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中國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已超8400萬，占全國職工總數的21%。外賣騎手、直播主播、自由程序員等新職業，正成為就業市場的“穩定器”，但隨之也暴露出勞動權益保障等新難題。面對“制度保障跟不上、技能培訓接不住、治理方式不適應”三大痛點，目前單靠修修補補的政策已難奏效。只有通過“制度破題、能力筑基、服務增效”三位一體的協同治理，才能破解新就業形態面臨的保障難題，助力高質量就業新路徑。

市場特征與社會價值

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在改寫傳統工作模式。平臺經濟通過算法和大數據，催生出三類新型就業關系：一是“算法調度”型就業，如外賣騎手的工作全由平臺算法實時派單，勞動者不再聽命于“上司”，而是遵循代碼指令；二是“流量共生”型就業，像直播主播依賴粉絲打賞生存，與受眾形成“利益共同體”，收入高低直接取決于關注度；三是“云端接單”型就業，如程序員通過網絡平臺承接全球項目，工作地點自由、任務靈活。新技術及其應用催生出的就業新形態正推動就業市場呈現三大趨勢：去雇主化（多數從業者脫離固定單位）、去場所化（勞動空間向線上延伸）、去固定化（多平臺就業成為主流形態）。

新就業形態的社會價值體現在三方面：市場更高效——算法能像“智能調度員”一樣，快速匹配人力、資源，減少中間環節的損耗；就業更靈活——平臺用工如同“即插即用”的插座，隨時吸納勞動力，緩沖經濟波動沖擊；發展更公平——山區農戶通過直播賣貨、偏遠地區設計師在線接單，數字技術打破地域限制，讓更多人共享發展機會。這種變革既激活了個體的創造力，也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力，推動經濟模式從“集中式”向“分布式”升級。

視覺中國

三重治理挑戰

新就業形態對于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擴大就業總量和規模、改變就業市場結構、保障和維護基本民生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新就業形態對我國現有勞動法規體系、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就業管理和監管以及社會發展等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一是制度與權益的矛盾。新就業形態對傳統勞動法律體系提出根本性挑戰。傳統勞動法基于“雇主-雇員”關系，以“從屬性勞動”為核心要件，但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群體身處“平臺-個人-用戶”的三角關系中——既非傳統雇員，又非完全獨立主體，形成法律保護的“無人區”。由于法律保護不足，使得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尤其勞動關系的不穩定影響從業者的積極性和行業的健康發展。

二是技術與人力的矛盾。數字技術發展迅速，而人力資本積累相對緩慢。大部分低技能勞動者缺乏應對技術升級的知識，且受制于平臺的數據控制權，隨時面臨被技術淘汰的風險，進而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和職業發展受限。

三是治理與生態的矛盾。傳統治理體系依賴標準化、周期化的管理工具，與數字就業生態的即時響應需求產生“時差效應”。政策供給滯后導致公共服務不匹配，監管數據碎片化削弱了治理效果。這反映出傳統治理模式難以適應數字生產力的特性。

這三重矛盾構成新就業形態發展的“不可能三角”：當算法不斷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時，制度滯后加劇權益風險，技能斷層威脅發展可持續性，治理失序放大系統性風險。破解困局需以協同治理重構保障體系——通過法律劃定數字時代的權益邊界，依托能力建設打開職業發展空間，借助數字治理提升服務響應精度。

構建“三位一體”保障體系

新就業形態涉及平臺、勞動者及用戶等多方關系，要求保障體系必須兼具制度韌性（應對模糊法律關系）、發展彈性（適應技術快速更迭）和服務柔性（匹配靈活就業特征），形成“法律保底線、能力筑根基、服務提質量”的治理閉環。

制度破題：重塑勞動保障規則

面對傳統勞動法不適配形成的法律保護“無人區”，制度創新的核心在于建立分類治理框架，可依據勞動的從屬性特征，將新就業形態分成三類：一類是從屬性勞動（日均工時≥8小時），應強制適用勞動法，要求平臺承擔五險一金，建立算法透明度審查制度。最高法已通過指導性案例明確，對于存在用工事實、構成支配性勞動管理的，應認定勞動關系。另一類是自治性勞動（日均工時≤4小時），采用“按單計保”模式，開發商業保險覆蓋職業傷害，政府以稅收優惠激勵平臺參與。再一類是中間型勞動（4—8小時），創新“靈活保障賬戶”，由政府、平臺、個人按比例共擔保障支出，實現權益積累可攜帶化。

社會保障體系需同步轉向“任務流關聯”模式。針對新業態收入來源碎片化、流動性強等特點，可建立“接單即繳”制度，平臺按每單交易額的百分比自動劃轉社保費用，提前約定平臺與勞動者承擔比例，政府對積極繳費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同時，可引入數字信用積分體系，將準時率、客戶好評等數據轉化為積分，積分越高，醫保報銷比例和養老金標準越高，實現“多接單多受益”。

算法治理需設立“陽光規則”。要求平臺公開派單邏輯核心參數，建立極端場景熔斷機制，如惡劣天氣自動延長配送時間等，并通過數據確權明確勞動者對行為數據的收益權，如主播打賞收益中應包含“流量分紅”，可防止算法變成“電子監工”，讓技術進步真正惠及勞動者。

能力筑基：構建人力資本升級系統

面對數字經濟時代技術迭代速度快過勞動者技能更新的困境，需構建覆蓋職業全周期的能力升級體系，讓勞動者“學得會、用得上、有奔頭”。

首先，建立技能認證新體系。將零工經濟中的碎片化技能拆解為標準化“技能單元”，例如直播話術設計、即時配送路徑優化等，通過微證書制度實現跨平臺學分積累，勞動者可兌換學歷認證或創業貸款額度，打破“沒學歷難晉升”的困局。

其次，推動產教融合新模式。傳統職業教育與產業需求存在“時間差”，需構建“平臺-院校-企業”協同育人機制。采用“工學交替”模式，將生產場景轉化為教學資源，如快手與職業院校共建直播電商工坊，學員上午在直播間實戰帶貨，下午學習流量運營、合規應答，培訓后可以快速上崗；依托平臺實時用工需求更新課程，如某地快遞爆單時，立即開設“智能分揀設備操作”速成班；引入“數字孿生”技術，用VR模擬高危場景，讓外賣騎手練習安全配送。這種協同育人模式，讓課堂變成真實的“直播間”和“配送站”，切實打破教育與產業的“玻璃墻”。

最后，實施終身學習新保障。技術迭代導致技能“保質期”縮短，為此需建立雙重支持機制，如“技能充電券”：由政府每年向勞動者發放一定額度，用于購買平臺認證的課程，如“AI繪圖工具應用”“無人機維護技術”等；如“再培訓救濟金”：設立專項基金，對因技術淘汰失業的勞動者，提供一定月份的生活補貼和免費技能重修，確保“掉隊者”有機會重返賽道。這種支持機制將技能投資從“個人苦撐”變為“社會共擔”，即由企業通過稅收優惠支持培訓，政府提供資金托底，平臺開放學習資源，形成“能力升級共同體”。

服務增效：創新精準化治理模式

當前，提升公共治理尤其需用數字技術重塑治理方式，讓政策服務像“點外賣”一樣精準觸達。

第一步，積極構建“智能監測網”。通過大數據掌握勞動者收入波動、工作時長等指標，一旦發現某人連續數月收入下降一定百分比，系統自動推送“政策急救包”——包含臨時補貼申領入口、技能重修課程推薦、就近法律援助等信息。同時，運用區塊鏈技術存證工資發放、社保繳納記錄，發生糾紛時，勞動者可一鍵調取不可篡改的電子證據，維權周期可大幅縮短。

第二步，積極打造“三級服務站”。在社區設立“靈活就業服務站”，提供合同范本下載、維權流程指引等基礎服務；在產業園區建設“新職業服務中心”，配備無人機配送等場景，勞動者可沉浸式實訓；在云端搭建“數字人才市場”，勞動者的工作履歷、技能證書經區塊鏈認證后，可跨平臺通用，提升求職匹配效率。這種分層服務如同“醫療分級診療”，讓簡單問題社區解決、專業需求園區滿足、發展訴求云端實現。

第三步，積極組建“治理合伙人”聯盟。政府與平臺企業數據互通，企業共享用工熱力圖，政府據此動態調整培訓資源投放；工會組織在商圈設立“騎手之家”，提供免費充電、飲水服務；保險公司開發“接單即保”產品，勞動者每接一單自動投保意外險；司法部門設立“移動仲裁車”，運用AI調解系統快速處理糾紛。持續推進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市場補充的共治生態。該模式通過責任分解與資源整合，推動公共服務從單向供給轉向系統化響應。

新就業形態的保障困局，本質是工業文明治理體系與數字生產力的碰撞。當法律框架、人力資本、服務體系形成共振，新就業形態才能真正實現從“規模擴張”到“質量躍升”的轉變。這不僅事關8400萬勞動者的權益，更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亟待突破的重要領域。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