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江西“蹲點”時期，是陳云認識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讀書生活，開闊了他的思想;實地調查，使他對中國的現狀有了更多的感悟。這段不同尋常的特殊歲月，陳云的經濟思想得到了升華。

本期推薦原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遲愛萍的文章。作者從陳云善于學習并理論結合實際、學以致用、言傳身教等方面闡述了陳云在逆境中表現出的高超政治智慧和深厚理論素養。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陳云在江西“蹲點”期間，系統閱讀了大量馬列著作。這段讀書生活，無論對陳云個人思想的升華，還是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陳云在逆境中的學習，不是書齋式的學習，而是注重理論緊密聯系實際，學以致用，并不斷用學習成果鼓勵影響周圍同志和家人，彰顯了一名革命家、政治家學識修養和學術見解及深厚的理論功底。

一

善于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

陳云是帶著問題研讀馬列著作的。他讀書的過程，就是啟發思想，總結經驗，堅定理論自信，破解心中困惑，開闊胸懷，提升境界，形成新的發展思路的過程。囿于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政治身份，陳云閱讀中幾乎沒有留下文字批注，只有大量閱讀劃線，劃線部分即是他重點關注的馬列主義理論和政策觀點，從中可以領悟陳云讀書時的思索軌跡。

陳云閱讀批劃過的馬列著作十分廣泛，其中《列寧全集》第31、32卷受到陳云高度關注。這兩卷集納了列寧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重要觀點。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俄國退出帝國主義戰爭，但尚未得到休養生息，又被迫進入三年國內戰爭。為了捍衛蘇維埃政權，俄國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統一調配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組織生產與供應。工業方面，普遍實行工業國有化;農業方面，實行余糧征集制。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這種政策能按照戰爭需要最大限度地動員全國力量，為戰爭勝利創造必要條件。但國內戰爭停止后，這種政策存在的弊端日益凸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總結經驗教訓，在1921年3月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果斷決策，將現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變。實施新經濟政策后，在短短5年里，瀕臨崩潰的經濟得以恢復，這在世界經濟史中是罕見的。

對陳云來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并不陌生。新中國經濟恢復時期，經濟基礎極度薄弱，面臨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武裝威脅，財政極度困難，又處于多種經濟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利用商品貨幣作用溝通城鄉交流，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壯大國營經濟力量、向社會主義過渡等政策和措施，陳云領導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都采用過，對經濟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陳云作為國家經濟工作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經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曲折探索后，研讀《列寧全集》第31、32卷有關新經濟政策內容留下的劃線，不是一般的讀書標記，它反映了陳云對經濟政策思索和開拓的重點，是實踐反思和理論認識相結合的產物，集中體現的四個方面：

首先，關注了列寧對新經濟政策實施的國際國內形勢特點的分析及俄共(布)戰略任務的提出。列寧認為，由于國際資產階級企圖扼殺蘇維埃共和國沒有成功，因此在整個國際資產階級社會與蘇維埃俄國之間，出現了相對的、不穩定的均勢。無產階級要使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必須完成兩方面的任務：一是必須戰勝剝削者和捍衛被剝削者的政權，這是用革命力量來推翻剝削者的任務。二是擔負起建設任務，建立新的經濟關系。無產階級現在應當解決第二項任務。“如果我們不能恢復我國的經濟，那么我們就落后在而且將來還要落后在資本主義列強的后面，我們就會挨打。” “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蘇維埃俄國“正處在過渡時期中的過渡時期”。即：整個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過渡時期，而目前擺在蘇俄面前是一系列新的過渡時期：軍隊的復員，戰爭的結束，獲得比以前長得多的和平喘息時期和比較鞏固地從軍事戰線過渡到勞動戰線的可能性。只有我們有了強大的工業，能夠給小生產者好處，使他們實際看到這種大經濟的優越性的時候，“才能保證實現這個過渡”。收入《列寧全集》第32卷、由列寧修改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關于新經濟政策問題的決議》，共12個要點，陳云對前11個要點都作了圈劃，反映了陳云對新經濟政策內容的全面關注。

其次，關注了列寧對新經濟政策中“租讓制”的論述。列寧新經濟政策中的“租讓制”，是新中國經濟恢復時期沒有實施過的。陳云在研讀《列寧全集》第31、32卷時，高度關注列寧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租讓制”的性質。列寧認為，“租讓不過是新的戰爭形式”“是戰爭在經濟范圍內的繼續”，是“一種對我們更加有利的戰爭”。我們沒有獲得國際勝利，沒有獲得我們所需要的唯一鞏固的勝利，但我們取得了能夠同那些現在不得不同我們建立貿易關系的資本主義列強并存的條件。目前，“我們不僅在世界范圍內比資本主義弱，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租讓會產生新的危險”“是一種特別的戰爭，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方式、兩種形態、兩種經濟的戰爭競賽”。我們的任務是運用“租讓制”“維持一個被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的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捍衛一個比它周圍的資本主義敵人軟弱得不可比擬的共和國”。

實施“租讓制”的原則。列寧認為，善于利用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是實施“租讓制”的原則。“在政治上我們應該利用敵人之間的分歧，并且只利用最深刻的經濟原因引起的深刻分歧”。目前蘇維埃俄國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世界中存在的三種矛盾實施“租讓制”。一是日本和美國的矛盾，這是同蘇維埃俄國有直接關系的矛盾。二是美國和其余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三是協約國同德國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三種矛盾的存在，“從政治觀點看來，必須用全心贊成實行租讓，或者不需要用心，而是應當經過種種考慮，贊成實行租讓”。

實施“租讓制”的作用和意義。列寧認為，蘇維埃俄國經濟危機深重，沒有外國的裝備和技術幫助，單靠自己的力量，無法恢復破壞了的經濟;需要通過“租讓制”獲得實現電氣化的資金、科學和技能。租讓帶來的損失，同推遲俄國的經濟和造成成千上萬工人農民的死亡比起來算不了什么。蘇維埃政權“培植”租讓制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后生產，加強機器生產來反對人力生產”，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業生產品數量，加強有國家調度的經濟關系來與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系對立。“不去試圖禁止或封閉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努力把這一發展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以便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加速恢復蘇維埃大工業的補充裝備和機器。

蘇維埃國家有能力控制“租讓制”。“租讓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同資本家訂立的一種合同。”租讓對象主要是北方邊遠地區森林、糧食、西伯利亞礦山等。蘇維埃給承租者一部分產品作為報酬，一旦有特殊技術成就，準備給以貿易上的優惠權，租讓期限的長短根據消耗的多少和性質來決定;不沒收和不征用對企業的投資。這樣做“并不危險，因為政權掌握在工農手中，地主和資本家的所有制不會恢復。租讓是一種租借合同。根據合同，資本家在一定期限內是一部分國家財產的承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者仍屬于國家”。蘇維埃國家能夠規定租讓的限度，并加以監督。

△ 陳云閱讀《列寧全集》時做的批注

再次，關注了列寧對新經濟政策中農業和農民政策的論述。把余糧收集制改為糧食稅是鞏固工農聯盟的必要條件。列寧認為，蘇維埃專政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同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權力。征收農戶的余糧是戰爭狀態迫使俄共(布)采取的一種辦法，這種辦法對比較和平的環境中的農民經濟不再適合，應當讓農民有一定的周轉自由，把余糧收集制改為糧食稅，使小業主可以更好地計劃生產，根據稅額確定生產的規模。“真正的經濟基礎是糧食的儲備，必須采取專門的和特別有力的措施來提高農業生產。目前的辦法就是采取實物稅”“農民以租稅形式交出一部分產品，另一部分產品則拿去與社會主義工廠的產品相交換，或者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以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糧食稅的實質是允許周轉自由。“糧食稅是從征收農民全部余糧轉到在工業與農業之間實行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的過渡辦法。”蘇維埃政權要滿足小農經濟，實質上要做好兩件事：一是需要有一定的周轉自由，需要給小私有主一定的經營自由;二是需要供給商品和產品。“只要小農還是小農，就必須保證小農經濟有一定的周轉體系，否則它便不能生存。”這種周轉對于農民從事經營是一種刺激、鼓勵和推動。只要掌握好分寸，不至于破壞無產階級的根基。“在一個交通不便、幅員遼闊、各地氣候懸殊、農業條件不同以及還具有其他種種特點的巨大的農業國家里，地方農業和地方工業在地方范圍內有一定的周轉自由，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關注了列寧對蘇維埃俄國多種所有制并存結構的論述及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分析。列寧指出，在俄國至少有五種不同的經濟體系、結構或經濟制度。從下往上數是：宗法式的經濟、小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和中世紀制、和小生產、和小生產者散漫性聯系著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 列寧說，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在政治上掌握了運輸業和大工業的無產階級“有可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

陳云注意到了列寧對“合作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的比較。前者是一種變相的國家資本主義，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有利。既然糧食稅意味著可以自由出賣剩余品，那就必須竭力設法把資本主義的發展，引上合作制資本主義的軌道。從蘇維埃國家便于統計、監督、管轄，便于和資本家訂立合同關系說來，合作制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相類似，這一商業形式比私人商業更有利，更便于把全體居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從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

陳云還注意到了列寧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兩種形式——租讓制和合作制”的比較。租讓制的基礎是大機器工業;合作制的基礎是小手工業，一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手工業。租讓制在每個單獨的租讓合同中，只關系到一個資本家，或者一個公司，一個辛迪加，一個卡特爾，一個托拉斯;合作制則包括成千上萬、甚至千百萬個小業主。租讓制容許有、甚至預先要求有確切的合同和期限，合作制則不能有十分確切的合同和期限。由租讓制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向另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由小業主合作社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小生產向大生產過渡，是比較復雜的過渡，但其過渡的成功，能包括更廣大的居民群眾，能把舊的關系更為深固地拔掉。租讓制政策施行成功，會使我們獲得為數不多、具有現代先進資本主義水平的大企業，經過幾十年以后，這些企業就會完全歸我們所有。合作制政策實行成功，就會使我們把小經濟發展起來，并使小經濟易于在相當期間內，在自愿結合的基礎上過渡到大生產。

上述列寧的觀點，基本是陳云閱讀時有過劃線的部分。陳云的批劃為我們理解新經濟政策思想勾勒了重點。陳云對新經濟政策的關注點，特別是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戰略思想，事實成為他20世紀70年代中復出工作后，對中國對外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改革開放新時期重要經濟政策的理論淵源。列寧靈活利用資本主義壯大社會主義的觀點和策略，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需要學習和運用的，這也是陳云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思索的成果。

△ 南昌市青云譜福州軍區干部休養管理所八號樓，陳云在這里度過了兩年七個月的時光。

二

注重調查研究和發揮作用

陳云在江西“蹲點”時的馬列學習，不是封閉的，而是緊密結合對現實情況的調查研究。當時陳云的活動范圍很有限，他充分利用有限的條件搞調查研究，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又加深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領悟。

陳云在化工廠“蹲點”兩年多，參加了二三百次廠里各類座談會。他深入各車間觀看工人生產操作，向工人了解情況，接觸到了全廠95%以上的職工。陳云在調查研究中最關注的是工農業生產情況，與他讀書時高度關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一致。廠里的生產計劃會、生產調度會、技術革新討論會，他逢會必到。在熔化班“蹲點”時，陳云十分關注煉鐵的質量。熔化爐煉鐵開爐時間都在晚上，他就晚上趕到車間去看工人出鐵，并在爐旁和工人探討提高煉鐵質量問題。

陳云還積極到“蹲點”地以外的工廠和農村調研。他先后參觀了南昌市的江西氨廠、南昌鋼鐵廠、井岡山汽車制造廠、南昌電纜廠、洪都機械廠(飛機制造廠)，還參觀了南昌市百貨公司和菜市場。陳云每到一地，不僅聽干部匯報，還與群眾交談，實地考察生產情況。在百貨公司參觀時，60多歲的陳云逐個柜臺看商品花色、品種、質量，了解價格情況，還向個別顧客詢問對商品的要求。在菜市場參觀時，他了解了蔬菜運輸、損耗、儲存等情況。陳云說，看了百貨公司和菜市場，就可以知道南昌市場的供應情況。羅家公社是當時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確定的“新農村”典型。陳云前往考察，參觀了公社農科所兩稻一麥“三熟”試驗田和胡家大隊“新農村”。臨別時，陳云對在場的干部群眾說：“毛主席是領導，關鍵還要靠自己干，沒有毛主席、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現在生產要搞好，生產不搞好，群眾生活就提不高，社會主義就是要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這是陳云對學到的馬克思主義唯物歷史觀的公開宣傳。

陳云沒有滿足只到南昌郊區附近考察，他向江西省革委提出，要去考察新渝(今新余市)。新渝當時在江西是個小縣，但境內工礦企業多，鋼鐵工業發達，特別是新渝鋼鐵廠和江西鋼廠生產規模較大，技術和設備先進，產品品種較多。陳云十分關注這兩個廠的生產和工人生活狀況。陳云是新中國成立后，主動要求赴新渝考察的最高級別領導。省革委沒有告訴當時新渝縣委書記接待的人是誰，只是囑咐，這位領導到新渝是了解經濟情況的，他問什么，你們就回答什么，作好記錄。

1971年9月9日，陳云在大女兒陳偉力陪同下，到達新渝火車站。接站的同志一下就認出陳云，激動地急忙上前，緊緊握住陳云的手。陳云非常低調，沒有讓縣委同志匯報和接待，只休息一晚，第二天由縣武裝部副部長陪同，直接趕赴新渝鋼鐵廠的焦化分廠。到后，陳云也沒有進廠部驚動廠領導，直接到離煉焦爐不遠的茅棚，站在那聚精會神地觀看工人出焦。當時新渝鋼鐵廠已有年產60萬噸焦的生產能力，對國家鋼鐵產量和質量的提高起著重要作用。在場的工人都感受到了陳云觀看時的興奮情緒。

9月11日，陳云又從新渝縣城乘車前往江西鋼廠考察。江西鋼廠坐落在距新渝縣城以南22公里處的周宇山區。陳云乘車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顛簸了整整一小時，顧不上休息，直接趕往薄板分廠，開始了馬不停蹄地考察。在薄板分廠，他仔細觀察了加熱爐的操作和爐溫;在絲帶分廠參觀了絲帶生產過程中的每道工序;在七分廠參觀了金工車間的兩米滾齒機和大型龍門刨床，并利用休息時間與工人交談，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在一分廠參觀了電爐煉鋼和澆鋼場;在五分廠參觀了熱穿孔和冷撥生產工藝流程;到三分廠時恰逢車間停產檢修，陳云便在車間轉了一圈，仔細觀察了生產設備。3個多小時內，陳云看了六個分廠，對江西鋼廠有了整體印象。這個廠1965年建成以來，經過幾年苦干，已初具規模，設備先進，廠房高大，陳云看了十分高興。這次對鋼廠考察的每個環節都是陳云自己提出來的，他不顧66歲的高齡，不顧舟車勞頓，分秒必爭，觀察之細致，說活之內行，作風之沉穩，行事之高效，和工人溝通之融洽，使接待的同志倍加贊嘆，留下深刻印象。

從新渝回來后，陳云想繼續了解江西鋼鐵生產方面的情況。經省革委同意，1971年9月15日，他在女兒陳偉力陪同下乘車來到萍鄉市。第二天，他沒有休息，帶著老花鏡扎扎實實地看了一天材料，基本了解了萍鄉的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況。9月17日，陳云來到萍鄉鋼鐵廠考察，深入到高爐生產第一線。與新渝考察不同的是，這次考察陳云較為廣泛地接觸了鋼廠的領導及工人群眾，向他們了解情況，和地方領導深入交談。陳云的樸素、誠懇、坦蕩和親切，使在萍鄉接觸過他的同志都深受感動和教育。

△ 1971年10月，陳云在南昌縣八一公社大昌大隊搞調研，在這里召開座談會。

通過廣泛而有重點的調查研究，陳云親身感受和了解到許多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情況。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及對以往工作問題的深刻反思，陳云堅信，社會主義就是要發展生產力，就是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這是最大的政治。共產黨“一定要讓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穩步前進，要一年更比一年好。只有這樣，老百姓才能覺得共產黨好，覺得共產黨真是為他們的利益著想”。陳云反思以往經濟工作中的問題，就在于沒有從實際出發，而是從主觀愿望出發，搞了高指標，忽視了農業，忽視了群眾生活。陳云在讀《斯大林全集》時，感到蘇聯也有類似問題。他說，毛主席在延安給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主席的成功經歷中貫穿了實事求是精神。我做經濟工作也是這個經驗。只要我們實事求是，事情就能做好。如果我們不實事求是，工作就做不好，開始看起來大家都贊成，但最后可能還是要翻車，實事求是是最硬的，關鍵是事實，我們一定要把真實情況拿到手。

陳云學習產生的思想力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蹲點”廠的工人群眾。“文化大革命”中，工廠批判“唯生產力論”“專家治廠”“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喊得震天響，陳云“蹲點”的化工廠也不例外。陳云輪流到各車間參加班組學習會，每次都是念報紙，千篇一律地講“政治掛帥”，大家都不談生產。陳云在參加了一輪政治學習會后，感到這是個普遍問題。政治與經濟是辯證的統一，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有一次在學習會上，陳云坦率地說，一個工廠只講突出政治，不研究生產，這樣行嗎?要擺正政治與生產的位置。容器車間下料班，在陳云的啟發下，班長主持學習會，大膽聯系車間生產情況，講成績，擺問題，找措施，工人們覺得這樣學習有收獲。陳云聽了工人們的發言高興地說：“這樣的學習會，我百分之百地贊成。”他同工人們一起研究探討下料不浪費材料的問題，告誡工人們樹立節約觀念。陳云語重心長地對工人群眾說：“工廠就是要多研究生產問題，只講革命，不講生產，那我們吃什么呢?”

陳云對當時存在的不實事求是的做法十分反感。他初到南昌時，省革委主任程世清來看他，在交談中，指責陳云過去管經濟沒管好，發展太慢。程世清說江西準備年產六七萬輛汽車，還要把國家現在每年進口的100億斤糧食包下來。陳云問，江西有那么多鋼板嗎?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國家上繳100億斤糧食，剩下的糧食還夠江西老百姓吃的嗎?程世清說江西有辦法解決。陳云沒有繼續再問，因為他知道這是根本做不到的。陳云在馬列著作學習中，堅信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中最基本的觀點。1970年，他對江西工農業生產情況進行一些調查研究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江西工業基礎差，中央是知道的，程世清對江西工業生產水平估計過高;江西農業生產情況比較好，原因是江西人均耕地面積多，雨量比較充足，氣溫比較適宜。為了批評說空話，放空炮，缺乏科學態度的風氣，樹立實事求是的作風和方法，陳云在參加化工廠政治處的一次學習中，專門作了學習《實踐論》的發言，批判經驗主義，強調毛澤東倡導的實踐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唯物辯證法觀點。

△ 陳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容器車間參加班組工人學習會的地方

陳云在化工廠“蹲點”時，專門約談了原管生產的副廠長李赤。當時李赤被下放到車間勞動。化工廠按軍事編制被稱為江西生產建設兵團第28團，李赤在一個連當副連長。陳云問他：“工廠實行軍事建制行不行?好不好?”李赤直言不諱地說：“工廠搞軍事建制不行，更談不上好。”陳云問為什么?李赤說，最大壞處是在實行軍事建制后，把完整的生產車間，改為營、連、排、班的組織形式;把企業管理、規章制度、生產秩序都打亂了，生產指揮系統失靈，造成生產上的混亂狀況。一個工廠企業的好壞，主要是靠科學管理，嚴格規章制度，廣大干部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不是靠命令、壓力和喊口號所能代替的。陳云坦率地說：講得不錯，尤其敢講真話，是個搞生產的行家。企業管理是一門科學，內容包括很多，簡單把軍隊那一套搬到工廠是行不通的，工廠的生產組織，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各個工種要互相配合。工廠就要把生產搞上去，才能改善職工的生活，既要強國，也要富民。陳云的科學態度和見解，使李赤深受鼓舞和教育。

針對當時知識分子受排斥，被稱為“臭老九”的情形，陳云在一次參加化工廠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工子弟學校教師座談會時，用贊揚的口氣說：新中國需要你們這樣的知識分子，鼓勵他們努力而大膽地工作。陳云在跟技術人員握手時，還風趣地把他們的手舉在鼻子下聞聞說：“不臭，不臭啊!”陳云幽默地說：“我看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沒有發現哪一篇文章中說老師是‘臭老九’的啊!”陳云的鼓勵、幽默和風趣，使工廠的技術人員和子弟學校的老師感到溫暖，受到激勵。

陳云實打實地與工人們交心。他在木模二班“蹲點”時，正逢“斗私批修”活動，要求每人在學習會上，反思成長經歷，從8歲講起。陳云以班組普通一員的身份，先后談了4次。他講了自己的身事，講了商務印書館的學徒生活，講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經歷，講了在江西中央蘇區的工作，講了參加紅軍長征，講了張國燾危害革命、毛主席在關鍵時刻挽救革命，講了參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講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工作，特別是第一汽車廠的籌建等。他把功績都歸于黨，歸于毛主席，發自內心擁護毛主席。陳云的真摯和樸實，與工人們心心相印的感情，也感動了工廠的干部和群眾。

△ 1966年8月18日，陳云和毛澤東等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左起：陳云、鄧子恢、朱德、毛澤東、賀龍、葉劍英、徐向前。

三

重視言傳身教和指導子女學習

受陳云讀書生活影響比較大的還有到江西探親的幾個孩子，他們和陳云一起讀書的珍貴回憶，成為了解那段歷史的生動素材。

大女兒陳偉力受父親學習方面的影響最多，她從1971年9月至1972年4月陳云回京，一直在江西照顧父親生活。當時她大學畢業后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工作，無論學習方法，還是對問題的理解，都有一定獨立思考能力。在與父親的相處中，她更注意父親對問題的見解。有一次，她和父親在報紙上看到有關美國建國200周年的報道，就很自然地聊起美國。父親向她談起中國和美國的國情對比：兩國緯度相似，面積相似，但國家自然條件相差很多。美國山很少，大片的平原，可耕地面積非常大;中國可耕地面積相比要少得多，大片的沙漠、荒灘，寸草不生，人也無法居住，還有戈壁灘等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的地方。美國的石油、煤礦資源非常豐富，人口也很少;中國的人口對國家是沉重的負擔，要保證每個人有飯吃，有衣穿，很不容易。陳云還對比了中國和美國的農業和農業生產方式。他說，美國的機械化程度非常高，基本用工業化方式搞農業生產，農民用的種子不需要自己留種、育種，是從種子公司購買的。中國的農業基本上還處在自然經濟狀態。陳偉力驚嘆父親了解那么多美國的情況，對美國與中國情況對比分析得又是這么自然而然，頭頭是道。在學習交談中，陳云還對她提到香港問題，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主要靠出口少量的農產品、工業品換取外匯，購買國家急需的機械設備和藥品，當時香港在我國的國際貿易中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陳云說，即便是到了香港回歸的時候，我們也要保留它的位置，不改變它的性質，因為中國需要外匯，需要國際交流。父親開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深刻教育和影響著子女。

大兒子陳元自幼就愛學習和思考。中學期間因愛看《參考消息》，與陳云在學習上就有過溝通。陳元到江西探親期間，看到父親在《參考消息》上特別劃出一些杠杠，或者圈示標題，便會意這是父親提示他注意看的。在共同閱讀的交談中，有一件事令陳元印象深刻。陳云告訴他，當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主席沃爾克，實際是美國經濟上的總統。陳元當時還不完全理解父親為什么告訴他這個，但此后他關注了此類問題，并認識到了金融在國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陳云思維的客觀獨立性及善于思索的特質，對陳元的成長產生重要影響。陳元回憶說，父親的政治生涯起伏很大，但他始終不停地思索、不斷地概括、不斷地產生新的想法，思想的活躍和對問題研究的追根問底，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對他影響也很大。父親看問題非常客觀，往往從各個國家和不同階段的對比當中，去看事物所處的位置。父親看《斯大林全集》是當歷史看的，閱讀中有一個明確目的，就是了解蘇聯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有哪些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吸收，并將中國的情況與蘇聯作了對比。父親極其關注世界各國的情況，包括美國。美國經濟怎么回事，美國農業怎么搞的，對父親是個專門的課題。他把《美國農業》那本書從頭看到尾，非常感興趣。《世界知識年鑒》及國內各類年鑒，都是些基本情況介紹，很多人覺得枯燥無味，但父親讀得是津津有味。常年累月的積累，使父親眼界極為開闊。陳元感慨地說：“父親是我最好的老師，同他在一起，我最大的收獲就是學到了正確的思想方法。”

△ 1970年12月16日，陳云給在北京郊區當教師的二女兒陳偉華寫信，幫她制訂讀書計劃。

二女兒陳偉華1970年4月去江西探望父親。在與父親相處的20余天里，父親和她談的都是讀書的事情。她和父親一起讀了《共產黨宣言》。江西的房子四面透風，雖已入春，屋里還是很冷，在這樣的環境下，陳云每天讀書都到晚上11點多鐘。父親毫不動搖的信仰，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心態，一心一意把自己融入黨的事業中的思想境界，給二女兒留下了深刻印象。1970年12月8日，偉華給父親寫信，表達了自己學習的愿望。12月14日陳云復信，傳授女兒如何學習，如何讀馬列著作。陳云告訴女兒，“哲學是馬列主義根本中的根本”，“是觀察問題的觀點(唯物論)和觀察解決問題的辦法(辯證法)，隨時隨處都用得到”，但“學習馬列主義、增加革命知識，不能單靠幾篇哲學著作”。陳云叮囑女兒訂一份《參考消息》，了解世界大勢。要看《人民日報》或是《北京日報》，了解中央政策。還要看《中國近代史》，“沒有歷史知識就連毛選也看不懂”。還要讀世界革命史、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傳記，以便于馬列著作的學習。馬列著作很多，要熟讀經典10本至15本。《共產黨宣言》是必須看的，還要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資本論》看不懂，可先看《政治經濟學》，以便了解《資本論》的要點。這封已收入《陳云文集》的珍貴家書，不僅啟迪了陳偉華，也使千千萬萬青年人甚至中年人從中受到教益。

小女兒陳偉蘭1971年春到江西探親，和陳云共同生活兩個多月。陳云讓她多留點時間一起讀書，先從馬克思的著作讀起。陳偉蘭讀的第一篇是《共產黨宣言》，覺得不是很復雜，能讀得懂。陳云又安排她讀《哥達綱領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她逐漸感到吃力，陳云就讓她讀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并告訴她，這篇文章表面是戰略戰術思想，其實是一篇哲學著作，充滿了哲學觀點。陳云又讓她讀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邊讀邊講怎樣在實踐中理解毛主席講的哲學道理。陳云對她說，毛主席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毛主席的高明之處，就是他用哲學思想培養了一代人。哲學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做好事情。陳偉蘭深情回憶說：“和父親一起讀書，第一次在我面前打開了一扇門，這扇門是通向馬列主義的;而且由于他的指引，使我對馬列主義產生了真正的感情。”“在人生道路上指點我的人，父親是第一個，而且應該說是非常大地影響了我整個一生。后來，我有很多機會到中央黨校學習，在各種培訓班學習，每當讀到馬列主義書籍，我都會想起父親帶我讀書的情景，永不能忘。”

小兒子陳方因年齡小，在理論學習方面和父親的溝通沒有姐姐哥哥多，但他牢牢記住了父親教他的、終身獲益的一條學習與觀察問題的方法。陳方回憶說，父親教育我要多讀書、讀報，主動思考文章中提出的問題、觀點，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做出預測。隨著時間的推移，報紙會不斷對某些事件和觀點進行跟蹤，并不斷地報道新的變化。父親要我了解這些過程，同時對照自己當初預測的結果與實際結果相比較有何不同，預測影響事件發展的因素與事實存在的因素有多大差距。找到這些差距后，再糾正、充實，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父親傳授給我的這個思想方法，像是一種活躍、鍛煉思維的腦筋體操，使我在生活、工作中獲益匪淺。”

陳云就像一團溫火，在那個動蕩無序的年代，既不耀眼，也不熄滅，始終溫暖著周圍的人，為他們能夠把握好人生方向照明和引路。在逆境中，陳云沉著冷靜，日復一日，埋頭讀書，在有限的活動范圍內深入一線調查研究，在與普通工人群眾包括子女的接觸中充實精進自己。他立足中國實際，不斷思索與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敏銳觀察國際國內局勢特別是財經方面的變化，為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復出、指導黨和國家全面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也為后人如何學習馬列著作提供了難得的參考和鏡鑒。

（作者：遲愛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來源：《世紀風采》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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