雙全,一直是軍中的典范性人物。早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他就當了十幾年的政治委員,因此對于政治的敏感度極強。
在這個特殊時期,由他來擔任上海市長來穩定局面發展重建上海,顯然是再合適不過了。
蘇振華上將
蘇振華將軍接到中央命令后,第一時間便趕赴了上海任職。
因為有著足夠經驗的他心里明白,“四人幫”雖然粉碎了,可其大量余黨仍然存在,自己越快一步趕到上海,對方的陰謀詭計成功的概率也就越低。
說起蘇振華,我們也不得不感嘆他人生的傳奇,或許正是有了那么多的經歷,那么多的工作經驗,葉劍英才會在第一時間想到讓他來鎮守上海,出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周恩來總理曾這樣評價他:“蘇振華有軍隊工作的經驗,也有地方工作的經驗。”
蘇振華將軍于1912年六月二日出生在湖南省一個貧困的農村家庭,他六歲時便開始放牛打柴。在14歲那年,機緣巧合之下加入了兒童團,次年又參加了少年先鋒隊,從此開始了他傳奇的革命人生。
在1930年,蘇振華便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同年的十一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到了1936年,蘇振華入抗日紅軍大學習進行進修。
因在學習期間刻苦認真,成績優異,被毛主席稱為“工農分子知識化的典型”。
直到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期間,蘇振華一直在前線作戰,也是這段時期讓他有了足夠的成長,有了豐富的與敵人博弈的經驗。
建國后,他又領導貴州的廣大軍民剿滅了國民黨殘余武裝和土匪二十七萬余人。其后又發動和組織當地人民群眾開展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貴州從此改寫了吃糧靠外省的歷史問題。
蘇振華將軍為貴州的經濟發展、穩定社會秩序與革命推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正是這段經歷,為他增添了政治工作的經驗,為日后在上海穩定大局奠定了能力上的基礎。
蘇振華的謀劃,從他踏上飛往上海飛機的那一刻便開始了。
1976年10月19日下午十三時,蘇振華帶隊的中央第一工作組一行總共8人,乘坐專機由北京飛往上海。
因為蘇振華是開國上將,還擔任過海軍的副政委、政委,在此期間,他還帶隊前往蘇聯購買了一系列用來建設海軍的裝備與設備,可以說我國海軍的組建與發展都離不開他的功勞。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層關系,他才在第一時間命令上海的海軍來接機,他此舉正是為了避免與“四人幫”的上海余黨進行接觸,給他們可乘之機。這一微小的舉動看似毫不起眼,卻恰恰說明了蘇振華剛猛性格下有著一顆極為仔細的心,而他此舉也保障了后續行動的順利進行。
工作組眾人下飛機后,發現接機的人竟是東海艦隊的政委康莊少將,皆是面面相覷。只有蘇振華將軍冷靜如初,帶著眾人住進了東海艦隊的招待所。
雖然保密工作已經做到了極致,中央辦公廳事先并沒有通知上海市委蘇振華一行人的行蹤,可上海市委馬天水等人還是知道了工作組來到了上海。
可因為蘇振華等人剛到上海便被海軍接走,因此他們也不清楚蘇振華一行人來此的目的,以為是軍隊內部的任務,縱然想要打探一二,亦是無從得知。
單從這一點,我們就足以看出蘇振華將軍在應對這種局面下的老謀深算了,他這一小小舉動卻為博弈雙方埋下了極大的信息差。敵明我暗,這種局面下對于工作組的工作開展是極為有利的。
此時上海的“四人集團”余黨賊心不死,妄圖做最后的垂死掙扎。
早在1975年8月,王洪文就在上海公開建立了“上海民兵指揮部”,是其重要的爪牙。他們動用地方經費來武裝這些民兵,花費了近三千多萬元,制造了大量武器,如果任由他們這樣發展下去,那帶來的損失將是不可估量的。
針對目前的情況與面臨的困難,蘇振華等人入住海軍招待所后,第一時間便對手里所掌握的情報進行梳理整理,以此來尋找工作方向。
最后眾人商議決定,以深挖發動武裝叛亂的陰謀來作為解決上海問題的突破口。
在決定好工作方向后,蘇振華、倪志福、彭沖三人當即召開了中央工作組全體人員大會,傳達了工作的方向和精神。
最終蘇振華決定,自己化裝成工人,微服私訪工人民兵的情況。
華國鋒主席對此也做了重要批示:“必要時,可以讓民兵游行。”
而為了配合工作組的行動,中央也動用了雷霆手段。中央辦公廳首先嚴令馬、王、徐三人按中央部署進行統一工作,不得挑唆群眾,更不得動用武力鎮壓群眾。
中央此舉,亦是為蘇振華工作組工作的順利進行鋪平了道路。
到了10月21日凌晨,蘇振華便單獨找到馬天水談話。
他告訴馬天水:“我們此行主要是了解情況,市委的工作還是你們負責,但是在四人幫問題上你們陷得很深,現在要打起精神將功補過。”
到了10月21日晚上,在召集馬、王、徐三人再次談話后,蘇振華說,10月24日要召開百萬人大會聲討“四人幫”,盡管你們在“四人幫”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但還是首先要辦好這件大事,不要再搞小動作,更不要搞以前老一套的奪權行為。
為了應對當時上海殘黨手中掌握的武裝力量,蘇振華特意將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調到上海,并且命令部隊在蘇、浙一代全面戒備待命。
到達上海僅僅兩天的時間,蘇振華帶領的工作組就已經收獲頗豐,蘇振華在中央政策的范圍之內,最大限度的對上海的殘黨以及一些頑固分子施加了強大的政治心理壓力,同時調動部隊嚴加防范,迫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能同時達到軍事和政治上這兩種成效的,也許也只有蘇振華一人了。
蘇振華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視察大慶油田
到了1976年10月26日,中央正式發布公告,任命蘇振華為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倪志福、彭沖為第二、第三書記協助工作。
至此,“四人集團”盤踞長達十年之久的大本營上海,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穩定政治局面后,蘇振華便開始著手清查“四人集團”殘黨在上海的罪行,經過這一舉動,上海殘黨的核心徹底崩潰,上海的局面終于穩定,經濟也開始慢慢復蘇,形勢一片大好。
蘇振華與其率領的中央工作組功不可沒,事實證明葉帥當時沒有選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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