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圖片按介紹順序排列）

富曉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人類學博士，研究方向包括醫學人類學、男同研究等[圖源：騰訊] ；

Lei Zhang，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醫學院高級講師，醫學博士[圖源：Monash University]；

Eric P．F．Chow，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生[圖源：HK-PolyU]；

馬鐵成，沈陽愛之助健康咨詢服務中心主任。（圖片暫缺）

男男性服務群體的性、性網絡、艾滋風險：以東北地區為例

摘 要

男男性服務者是近些年來地下性產業中的新興群體，其在性身份認同、服務分層、組織類別等方面呈現出比女性性服務者更為復雜的生存樣態。同時，艾滋病在男男性接觸群體的迅猛傳播，也使男男性服務者成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點干預對象。文章采用參與觀察、個案深入訪談和專題小組討論的定性研究方法，對我國東北地區男男性服務網絡進行調研和分析，對商業性網絡的隱秘特征和運行機制、男男性服務者的多元性存在狀態進行文化闡釋，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不同性取向群體、不同場所、不同服務種類的艾滋病風險因素并給予社會科學的干預建議。

1 引言

所謂男男性服務者，即向男性提供有償性服務的男性；也有一種較為通俗的說法為“Money Boys”(簡稱MB)，即索要金錢的男孩。根據對了解男同性戀圈層變遷情況的、60歲以上的男同性戀者的訪談，筆者了解到1990年代中后期，商業性的男男性服務在我國北京、天津、沈陽、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出現，自2000年后發展起來。隨著男男性傳播的比率在歷年艾滋病報告病例中的逐年增長，學界對于這一男男性接觸群體中的特殊人群開始逐漸關注。在從國內“中國知網”、“萬方”、“維普”數據庫和國外的“PubMed”、“Embase”數據庫檢索到的37篇文獻來看，針對男男性服務者的研究始于2004年，數量十分有限(37篇)并且多出自醫學科學界，關注的主題針對性傳播疾病的臨床治療、流行病學的監測和分析、知識態度行為調查、心理健康狀況分析、疾病預防和干預等醫學實踐(陶曉燕等，2004；蔡于茂等，2008；曹寧校等，2009)。

從社會科學角度關注國內這一群體的經驗研究少之又少，并且極其有限的研究多來自海外學者。吳存存的研究發現，男男性服務活動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晚明時期就已出現專門以陪酒唱曲，通過提供同性性服務來謀生的“小唱”(吳存存，1996)。到了清代，男男性服務者開始與飾演旦角的男性伶人相聯，并在乾隆中后期形成固定稱呼——“相公”或“像姑”并沿用至民國初年。清中晚期的文人雅士中盛行品伶、制譜、狎優和蓄童之風，潘光旦、吳存存、康文慶等學者對于“相公”及其組織化形態“私寓”、墨客與男旦之間的浪漫情懷均有詳盡的論述(潘光旦，2006；吳存存，2008；Kang Wenqing，2009)。社會學家Travis Kong和Lorretta Ho則將視角放在當代中國城鄉流動背景下，研究男男性服務者的身份認同以及他們如何在同性戀社群小環境和社會轉型大環境中求得生存。Travis Kong從社會流動的角度說明，男男性服務者以身體作為資本不僅可以最快速度獲得城市公民身份以及相匹配的經濟收入，此外性服務情境中牽涉的性愉悅、自我尊重、自由度等方面需要擴展挖掘(Travis Kong，2011)。Loretta Ho認為男男性服務者是改革開放背景下，同性戀群體活動空間中出現的一種新形式的性身份。圍繞這一新身份產生的性的買賣、全球移民和中國人口流動對于同性性產業的影響是亟待深入研究的問題(Loretta Ho，2010)。相較于以上社會結構的宏觀關注，同性戀內部圈層的微觀互動頗耐人尋味。男男性服務者的“素質”(quality)問題，是鳳毛麟角的國內外研究的關鍵詞匯。他們的“低素質”顯然與其未商業化之前利用男同性戀者的感情騙取金錢的行為有關，據此行為牽涉到城市男同性戀者為主的顧客和大部分來自農村的性服務者之間的城鄉差別，從而固化農村“污染”城市，農村性服務者“攪亂”城市同志圈層的負面印象，強化了同性戀群體內部對男男性服務者的雙重歧視(Lisa Rofel，1999；Loretta Ho，2010；Travis Kong，2011)。曾凱和王曙光從性服務者在性實踐中的體位意義呼應了“素質”的結構性含義。他們發現，男男性服務者與臨時或固定性伴的商業性行為中采取“被插入角色”，這是由他們社會經濟的弱勢地位決定的，即階層與權力建構了他們的性別角色(曾凱、王曙光，2011)。而方剛有關性別氣質的研究發現，男男性服務者扮演主動角色是保護男性角色不受威脅的一種方式。出于同樣的考慮，他們也為女性顧客提供服務或購買女性的性服務，旨在證明自身的男性氣概(方剛，2008)。上述視角構成了目前社會科學對于國內男男性服務群體的主要認識，由此可以看到本土學界的相關研究尚屬空白。極為重要的社會科學視角的缺乏也體現在健康視野下男男性服務群體的研究中，尤其是這一人群的來源、取向、種類、身份、組織、流動、情感、心理等方面亟待研究，這既是深入了解這一特殊群體生活的基點，又是根據這一人群的實際需要開展疾病預防與干預工作的起點。

本文希望了解這一地下群體性服務網絡的文化特點，在此基礎上探析男男性服務群體的性與性別狀態，并發現在這一群體迅疾蔓延的艾滋病的有關風險行為。筆者自2008年7月開始男男性服務產業的研究，調研地點在沈陽，這里不僅是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郵電樞紐，同時也是國內男男性服務者的重要聚集地和流出地。在歷時兩年、累計3個月的參與觀察中，筆者采用個案深入訪談和專題小組討論的研究方法調研了25名男男性服務者(18～42歲)和5名娛樂場所老板。筆者重點探討男男性服務者、娛樂場所老板和男同性戀顧客組成的性服務網絡及其在不同商業空間(娛樂場所、城市公共空間)中的運作機制。同時，筆者根據以往的經驗研究嘗試將男男性服務者和女性性服務者進行跨文化比較。這一是緣于從事同一“職業”的不同取向；二是與受眾相對了解的女性性服務者進行比較，男男性服務者錯綜復雜的生存狀態更加凸現；三是社會性別視角的商機借用、穿插和融入將更顯張力。

2 基于娛樂場所的性服務網絡的文化特點

沈陽的男男性服務場所主要有三類：家庭式會所、同性戀浴池和同性戀酒吧。筆者的調查顯示，和異性戀話語中女性性服務者為男性顧客提供商業性服務不同，男男性服務者從入行伊始就被劃分為兩個文化范疇：異性戀男性和同性戀男性。不同文化范疇決定了男男性服務者、娛樂場所老板和顧客的不同關系，從而形成不同的性網絡。

圖為深圳一家同性戀酒吧。[圖源：travelgay.com]

2.1入行方式

異性戀男性多數通過媒體務工廣告(如報紙上刊登招收男公關、浴池按摩技師等)和中介公司介紹入行。 2009年前在沈陽火車站附近有兩家聯絡賣淫的中介公司，幫助外地來沈務工人員介紹工作。這兩家公司和其他50多家普通的中介公司素有聯系，所以當后者遇上有興趣從事性服務行業的男子或是中介公司覺得他們有資質可做男公關的，就會將他們轉介到招聘男公關的中介公司，再由公司轉介給娛樂場所老板。

中介介紹會直說(是從事男男性服務)，會告訴對方能掙錢，來錢快又多，讓對方考慮是否從事這個行業。但是前提是對方必須有好的形象，中介會把第一關，否則干脆出不了臺。原來和我有聯系的中介公司還有七八家，現在有時候中介也給我電話介紹男公關(Z老板，2008)。

還有一種途徑就是在一般服務性場所中工作的異性戀男子會巧遇執著的同性戀客人，因為抗拒不了對方給予的金錢誘惑，抱著嘗試和賺錢的心理和客人發生有償性行為，從而慢慢走入這個行業。無論以哪種方式入行，異性戀服務者與同性戀顧客多要先進行感情溝通，比如說“我想人家對我這么好，我也不能欠人家的”，“我感覺他人不錯”，以至于需要用違背自己性取向的行為進行回報，這也成為克服男男發生性行為障礙的心理基礎。

同性戀男性入行相對來說直截了當，主要是圈子內部的熟人網絡引導，體現為生活圈中的同性情侶或同性朋友是做男男性服務行業的，在他們的直接影響下幫帶入行。這種情況入行的個案在筆者調查的群體中占有很大比例。

我來沈陽，找了幾個工作都不合適，后來碰到一個圈里人，說某某同性戀浴池招服務員，每月能開1000多元。我就去應聘，試干了一天一宿，感覺行就在那工作，干了四個多月……像同性戀浴池招技師(男男性服務者在浴池中的稱呼)，一般都是熟人介紹，比如我是技師，我有朋友也干這行的，技師和技師之間介紹，只要我介紹來的朋友在這呆一禮拜能做大活(出臺)，店里就能給我這個介紹人100元提成(WC，2008)。

這種通過“熟人”介紹入行的男男性服務者和內陸型女性性服務者有相似之處，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文化角度來看，女性性服務者和男性嫖客被裹挾在異性戀話語中，而男男性服務者和男同性戀嫖客也秉持著同性之好，這保持了買賣雙方文化上的一致性；(2)從引路人來說，女性性服務者多是由初級生活圈中的人幫帶入行，細說其中的關系，又可分出同鄉、近親和遠親，還有熟人、同學、朋友等(富曉星，2006)。男男性服務者則是依靠同性戀活動圈子中的朋友引薦。這個圈子從某種角度來說，不啻是同性戀人群的初級生活圈，因為他們在這個隱匿社會生活的時候，這些朋友就是熟人網絡，通過他們提供圈內的種種信息和資源，從而組織這個世界的生活和工作。娛樂場所老板也更青睞這種渠道進來的性服務者，知根知底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3)私密性。女性性服務者的私密性體現在對父母和他人隱瞞其工作信息，在此“職業”的組織和流動過程中秘密行動；而在“柜中”的男男性服務者，首先在性取向上就要保持“私密性”，而其工作性質是“柜中之柜”，已然是私密中的私密。

在男男性服務者群體的異性戀群體中卻呈現了不同的樣態。首先從文化角度來看，買賣雙方性偏好不同，性交和諧程度和交易能否順利達成有待商榷；其次從入行信息和方式來看，這一部分人群多是外地到沈務工的流動人口。他們多通過媒體廣告和中介公司得知工作性質，信息具有公開性和分散性；如果愿意嘗試這種工作且相貌滿足要求，就可以正式進入職業角色。這和一般的務工渠道別無二致，也似乎欠缺私密性。筆者通過訪談四川成都的同性戀個案也了解到，成都娛樂場所的老板會直接到勞務市場“提貨”，會主動和樣貌不錯的小伙子搭話，問他們想不想找工作，以一種半公開的形式招募和勸導異性戀男子入行；相形之下，媒體廣告和中介公司介紹卻比較少。無論是以哪種方式，總有一部分異性戀男子通過這種公開的招募形式走入這個“異文化”的行業，而促使他們鼓起勇氣，做出有悖原有價值觀和倫理觀嘗試的根本原因在于金錢的誘惑，而接續下來的工作是讓他們淺嘗輒止還是深陷其中就是下面我們即將討論的問題。

2.2娛樂場所的管理

如果按收費角度來說，家庭式會所、同性戀浴池和同性戀酒吧屬于滿足不同類別客人需要的同一消費層次的娛樂場所。但在性服務者外形、場所管理等指標方面卻又拉開檔次，家庭式會所以其性服務者容貌俊朗、管理嚴格、私密性更強而略勝一籌。

2.2.1家庭式會所——“類家庭式”管理和擬親關系

所謂家庭式會所，顧名思義，就是男男性服務經營者自己購買或租住民宅，和雇用的男男性服務者共同生活和工作，在內部管理和對外服務上都營造出家庭氛圍。根據訪談，筆者了解到2000～2010年在沈陽出現的家庭式會所累計有50余家。它們大多隱蔽在居民樓當中，從外表來看和一般住家沒有太大區別。從空間設置來看，一般是男男性服務者住一間；老板住一間；接待客人一至兩間；還有一間起居室用于公共娛樂活動，比如打麻將、打撲克之類。家庭式會所中的性服務者多則十幾個，少則7～8個。老板往往和性服務者吃住在一起，彼此均以“X媽”(指老板，也有叫“媽媽桑”)和“孩子”稱呼，這種“擬親”似的稱謂和關系讓人倍感親切。

圖為家庭式會所在網絡投放的廣告，通常使用“男模”、“技師”等代稱。（圖片僅為示意，圖中人像進行了模糊處理。）

場所老板作為“一家之長”，對男男性服務者有很強的操控能力。首先，老板掌握著客人的來源。老板是男男性服務者接觸顧客的唯一渠道，也就是他們賣性謀生的唯一來源。老板根據多年經驗，了解自己手頭的客人類型，并且會盡量根據顧客的審美、感覺、性娛樂的需求來尋找適合的性服務者，并幫助打理性交易過程中出現的任何問題，用老板自己的話說就是“管孩子，操心”。

有些孩子比較直、比較有個性，有些客人好喝點酒，事比較多比較啰嗦，按孩子個性做到一半做不了，就想下鐘換人，這時候就得換一個比較隨和應變能力強的孩子去陪客人。這樣的沖突是經常發生的。比如昨天來了個北京客人，孩子是直男(異性戀)玩到半道做不了，客人很生氣，我就出來調節，客人和我還是比較熟，哄哄也就處理了。掙錢很難，很不容易(X老板，2008)。

對于初入行的異性戀性服務者，老板會給予格外關照：安排專人演示幫助他們調整和適應，叮囑他們在性交易中多使用潤滑劑。而對于不懂事不聽話的性服務者，老板在收入提成上會克扣他們更多。家庭式會所、同性戀浴池和同性戀酒吧屬同一消費類別，一個“大活”(插入式性行為)都是200元，老板和性服務者五五分成。相形之下，娛樂場所老板從女性性服務者的收入提成是20%～30%左右，可見男男性服務被盤剝得更為嚴重。

其次，老板對男男性服務者實行封閉式管理，塑造相對“單純”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雖然性服務者在下班之后可以隨便出去游玩，但是老板極為忌諱并且明令禁止性服務者和顧客單線聯系，因為這將極大影響他本人的收益。有的會所還明確規定：性服務者不許打架、不許私下喝酒、不許私自外出、不許私下接客、不許偷竊，同時做出做飯、衛生等分工和值班的規定。正因為相對“單純”的環境和“高質”的孩子，“家庭式”也就更適應那些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需要給自己的性欲求嚴格保密，不愿意產生情感糾葛的顧客。

2.2.2同性戀浴池——“公司式”管理

同性戀浴池是同性戀活動和交往的專屬空間，因此光顧浴池的顧客都是圈中人。從1998年第一家同性戀浴池開業至今，沈陽先后出現8家同性戀浴池。浴池屬公司式管理，有嚴格的工作分區和職責規定，且獎懲制度分明。與家庭式會所中“孩子”的稱呼不同，浴池中多將男男性服務者稱為“技師”，即他們以按摩、保健等工作職責面對顧客，然而最終目的是提供性服務。一般的服務程序是，客人洗澡休息后，部門經理會令現有技師一字排開請客人挑選，然后被選中的技師進房間開始提供服務。客人有的是來做大活，也有的是只想按摩或者推油，這個時候能否把握住“情境”就要看技師的本領了。如果技師嘴甜技巧好，能誘使客人做大活就可使價格從百元以內的保健服務提升至200元一次的性服務。如果做大活超過40分鐘，價格會翻一番。和家庭式會所一樣，技師和浴池管理者也是五五分成。

冬天和春天是東北地區同性戀浴池的經營旺季，做大活的人數和比例很高。到了夏天，由于氣溫適宜，很多性交易活動可以在戶外進行。因此，為防止技師和顧客私自聯系，浴池也建立了完備的請假制度。以AL浴池為例，如果性服務者在當班時間請假出去買東西或吃飯，管理者只給20分鐘時間；如超出20分鐘就必須像做大活一樣下單子，浴池要提成100元，這種制度的實行有效地杜絕了技師干私活的可能性，加強了管理效度和浴池收益。

2.3網絡空間：男男性服務場所的“蛛網式”結構

筆者在調研內陸型女性性服務者的過程中發現，無論是在大城市中的高級會所，中小城市中遍布整個街區的冠冕堂皇的“粉紅色”發廊，還是高速公路旁的路邊店、大車店、農家店，或是在中緬、中越等邊境服務區和貿易區的賓館和按摩房，女性性服務者的身影并不難覓，而且意欲買春者暗示性的話語往往會被心領神會地引領至目的地，女性性服務者隨處可見似乎已是公眾心照不宣的事實。而與之相對應的男男性服務卻要隱秘得多，如果沒有熟人介紹很難找到娛樂場所。筆者在田野工作中發現，到場所消費的客人、男男性服務者和場所老板在你來我往的交易中，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個緊密的地下商業網絡。它的基本構成要素如下：

2.3.1商業網絡的“點”和“線”

性交易網絡中的點特指建筑物中封閉的男男性服務場所，包括上述的三類場所。這些男男性服務場所遍布全國，多集中在人口流動頻繁的大中城市，如沈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深圳等。不同場所的老板不僅在本市之間彼此知曉，最關鍵的是不同地域的老板已經形成了一種常態聯系，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同業網絡。用文化持有者的話來說，這些點好似資源中心，要用的時候就拿出來用。既然是網絡，除卻有“點”之外，還需要把“點”編織起來的線。

串“點兒”的是雙股線：一股是伴隨著男男性服務者的流動穿針引線；而另一股則是依靠同性戀客人的流動而夯實合作，利益共享。

線1，男男性服務者的流動：沈陽是東北三省的經濟和交通中心，是東北三省人口集中的流入地。同時，經沈陽而往其他國內大城市的人口流動非常頻繁，男男性服務者也是流動大軍中的一員。男男性服務場所作為“新興”的特殊行業，并未像女性性服務場所那樣遍地開花，而是多集中在大城市中。在全國男男性服務從業者中，來自東北的小伙子由于身材高大，體格健碩頗受歡迎，尤其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場所中更有優勢，因此沈陽這個北方大都市成為全國男男性服務者的聚集地和主要輸出地之一。男男性服務者多是從省內中小城市流入到省會城市(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地)，同時有一部分人群從省會城市再輾轉到沈陽，沈陽男男性服務場所的老板在招募到東北性服務者之后往往先主推他們在沈陽出臺，然后再以介紹、推薦、互換等形式，將他們輸送給有聯系的其他大城市的會所老板，如天津、北京、南京、廣州、深圳直至香港。隨著時間的累計和合作的深入，不同城市的會所老板彼此建立起牢固持久的信任關系，進而通過掌握的客人資源而達到利益共享。

線2，同性戀客人的流動：男男性服務的終端歸根結底是同性戀圈中人，也是老板紐帶連接的最重要的一環。同性戀客人經常藉由到外地出差或旅游的機會去當地嘗嘗鮮。但問題一是外地客人初來乍到，不熟悉當地情況；再者由于這一行業的隱秘和安全，不可能如打聽、尋找女性性服務場所的外顯符號(如粉紅色的曖昧裝潢，公眾都知道的場所一條街等)那樣按圖索驥，所以客人往往會給自己居住地熟識的老板或者其他朋友聯系，請他們幫忙介紹當地的男男性服務場所。這時老板會利用自己的人際網絡幫助聯系當地熟識又可靠的老板提供服務，促成生意的達成。

比方說你從外地過來了，你認識我，然后你對沈陽不熟啊，我就介紹一下沈陽這幾家場所的情況，誰家好，什么價格什么情況，如果你覺得哪家好，我就幫忙說下唄。或者是你怎么去找他，或者是提誰。你要是一個陌生人去了，人家肯定不能接待你(Z媽媽，2008)。

客人是一個網絡，都是圈子里的，全國各地都有。比如深圳和上海的客人到沈陽找孩子，通過媽媽桑介紹，很容易地就能聯系到沈陽的會所(X媽媽，2009)。

2.3.2男男性產業的“蛛網式”結構

沈陽作為東北男男性服務者群體的最大集散地，其“戰略”位置不可小覷。這是因為在這一產業鏈條中，最重要的是“貨源”的挖掘。在同性戀圈中，沈陽男男性服務行業起步較早，很多老板都是在此行業摸爬滾打過十余年的“老”人，他們社會交往面寬，人際資源多，往往具備找到“貨源”的豐富經驗和暢通渠道。而東北男男性服務者在內地甚至香港都很走俏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從沈陽開始的這一特殊產業鏈也就有了存在和持續發展的商業空間。

調查發現，在沈陽資歷較深的老板群體在入行之初很多都是“合伙人”的關系，往往是資歷淺的給資歷深的做助手，一個幫帶一個；后來涉及利益分配等原因開始“單飛”獨立經營或者另覓合作伙伴，而隨著老板群體的逐漸擴大，那些有經驗、有貨源的老板也備受外地男男性服務行業投資者的青睞，邀請他們到外地男男性服務場所進行管理。而這些老板的最大社會資本是手中都有“貨源”，一個老板可以帶走一批人，而通過和原來業緣網絡中老板的聯系，還可以打招呼繼續輸送。

由此可以看出，從沈陽的娛樂場所老板群體可以拉出一條線，這條線的兩個端點，如X和Y是不同地域的娛樂場所，X和Y的連接又通過三種方式：A.X和Y的老板屬于熟人關系，具體如原來的合作伙伴關系，通過異地流動的性服務者介紹認識等；B.通過男男性服務者有計劃的往外輸送和向內回流；C.客人南來北往的流動，通過客人口口相傳和老板的相互介紹而擴大顧客群規模。場所中的男男性服務就好比是蜘蛛結網，在從一個支點到另一個支點的過程中——本地場所和異地場所建立聯系，需要來來回回粘幾條絲——男男性服務者和客人往復幾次的流動，從而把它做成一條結實的粗線——通過數次合作，彼此建立信任關系。接著在這條粗線的基礎上，再架設第二條、第三條乃至第N條線——即和不同地域的場所建立固定聯系和合作。而在每一個支點——即大城市中的場所，如在遼寧省2010年的情況是只有沈陽、大連有男子會所，而大城市周邊的省內中小城市，如丹東、營口等如需要男男商業性服務的話，也多會和沈陽、大連的老板聯系派遣男男性服務者到周邊城市進行服務再折返。因此，再以支點為中心會形成一個省內地緣的性服務半徑。如果進行一個簡單而又形象的總結，即在全國范圍內，不同地域的性服務場所如同蛛網上的點、線連接；而在每一個點上，又形成以點為中心，通過性服務編織的自內向外的螺旋線(無性服務點、無場所的城市)，而螺旋線的邊界多是省內或者鄰近的周邊省份等。

3 基于城市公共空間的性服務網絡的特點

區別于建筑實體中的家庭式會所、浴池和酒吧，一部分男男性服務者活躍在開放的城市公共空間中。在沈陽，男男性服務者主要的活動空間包括公園、廣場等。此外，與會所、浴池和酒吧中的男男性服務者的稱呼不同，圈中人把在城市公共空間中活動的這些人統稱為“散賣”的。散賣的含義，區別于性服務者在會所中接受“類家長式”管理，在浴池中接受“公司化”管理；他們沒有過多的人身約束和責任履行，也無需進行利益的分配，完全是自我管理、自負盈虧。通俗地講，他們就是男男性服務者群體中的“個體戶”。

3.1“散賣”的男男性服務者——“男裝”群體

公園是男同性戀群體的傳統活動場所，最初只是圈內人交友、休閑的場所。從1990年代中葉開始，這些地方出現了年輕的性服務者并擴展至沈陽城區的各大公園。同場所中異性戀和同性戀性服務者均有的情況不同，在公共空間“散賣”的性服務者基本上都是同性戀，年齡在20～30歲之間，多來自省內的農村地區。他們提供服務的對象也多是在公共空間游蕩的年紀稍長的男同性戀人群，其中沈陽本地人占大多數。

從商業性服務的價格來看，“散賣”要比場所中的價格低很多。一般做大活是50～100元，小活(手淫、口交等)20～30元。價格的低廉直接取決于客人的收入水平和性交易的發生地。一般到公園閑逛的同性戀者很多沒有工作，到公園來就是休息和解悶，比如聚在一起聊天，坐在長廊上打打撲克什么的。而性服務者一般會零散地坐著等待客人，如有意愿的互相之間就會多瞅兩眼，然后停留下來打招呼，比如問你什么時候到這來的啊?你是哪里人啊?一般10分鐘就可以切入主題談價錢，談好之后就會在樹叢中提供性服務。如以收入進行分層的話，在公共空間中單打獨斗的性服務者屬于這一亞群的最底層。

3.2 “散賣”的男男性服務者——“易裝”群體

從2007年開始，一種新型賣淫群體出現在男同性戀群體經常活動的城市公園，即一些男男性服務者戴上假發，涂上濃妝，穿上女裝，假扮成女性性服務者在夜間兜攬生意。易裝群體收入好的一天可賺300～400元，不好的也有80～100元。可觀的收入令這一群體的規模迅速擴大，從2007年的3～4個擴展到2008年的30余個，這反映出這一新興行業的勃勃商機和趨之若鶩。易裝性交易的地理范圍也從最初的NH公園、BY公園擴展至FX廣場。有趣的是，這些地點都選擇在性交易“基礎”較好的地方，而這個基礎都是女性性服務者打下的。如BY公園是女性性服務者的老據點，在沈陽火車站活動的女性性服務者于1980時代就轉移到這里，緣于這里閑人多生意好做。FX廣場也是在很早以前就有女性性服務者站街，最關鍵的是現在FX廣場閑逛的農民工較多，因為附近有一個規模較大的農民工市場。易裝性服務者和女性性服務者也形成了競爭關系，顧客會在同等價格下對不同性服務者的外貌和氣質進行比較。在BY公園站街的女性性服務者多為下崗女工，都是鮮有姿色的中年婦女。而易裝性服務者本就喜歡并擅長女性化打扮，再加之追求時尚和注重保養，從年齡、身材、樣貌、裝扮、氣質等諸方面比女性性服務者略勝一籌。這一獲得性的“身體資本”在夜色掩映下的性消費市場就更為走俏。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George Chauncey在他的著作Gay New York中研究了1920s紐約較為開放的同性戀文化，易裝為”The Fairy”（童話仙女）進行性交易的男同性戀群體便是書中一項典型的案例研究。有趣的是，當時與易裝男同性戀進行性交易的男性并不被視為同性戀，而被看作是“正常”男性。[圖片源自書中插圖]

外地農民工構成了易裝性交易的主要顧客群體。在性交易活動中，性服務者通過一系列的表演技巧博得了顧客的歡欣，比如女性性征的大膽營造、女性聲音的模仿、女性矜持姿態的呈現等，令顧客沉浸在這錢花得值的滿足狀態，很多顧客全然不覺自己發生的是男男性行為。這也是這種性交易與其他跨性別，如“變性”或部分“變性”的性服務者進行的性交易的最大不同之處。如果以客位的視角觀察這個產銷鏈，商業和性別成為兩個相互關聯的主題。我們發現，消費發生在女性形象的層面上，而無涉于形象產生的本質性主體——究竟是女性身體還是男性身體；相反地，易裝性服務者對于女性形象和氣質的表演構成了顧客對于消費行為的想象。由此，在這種特殊的性交易活動中，性別本身被建構成一種機械化的商品。性別本質上已然不在于肉體，而在于語言、姿態、裝束和其他表演性的外在行為。

4 關于男男性服務者多元性存在狀態的討論

做MB不是長久之計，不應該把這個當成一份職業來做。 做MB來錢容易，去得也快，做久了，就無法安心做其他的工作了。 我向男友保證，我肯定不會把這個事當職業，如果我爸知道我錢是這樣來的，他肯定就氣死了。 我還要好好上班，規規矩矩得掙錢(XF，2008)。 我感覺做這個也挺好，遇到帥哥，還能賺錢，要不像網上419(一夜情)不要錢，那不白玩了嗎。 我做這行有職業道德，不管帥不帥都得要錢(XS，2009)。

筆者在調研女性性服務者的過程中聽到的入行原因大多是家庭困難，需要用錢解決燃眉之急。相對來說，男男性服務者要坦白得多，賺錢容易又不累是筆者訪談得到的較為一致的說法。這樣一種特殊的賺錢途徑出現在1990年代，這個時代也正是中國社會發生快速轉型的階段。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社會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作為在傳統的城市市民和農村居民之間出現的第三極——農民工群體，其本質在于其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體，是一個新的身份群體(李強，2004)。耐人尋味的是，社會學研究中經常提及的城市經濟發展、城市改善生活對于農民工群體的“拉”力卻和不平等的國家制度和政策，以及基層市民排斥農民工的行為扭成“推”力，從而形成另一維度上的鮮明比照。那么，新身份群體中最為活躍的年輕人懷揣著夢想到城市打拼，卻因為客觀存在的不公正的待遇，主位感知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不適應而很難融入城市生活，由此產生的迷茫和失落感在以城市同齡人為參照時更為凸現。如何短、頻、快地掙錢而且掙更多的錢，在解決謀生問題的同時彌補與城市人的社會距離成為擺在年輕農民工群體面前的問題。來錢容易的男男性交易成為少數農民工群體在城市進行初次和二次職業流動過程中，解決這一問題的選擇，此則為社會結構角度的解釋。

同時我們看到，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于物質的過度追求，或者說過于注重經濟發展速度，卻忽略了與經濟發展應該匹配的價值建設。換句話說，國家的主導基調是希望用物質富足彌補既往政治運動帶給個人的創傷，撲滅民眾的現時政治熱情，填補毛時代后的價值真空，認為有錢就能解決一切問題。那么在原有意識形態對于道德和價值的控制力減弱后，我們發現新的道德規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誰能主導就能形成的。它需要從社會成員的共有經驗中抽象出來并且得到大部分人認同，顯然這種重建速度已然不能與經濟增長速度相匹配。那么在這樣一種“閾限”階段，我們看到普世性的道德越來越少。現代人講求多元化存在，這在城市社會尤為突出。從某種角度來說，個體就是邊界，個人事務和別人無關。哪怕是最簡單的作為第一人稱代詞的“我們”，在商品社會中已然喪失其特定的集體性含義，轉而變得模糊不清，人們難以在這二者之間建立聯系，此即當今中國存在的現狀(劉新，2005)。這也從某種程度意味著社會不是已經建立的集團或實體，而有待重新組成。這從某種程度為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跨性別等多元取向的群體入行，并且一個幫帶一個，成為愈演愈烈的社會現象，提供了價值層面的解釋。

多元化的城市必然容納城市生活的多元感知，必然允許城市經歷的差異敘述。筆者將視角稍稍擴展至男男性服務有限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們不能否認從事男男性服務可幫助一些同性戀者逃離封閉的農村和家庭，確認自己的取向和欲望，找到自我表達的方式，實現向上流動的夢想(Travis Kong，2011)；也不能否認一些異性戀者將步入男男性產業視為快速印鈔機，或是完成日后更大事業的資本積累，抑或是對于社會不平等的酷玩諷刺；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否認主流話語對于男男性交易這一社會現象的撻伐，即使我們身處在一個功利年代——這從某種程度意味著只要有能賺錢、多賺錢的市場和捷徑，哪怕是違背原有道德和倫理也在所不惜。同時，從沈陽的經驗研究來看，易裝性服務者的性別表演并非是既有研究中引用的Butler意義上的性別表演，即性別可以說是一種行為：它可以分裂、自我諧擬、自我批評，也可以經由夸張的方式暴露其自然化的過程(Judith Butler，2006)。Butler認為，性別就是一種表演。她不把性別和性取向看成是固定的本質而只是必須被重復表演才能穩固下來的幻覺。也就是說，主體不是先在的，而是先有行為后有主體，而這更加凸現了性別的不確定性并質疑了性別的真實性。筆者描述的易裝性交易現象雖與性別表演理論描述的有相似之處，然而它們的目的完全不同。易裝性服務者的性別表演并未具有酷兒挑戰異性戀霸權的話語和力量，而是為了生存，或者是賺錢的便捷途徑而偶然開發的謀生技巧。男同性戀群體中的部分人有易裝喜好和行為，這儼然成為他們的文化資本并逢時轉化成了商業力量。這樣一種實用的策略和邏輯無形中解構了所有外來理論的套用。

在上述以市場為指導的情境下我們發現一個走向，性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成為影響男男性服務者從業的一個重要變量，相形之下性取向、性欲望、性愉悅等變量排在其后。也就是說，通過身體獲取經濟利益這一目的大于男男性服務者通過從業獲得同性戀身份的自我認同；大于渴望何種類型、何種層次的性活動；大于在同性性行為中是否獲得快感等多重因素的考量。筆者訪談的LL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在就讀期間他成績優秀而且還是學生干部。LL對筆者說：“我好朋友缺錢，在外地做過一段MB。以后我沒錢了，我也會這樣做。”他平靜的語氣讓筆者頗感意外，這也折射出在以經濟主導的情境下，當今年輕人的價值觀和傳統道德觀背離的狀態。同時在多元的價值取向面前，我們需要辨析的是報道人不同的敘述方式，以及由此他們對于自身性服務經歷的建構。換言之，我們需要了解性服務者希望別人如何理解他們的經歷，是為了快速賺錢，還是尋求身份認同，抑或是享受愉悅，這需要另辟命題進行更為細致和更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多樣化的情境下，我們目前抓得住的、看得見的也許就是上文提到的職業倫理了。

5 男男性服務者的艾滋病風險行為及預防干預策略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艾滋病在男男性接觸群體中的感染率從2001年的1.5%增至2009年的5.3%(Chow EP等，2011)。正如本文開頭所述，艾滋病在男男性接觸群體中的迅猛增長，使得男男性服務者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目前性服務者群體中的艾滋病感染率約為5.9%，這和男男性接觸群體相似。

男男性服務者已然不是歐美國家的艾滋病高危行為人群，他們擁有比男男性接觸者更多的預防知識和安全行為，男男性接觸者才是艾滋病干預的重點對象。而我國目前的情況是，商業性服務的提供和組織首先是違法犯罪行為，加之男男性服務者由于在社會公眾視野以及同性戀圈層中遭遇的雙重歧視，他們的活動更加隱蔽，疾控部門更難獲取他們的情況及提供相應服務。有限的經驗研究發現，這一群體擁有高危行為，艾滋病感染率高。沈陽愛之助健康咨詢服務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2011年5～6月，其在男男性服務場所中檢測性服務者71人，發現HIV陽性8人。強隱蔽性加之群體內部取向、受教育程度、組織、與客人互動的復雜性使得國家艾滋病干預工作在這一人群中舉步維艱。

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公共衛生力量占據主導地位的防治項目僅僅從行為層次進行干預，在對行為背后的社會文化原因分析、人群及其風險層次的細分等方面并未找到有效方法，社會科學視角的參與為全面理解艾滋病流行的動力提供了可能。基于上述分析的不同空間設置中的性服務網絡特點，不同類型的男男性服務者面臨不同的艾滋病風險。筆者調研的4家娛樂場所中，異性戀性服務者的人數大于50%；他們因其更為濃厚的男性氣質而備受同性戀顧客的歡迎。在性交易過程中，異性戀性服務者多處于被動地接受方；這除卻順應顧客“玩”的要求外，從主位視角來看這種體位便于他們入行伊始，從心理和生理上適應同性性行為方式。然而，肛交行為中的接受方較之主動方更具感染艾滋病的危險，并且這種健康危險將波及至異性戀性服務者的女性性伴。同時，在娛樂場所中，低齡的性服務者缺乏健康知識和自我保護意識，更易受到顧客誘導而發生高危性行為。此外，在目前一些艾滋病防治項目的干預下，部分娛樂場所老板接受防艾宣傳并勸服客人在性交易過程中使用安全套。然而，有些顧客疏于防范，在與兩個或多個性服務者同時發生性行為的時候只使用一個安全套，這也提請艾滋病防治的努力需在微觀層面上進行探究和落實。

在公園、廣場活動的性服務者無論從衛生條件、健康知識知曉還是安全套使用率上遠遠不及娛樂場所的性服務者。并且，由于這一群體流動性強，相關組織很難觸及他們并給予系統的外展干預服務。易裝性服務者的情況更加令人堪憂。2009年的調研發現，沈陽34名易裝性服務者中自述已經確認HIV陽性的就有4人。筆者對其中3個艾滋病感染者進行訪談，了解到他們在為農民工群體提供性服務時基本不使用安全套；這實則加速了疾病從高危行為群體向一般群體的傳播，并隨著農民工的異地流動和季節性返鄉而蔓延至不同的地理區域。

社會科學從社會文化視角關注人性，不僅為了解這一邊緣人群的生活狀態、降低污名和歧視方面提供理論關懷，并且可使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脆弱群體中打開關懷通道，與醫學科學聯手在對加強和改善這一人群健康意識和狀況的層面提供應用性建議。比如將不同性網絡中的“關鍵人物”整合至艾滋病預防和干預實踐中將發揮事半功倍的效用：娛樂場所老板因其靈活的穿梭能力和良好的人際關系，可在協調性服務者和顧客的安全性行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時，相關機構和組織可以適當獎勵(如贈與安全套和潤滑劑等)調動老板定期開展針對性服務者尤其是新入行者的健康知識培訓。在公園和廣場，某些易裝性服務者由于技巧不夠純熟而被客人識破男人身份，如被客人摸到了胡子或是發現了男性生殖器等。在客人生氣、索要嫖款的情況下，較早從事這一行業、經驗豐富的“前輩”就會出來幫助解決難題。這實則為在最難接觸的亞群中開展防艾干預提供了啟發。這些頗有威望的“前輩”可被發展成同伴教育員，在性服務者流動過程中隨時提供健康咨詢，從而提高這一高危行為人群的安全套使用率。此外，近些年來蓬勃發展的同性戀草根組織也可被調動起來開展艾滋病預防宣教活動。男男性服務者受教育程度低，普遍缺乏健康知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同性戀草根組織可利用其在社群活動的優勢為他們發放健康宣教材料、提供優惠的性病診療服務，從而促使男男性服務者的知識、態度和行為改變。同時，通過以沈陽為基點遍布全國的商業性網絡，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同性戀草根組織也可建立聯系并整合民間力量，根據性服務者的流動路線和特點設計將流出地和流入地有效連接的艾滋病干預策略。

6 結論

男男商業性服務的出現與發展需要置于中國社會變遷的情境下進行全面理解。這一特殊的賺錢途徑出現在1990年代，正是中國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社會發生快速轉型的階段；這一階段國家與社會的主導基調是希望用物質富足來填補價值真空，由此我們看到原有意識形態下的主流道德觀在“一切向‘錢’看”的潮流中出現松動和異化，控制力減弱。一個解釋性的出口是，“性”成為承載商業利益的重要載體吸引多元人群的加入，應時而生的男男性產業不僅呈現同性戀性別身份的資本運作，還將異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性服務者裹挾其中。我們基于男男性服務群體中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異性戀超過半數的觀察，增添了社會不平等維度的解釋，即在城鄉流動背景下，來到城市的農村青年從事這一行業可以最快速度在收入上彌補與城市同齡人的社會距離，盡管違背原有的道德和倫理，盡管向家鄉的父母隱瞞真實的職業信息。在微觀層面上，作為人力資本的性的重要運作超越了性身份、性欲望、性愉悅的意義。本文并未過多涉及的男男性服務者對于自身性服務經歷的敘述，實則啟發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對于他們的合理化解釋進行深入細致的剖析，以透視敘述建構自我及自我與社會的關系的張力。總之，男男性交易作為愈演愈盛的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需要我們在宏觀的社會轉型、道德和價值的異化與重建，以及微觀的關于身份、欲望、夢想的個人敘述方面進行綜合考量。

與可見的、相對松散的、大范圍存在的女性性服務者不同，男男性交易活動始終在被隱秘組織并構成了復雜的遍布全國的商業網絡。這個網絡空間編織細密，有嚴格的限制條件：(1)具有空間排他性，“蛛網式”結構首先僅限于大城市，其次是城市建筑空間中的娛樂場所。(2)網絡中的每個支點都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場所中的男男性服務者更具“職業”道德，如不偷盜、技術佳等。(3)男男性服務者在邊緣化的男同性戀群體中處于更加邊緣的位置，并且針對特定的少數顧客提供服務，更具私密性。商業性網絡不啻是性與性別文化表述與再生產的場域。在性別權力層面，娛樂場所老板通過“類家庭式”和“公司式”管理完成性資本系統的權力生產，異性戀性服務者在性交易中的被動體位彰顯了性關系中的權力對比。性服務者、老板和顧客在性關系的協調過程中重新生產了不平等的性別身份。在性別氣質層面，性服務者凸現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受到追捧。除卻娛樂場所中更受歡迎的具有男子氣的異性戀性服務者，城市公共空間中易裝性服務者較之女性性服務者更為嫵媚的女性氣質耐人尋味。他們的性別操演實踐表明，與性別相連的形象和氣質在商業空間中已然成為消費的對象，性別主體反倒被虛置了。

作為艾滋病易感人群的男男性服務者近些年來引起國家和地方疾控系統的關注，然而占據主導地位的公共衛生、流行病學話語注重整體行為層次的“量”的掌握，卻缺乏風險行為的細分以及背后原因和主體意義的“質”的闡釋。社會科學首先關注性和性別社會文化建構的機制，這不啻提供了一個充滿意義的情境，以便全面地理解男男性服務者面對艾滋病的脆弱性；由此提出的防艾干預策略，是建立在深入了解人群組織、交往和需求基礎上的。策略的制定和實施也要根據國家政策、社會變革而不斷調整。自2010年以來，很多娛樂場所由于“嚴打”而被查封和關閉，男男性服務者全面走入地下，性交易活動也從傳統的熟人網絡轉向通過隱秘快捷、成本很低的互聯網開展；這實則為在這一人群繼續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戰，如何運用新的理論和方法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了解他們的生存和變化，這是社會科學直面的新問題和使命所在。

*本文原載于《人口研究》2012年第4期，為閱讀及排版便利，本文省略了注釋，敬請有需要的讀者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