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巨鹿路一棟不起眼的石庫門小樓，市值已超三千萬。

它的主人是貝氏家族，一個從明朝藥鋪起家、富過十七代的隱形貴族。

與高調(diào)的榮氏家族不同，貝氏后人如今依然低調(diào)。

貝聿銘的兒子貝建中和貝禮中在美國經(jīng)營建筑事務所，參與紐約、波士頓等地標項目。

其他后人活躍在金融、學術(shù)領域，遍布哈佛、哥大，卻從不炫耀家世。

相比榮氏后人榮智健因中信泰富投資失誤引發(fā)的風波，貝氏家族幾乎沒有負面新聞，穩(wěn)如磐石。

他們的秘密，藏在六百年的傳承中，遠比財富更震撼。

貝氏家族的第十七代后人，延續(xù)了家族的文化與自律。

貝建中和貝禮中繼承了父親貝聿銘的建筑事業(yè)，他們的事務所承接了2023年波士頓藝術(shù)博物館擴建項目，設計中融入了東方園林的曲線美，贏得業(yè)界好評。

其他后人如貝銘中，選擇金融和學術(shù)。

2024年，一位貝氏后人在哈佛商學院發(fā)表了關(guān)于家族信托的論文，引發(fā)關(guān)注。

他們的房產(chǎn)信托在上海依然增值，2022年統(tǒng)計顯示，貝氏名下約900棟物業(yè)，租金年收入超10億元人民幣。

反觀榮氏家族，近代中國“面粉大王”“棉紗大王”的榮宗敬和榮德生。

創(chuàng)立的申新紡織廠曾年賺百萬，榮毅仁更將家族推向巔峰，1980年代創(chuàng)辦中信集團，資產(chǎn)一度達萬億。

但榮氏的高調(diào)也帶來波折。

2008年，榮智健因中信泰富外匯投資虧損156億港元，黯然辭職，家族聲譽受損。

如今，榮明杰、榮明方在中信泰富管理層，但家族影響力已不如當年。

貝氏與榮氏的對比，像是月光與烈陽。

榮氏以實業(yè)救國，捐資抗戰(zhàn)、抗美援朝，高調(diào)慈善名揚四海。

貝氏則深耕教育和文化，鮮有公開報道，卻潤物無聲。

榮氏的財富多集中于上市公司，透明但易受市場波動。

貝氏的財富藏于房產(chǎn)和信托，隱秘而穩(wěn)定。

兩大家族各有千秋，但貝氏的低調(diào)與長壽，更顯貴族的深邃智慧。

貝氏家族的財富令人艷羨，但他們的善舉更令人敬佩。

明代，他們在蘇州設立義學，為貧寒子弟提供免費教育。

清末捐資修建學堂，改善地方教育；民國時期出資興建蘇州圖書館，至今仍是文化地標。

1937年抗戰(zhàn)期間，貝氏耗資80萬銀元修繕蘇州獅子林，不僅保存了明代園林，還為戰(zhàn)亂中的蘇州人提供了精神庇護。

進入現(xiàn)代，貝聿銘夫婦向哈佛大學捐款數(shù)百萬美元，設立“B.P. Foundation”獎學金。

2020年哈佛官網(wǎng)顯示，該基金每年資助約20名中國學生，覆蓋建筑、金融等專業(yè)。

受益者中，有人成為耶魯大學教授，有人回國擔任高校院長。

貝氏的善舉從不張揚，遵循祖訓：“救人，別讓人知道你救了誰。”

2023年，貝氏后人又向蘇州博物館捐資500萬元，用于文物修復，依舊低調(diào)無名。

相比之下，榮氏的慈善更為高調(diào)。

抗戰(zhàn)期間，榮宗敬捐資100萬元支持前線；1950年代，榮毅仁捐款支援抗美援朝。

榮氏的善舉常伴隨媒體報道，影響廣泛，但也讓家族更易受輿論關(guān)注。

貝氏的隱秘慈善，則如涓涓細流，潤澤社會卻不求回報。

貝氏家族的傳奇，始于1522年的蘇州閶門。

一個名叫貝蘭堂的藥商，以誠信和善心立足。

他給窮人賒藥、送藥，贏得了蘇州人的信任。

1535年，他整合藥材種植、加工、銷售，開了三家藥號，利潤翻倍。

貝蘭堂的生意經(jīng)，不僅靠情義，還有遠見。

他買下蘇州城郊大片土地，奠定了家族財富的根基。

到了清末，貝氏已是江南豪族。

1860年，家族名下藥鋪達20家，土地數(shù)百畝。

他們從不賣假藥，價格公道，口碑成了無形資產(chǎn)。

貝蘭堂的后人將善心延續(xù)，1870年蘇州鬧瘟疫，貝氏免費發(fā)放藥材，救活數(shù)百人。

這種“以善為本”的理念，讓貝氏在商界站穩(wěn)腳跟，也為后來的轉(zhuǎn)型埋下伏筆。

清末民初，貝氏家族迎來關(guān)鍵轉(zhuǎn)折。

第十三代后人將產(chǎn)業(yè)一分為二：貝理泰進軍金融，貝潤生深耕地產(chǎn)。

1897年，貝理泰創(chuàng)辦“上海銀行”，提出“一塊大洋也能開戶”，吸引了大量普通儲戶。

1900年，上海銀行存款突破500萬元，三成資金來自蘇州藥鋪的周轉(zhuǎn)金。

貝理泰因此成為金融界大佬，1910年將分行開到香港、新加坡。

貝潤生則看準上海的地價紅利。

1890年代，他從市郊囤地，蓋小樓收租，再建公寓高價賣出。

1920年，貝潤生名下房產(chǎn)達932棟，租金年收入約200萬元，足夠養(yǎng)活五代人。

他還斥資修繕獅子林，1925年完工后，園林成為蘇州的文化名片。

貝潤生的理念是：“財富是工具，文化是根。”這份遠見，讓貝氏從富戶升格為貴族。

貝氏的文化傳承，在貝聿銘身上綻放光芒。

1917年，貝聿銘生于廣州，兒時在蘇州獅子林長大。

假山流水、雕花窗欞，成了他最早的審美啟蒙。

1935年，他赴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哈佛學習建筑，1940年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

貝聿銘從不盲從西方，他將東方意蘊融入設計，1960年代的香山飯店、1980年代的香港中銀大廈、1989年的盧浮宮玻璃金字塔，每一件作品都是中西文化的對話。

1989年，盧浮宮金字塔項目引發(fā)爭議，法國媒體批評他“破壞傳統(tǒng)”。

貝聿銘頂住壓力，親自修改設計，融入幾何美學，最終贏得全球贊譽。

2004年，他設計的蘇州博物館開館，曲徑通幽的布局被譽為“現(xiàn)代園林”。

貝聿銘說：“我的靈感，來自蘇州的園子。”

這份文化自信，讓他成為“現(xiàn)代主義建筑的最后大師”。

貝聿銘的成功，離不開家庭的支持。

他的繼母蔣士云是巴黎留學生，精通英法語，鼓勵他出國深造。

妻子盧愛玲來自顯赫華人家族，1942年與他結(jié)婚，陪他走過戰(zhàn)亂與流亡。

盧愛玲獨自撫養(yǎng)四個孩子，讓貝聿銘專注事業(yè)。

1990年代，盧愛玲患病，貝聿銘推掉所有項目，陪伴她走完最后時光。

貝建中回憶：“母親是父親的港灣，她讓我們學會尊重父親的夢想。”

貝聿銘的四個孩子繼承了家族傳統(tǒng)，名字帶“中”字，提醒他們不忘根源。

貝建中和貝禮中活躍在建筑界，貝銘中專注于金融，家族事業(yè)后繼有人。

貝氏為何能富過十七代？答案在他們的頂層設計。

民國時期，家族立下三條鐵律：18歲前子孫無權(quán)繼承財產(chǎn)，僅領學習補助。

上不了頂尖大學，無權(quán)碰核心資產(chǎn)；必須回國服務三年，否則無權(quán)動用家族資源。

這些規(guī)矩寫進族譜，違者被族老會否決。

每五年，貝氏舉辦內(nèi)部考試，內(nèi)容涵蓋歷史、金融、哲學，2020年考試新增了全球經(jīng)濟模塊，難度堪比公務員考試。

考不過者，股權(quán)收益被扣除。這種嚴苛體系，確保了貝氏子孫的自律。

2024年，一位貝氏后人在哥大商學院演講，提到：“家族不給我錢，只給我規(guī)則。這讓我學會靠自己。”

貝氏家族極少卷入風波，但并非毫無爭議。

1989年，貝聿銘的盧浮宮金字塔設計曾被法國媒體圍攻，指責其“褻瀆文化”。

他以作品回應，1993年項目完工后，巴黎市長親自頒發(fā)榮譽勛章。

2010年代，貝氏的上海房產(chǎn)信托引發(fā)小范圍質(zhì)疑，有人認為其“隱形財富”缺乏透明度。

2015年，貝氏后人公開部分信托收益用途，80%用于教育和公益，爭議隨之平息。

相比榮氏的榮智健投資失誤，貝氏的風波微不足道。

他們從不控股上市公司，族譜不外傳，財富藏于信托，穩(wěn)如磐石。

貝氏家族的六百年傳奇，讓我重新定義了“貴族”。

他們不是靠炫富或權(quán)勢，而是用文化、自律、責任書寫歷史。

與榮氏的高調(diào)實業(yè)相比，貝氏的低調(diào)傳承更顯智慧。

他們的鐵律、家訓、善舉，像是為后人鋪好的路，告訴他們：財富是工具，能力是根本。

我尤其敬佩貝氏的教育情懷。

從義學到哈佛獎學金，他們用行動證明，貴族的意義在于回饋社會。

但他們的低調(diào)有時過于神秘，財富與影響力的透明度若能更高，或許能激勵更多人。

貝氏的家族傳承，是中國歷史的一抹亮色，提醒我們：真正的傳奇，不在光芒四射，而在根深蒂固。

從蘇州藥鋪到上海石庫門，從獅子林到盧浮宮，貝氏家族用六百年書寫了一部貴族史詩。

他們與榮氏的對比，映照出兩種傳奇：一個高調(diào)如烈陽，一個低調(diào)如月光。

貝氏的財富、文化、傳承，像地底的老樹根，穿越時代，依然生機勃勃。

他們的家族傳承告訴我們：貴族的真諦，不在于擁有多少，而在于留下什么。

編輯：小腦袋

【信息來源】

澎湃新聞2025-4-8 2024-1-4

新華社媒體2019-11-22

界面新聞2019-5-19

中國僑網(wǎng)201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