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鴉片貿易史也是中國人的苦難史。從嚴禁到弛禁，再到自種自食，是一個逐漸喪失主權、喪失利益，也喪失自尊、喪失自信的過程。但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鴉片市場卻是中國人在19世紀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碩果”僅存的一個領域，因為鴉片從完全進口到自給自足，乃至后來能夠大量出口，僅僅經過了幾十年的時間，幾乎就把外國鴉片擠出了中國市場。這至少說明兩點，其一，中國人在近代市場競爭中不是不能取勝的；其二，在鴉片市場競爭中取勝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了國內消費市場，中國的國內市場實在是太龐大了，以至于任何中國產品如果忽視國內市場，幾乎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當然，這個市場非常特殊，它實際上是以自己的邪惡來戰勝別人的邪惡，或者說是在用慢性自殺的方式來取得這場商戰的勝利，帶有強烈的悲劇色彩。

本文轉自《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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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英《南京條約》，有人這樣評論：中國人是“在安危之間而不是在是非之間選擇了一條道路” 。此話可謂一言中的。中英兩國因鴉片問題而開戰，但最后在條約中卻對鴉片問題“視而不見”，表面上看非常奇特，其實是心照不宣，各懷鬼胎。

清政府之所以長時間對鴉片持不禁不弛的態度，是因為希望英國不要再動用武力，以避免危及自己的統治；英國政府之所以在鴉片戰爭后長時間不急于強迫清政府接受鴉片鴉片貿易合法化的要求，是因為清政府的賠償已經實際承認禁煙銷煙是錯誤的，而且基本默認了鴉片貿易的合法化，沒有必要再寫進具體條文。邪惡戰勝正義，強權侮辱真理，在鴉片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然而，在利潤和所謂自由貿易高于一切的市場規則中，尤其在19世紀先發近代化國家急于開拓國際市場的大背景下，這一切又是那么地自然而然。

因為在那個時代，舊的道德理念正在被突破和拋棄，新的理念（其實，即使當代國際關系新理念，也是以實力作為后盾的）正在形成過程之中，因此只有強權者有話語權，誰有實力誰制定規則。19世紀的全球化是在少數國家強權主導下的全球化，其采用的手段是，能靠廉價商品取勝的地方就利用通商貿易占領別人的市場，不能用市場法則取勝的地方就用槍炮去直接占領。

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19世紀的中國人為什么既未在鴉片貿易問題上躲過災難，又未在茶葉貿易問題上抓住機會，看似偶然，其實必然。

第一次鴉片戰爭

關于鴉片，中國人最初曾基于道德層面的考慮，天真地力勸英國人不要從事此類危及中國人健康的骯臟生意，根本沒有意識到鴉片貿易對英國的重要性，不知道鴉片貿易是英國維持匯兌順差的重要手段，而只有靠著這種順差，英國人“才能得到從中國輸往西方市場數量不斷增加的茶和絲的支付手段” 。恐怕很久以后中國人才理解了這一點。盡管英國國內自始至終不乏譴責鴉片貿易的正義聲音，比如鴉片戰爭剛開始時，一些正直善良的英國人士便紛紛向下院遞交情愿書，抗議向中國傾銷鴉片。僅在1840年2月至8月短短半年時間里，遞至下院的請愿書就有一百五十多份，要求在印度禁止種植罌粟和制造鴉片，禁止英印商人走私鴉片，停止對中國的戰爭等。但這種正義的聲音在當時并未壓倒鴉片販子的叫囂，更未改變英國的國策。只是到了20世紀初期，鴉片對英國已經不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時候，這正義的聲音才真正發揮作用并付諸實施，可是至此，鴉片已經毒害中國人一個多世紀了。中國人常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在鴉片問題上，中國人正是因為“不知彼”才處處被動挨打，及至泛濫不可收拾。

關于茶葉，中國人僅憑直覺知道英國人的生活中已經離不開茶葉，但不知為何突然有如此大的需求。有的中國人甚至荒唐地認為，英國人因為吃的都是肉和奶制品，不喝茶就無法生存。在這里，表面上看是中國人對英國的生活習俗不了解，而實質上與昧于鴉片對英國的重要性一樣，反映了中國人對周圍世界的無知，尤其是對西方近代化過程并由此而引起的消費變化的無知。實際上，此時的英國（包括此前的荷蘭等國）因為生產方式的轉變以及同東方貿易的大發展而引發了消費需求的變化，有人稱之為“消費革命”，一個突出表現是茶葉代替酒類并成為人們最為歡迎的飲料。根據常理，這應該是中國產業發展的絕好機會，可惜當時中國人的想法非常簡單而樸素，認為反正茶葉只有中國才有，無論價格多高，質量多差，英國都必須購買，因而很少注意改進技術和提高質量。這導致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越來越差，后來終于被印度茶葉超過，失去了茶葉霸主地位，這種結果影響至今。

19世紀的鴉片貿易史也是中國人的苦難史。從嚴禁到弛禁，再到自種自食，是一個逐漸喪失主權、喪失利益，也喪失自尊、喪失自信的過程。但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鴉片市場卻是中國人在19世紀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碩果”僅存的一個領域，因為鴉片從完全進口到自給自足，乃至后來能夠大量出口，僅僅經過了幾十年的時間，幾乎就把外國鴉片擠出了中國市場。這至少說明兩點，其一，中國人在近代市場競爭中不是不能取勝的；其二，在鴉片市場競爭中取勝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了國內消費市場，中國的國內市場實在是太龐大了，以至于任何中國產品如果忽視國內市場，幾乎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當然，這個市場非常特殊，它實際上是以自己的邪惡來戰勝別人的邪惡，或者說是在用慢性自殺的方式來取得這場商戰的勝利，帶有強烈的悲劇色彩。

喝下午茶的英國人

茶葉市場則迥然不同，在這個本來應該取勝的市場，我們卻被別人打得落花流水。原因也非常簡單，一方面，印度、錫蘭茶葉的種植和加工完全是近代化生產經營方式，生產技術和管理方式先進，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而產生的；另一方面，中國茶葉生產和加工完全是前近代的傳統經營模式，根本沒有近代市場的概念，生產方式落后，更談不上什么管理。這一點同在戰場上拿長矛大刀與人家的軍艦大炮相拼，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情形。

與生絲相比，中國茶業現代化的步伐要遲緩沉重得多。但從歷史上看，中國茶業的現代化并非沒有機會。在中國首先使用機器加工茶葉的，是俄國商人在漢口設立的磚茶工廠，其目的是為了擺脫山西商人的牽掣，以控制中國茶葉向俄羅斯的出口。1860年代后，俄商在鄂南茶區開辦了順豐（1863年）、新泰（1866年）、阜昌（1874年）等8個磚茶廠，開始時用手工方式壓制磚茶。1874年后，俄商開始將順豐、新泰、阜昌三個磚茶廠相繼搬遷至漢口，在濱江外國租界一帶建造起高大廠房，改用機器生產。1890年代中期，俄商在漢口的磚茶廠共擁有磚茶壓機15架，茶餅壓機7架。此間，英美商人也在各地設立茶廠，俄商還在九江、福州等地設立磚茶廠。外國茶葉加工技術的引進以及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敗退，曾引起張之洞、劉坤一等一些開明人士的注意，他們也呼吁引進外國制茶機器進行新法生產，以與印度、錫蘭茶葉競爭。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集款八萬金，置機制茶已肇端倪”，廠址即選定在茶鄉羊樓峒；兩江總督劉坤一“曾飭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購置四具（碾壓機器），每架九百金”。然而這些“均系一隅試辦，無裨大局”， 要么試而未辦，要么紙上談兵。也有民間人士開始探尋用現代手段加工茶葉，但難度更大。總的來說，以機器進行茶葉加工，在近代中國民族企業中是十分少見的，而且鮮有成功者。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茶葉加工業仍基本維持原來的傳統，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甚至在某些已經采用了機器加工的地方，竟然也相繼放棄新技術和新機器，再次恢復到原來的傳統手工操作方式上去。

中國茶業近代化的艱難可以見證中國走向近代化的痛苦歷程。傳統的小農經濟固然是19世紀后期中國茶業落后的基本原因，但清政府的不作為甚至反作為也有極大關系。如果說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慘敗是昧于世界大勢尚可諒解的話，那么半個世紀以后又慘敗于東瀛小國日本則是絕對不可以原諒了，因為這次慘敗使中國人僅有的一點自信心都蕩然無存了。當時英國駐上海領事哲美森評論說：

在中國的編年史上，1895年必定是難忘的一年，因為一場戰爭是在這一年結束的，而這場戰爭暴露了現有政府體制絕對的無能和不稱職，它如果不是向中國本身，卻已向全世界證實了，如果中國要想取得一點進步就非得進行徹底的改革不可。

正如評論中所說的，將清政府稱為一個無能和不稱職的政府是再恰當不過的。

哲美森還批評說，“北京政府或省政府從來沒有試圖編制過象預算之類的東西”；又說：“中國是一個擁有巨大的潛在財富但已實現的財富卻甚少的國家?！?/strong> 駐上海總領事韓能也批評說：“除了中國之外，任何國家都不會布滿這樣的烏云。中國政府竟然對國內制造品課征一種比與之開展競爭的進口制成品的關稅還要高的貨物稅，這似乎是難以置信的事?！北热绮枞~，18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的茶葉貿易一直在衰落，“那些最熟悉茶葉貿易的人們認為茶葉所繳納的出口稅和厘金稅之重，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他還預言，除非中國政府采取某種行動糾正現行過重稅收，中國對歐美的茶葉出口貿易不久就會完全終止。此預言不幸而被言中。當然，減輕稅收不一定就能挽救中國茶業，但至少可以減緩中國茶業的頹勢。

政府和官員作為與不作為是大不一樣的，此可以鴉片禁令為例。19世紀后期，清政府曾經有過多次禁煙行動，但成效甚微，唯獨山西地方禁煙曾有起色，這是因為山西地方官員認真負責，執法嚴厲。光緒四年（1878），值山西大旱，百姓生計艱難，山西巡撫曾國荃認為這是禁煙的良機，因而下令嚴禁種植罌粟，違者土地全部充公，地方官執行不嚴者予以懲處，執行得力者給予獎勵。

光緒九年（1883）張之洞繼任山西巡撫后，繼續執行嚴禁政策，并將執法環節作為重點，“查晉省罌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于官吏之視為利源，圖收畝稅。祛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觀” 。次年，張之洞奏稿中稱“通省多少牽算，已禁除十分之八” ，情況基本屬實。如果能推而廣之，各地都能認真執行禁煙法令，中央政府也能給予大力支持的話，19世紀的鴉片毒害或許不至于如此泛濫。但清政府對世界發展大勢的無知以及絕大部分官員的不作為，終未能制止鴉片泛濫，更未能阻止19世紀中國的危機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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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早期，甚至直到19世紀，商業在中外關系中的作用超過任何一個其他生產部門。郝延平認為，關于19世紀中國的經濟史研究，學術界致力于工業企業特別是輪船、礦山、棉紡織制造業、鐵路和軍事工業的研究較多，“商業部分基本上被忽視了” 。這個說法盡管有些絕對，但指出在19世紀經濟史研究中，學者對19世紀的商業尤其對19世紀的中西貿易比較忽視還是正確的。他認為學術界忽視19世紀中國商業研究，部分答案可在認識中國同西方關系的方式中找到。因為許多人都認為，中西貿易曾是19世紀中國“開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一旦中國實際上被“開放”，其歷史意義便消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們普遍主張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工業而不是商業。但實際情況是：

中西貿易在鴉片戰爭后中國同西方的關系方面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且這一貿易無論是為了它自身的理由，還是作為工業化的一個跳板，都顯著地增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在19世紀中國，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是商業，而不是工業。在商業階段，商業企業更是主要的，從投資的份額、雇傭的人數、價值的增加以及收入的分配來看，商業活動支配著工業企業，這是顯而易見的。近代經濟部門中，最大份額的利潤不是來自制造業，而是來自貿易和金融業。在貿易中，最大部分的貨物不是從工業獲得，而是從傳統部門（農業和手工業）中獲得。

這個結論是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中國近代工業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洋務運動才開始，且成效甚微。

關于鴉片戰爭的性質，學術界大體有文化戰爭論、通商戰爭論和鴉片戰爭論三種意見。實際上這三種意見并不存在對錯的問題，各自都有理由自圓其說，只是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我認為，研究鴉片戰爭的性質必須從當時的歷史實際出發，關注鴉片戰爭爆發的背景，不能將戰爭性質無限延伸和擴展。比較而言，通商戰爭論更有說服力，因為19世紀初中西交往的內容主要限于商業貿易，矛盾亦由此而引起。鴉片戰爭論其實可歸入通商戰爭論，而文化戰爭論顯然是進一步的延伸。

從18世紀開始，西方國家在遠東地區的擴張主要表現為貿易擴張。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繼而是英國。西方國家在向中國進行貿易滲透時，遭到了清政府的有力抵制，清政府采取傳統的貿易管理體制即廣州制度來應對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商業擴張。在一個較長時間內，西方國家對此幾乎無可奈何，因為他們在武力上不足以使中國屈服，他們的商品在中國市場上也毫無競爭力。但是這種傳統貿易管理體制在限制西方商人向中國內地滲透的同時，更限制了中國商人的活動，一方面它使行商服從于官府，成為官府的奴仆，另一方面使中國私商沒有正常渠道從事對外貿易，助長了走私販私：

清朝的這一制度成功地防止歐洲人滲入中國內地，將普通的中國私商排除在對外貿易之外，表面上也保持了中華帝國“尊嚴”，通過關稅和對行商的勒索，掠奪了對外貿易的大部份利潤，從而使中國商人階層不能因對外貿易的發展而成長。而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商人在廣州制度下則能以合理的價格得到中國商品，滿足西方市場日益增長的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并毫無風險地獲得巨大利潤，盡管他們對廣州制度仍有諸多抱怨。只有中國商人是廣州制度的唯一犧牲品。普通的中國私商被排除在對外貿易之外，絕大部分參與對外貿易的行商也因官府的壓榨和歐人的剝削而破產。

十三行

這個論述非?？陀^，是關于廣州制度最為精當的評價。而此前相關的研究多強調廣州制度對外商的限制，而忽視其對中國商人的限制。“在英國人眼中，‘公行’制度是一種榨取制度。行商榨取了對外貿易中的全部利益，又向中國的官吏賄以重金，以取得這一特權?！?實際情況并非完全如此，不然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么自廣州制度形成以來先后存在的34家行商，到1840年只剩下了潘、伍兩家！廣州制度不僅使傳統官商難以生存，而且阻礙了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使中國在對外關系方面更加閉塞。然而，政治的強制力畢竟是有限度的，經濟的力量最終會突破這個限制。廣州制度表面上至鴉片戰爭時才告解體，但實際上此前它的作用已經非常有限。尤其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貿易結束后，隨著港腳貿易的發展，廣州制度已經名存實亡。與此同時，更多的中國私商參與到中外貿易中來，而且其作用越來越明顯。因此，無論從內部還是從外部來分析，廣州制度都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了。這其中最大的推動因素就是商業，尤其是海外貿易的擴展，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制度發生根本改變。

廣州制度的廢除是中國傳統外交和外貿方式改變的第一步。在這一歷史的巨變之中，鴉片當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直接的作用，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其背后的推動力量——貿易。“在中國人看來，仗是為了鴉片問題而打的；但是對于英國商人來說，問題不這樣簡單。照孖地臣看來，‘這次戰爭的基本問題’是‘在中國進行對外貿易的未來方式’。” 這一推動力量貫穿19世紀，既讓中國人吃夠了苦頭，又使中國人逐漸認識了以前所知甚少的外部世界。正是在同外國的貿易中，中國人逐步認識到了差距，并使社會發生了些許進步。以茶葉出口為例，在19世紀后期印度、錫蘭茶葉出口額超過中國后，許多中國人開始思考中國茶業落后的原因，并試圖找出解決的辦法：

過去的茶季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小事，即有一架滾軋機在溫州進行了試用，它毫無疑問地表明，如果使用新式方法來加工的話，最普通的中國茶葉也是能夠取得驚人改進的……看來中國政府終于認識到中國的茶葉貿易正在迅速丟失的事實，因而已有跡象表明它將會作出一些讓步，以鼓勵采取改進茶葉生產的措施。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人從商業貿易中學習并總結出經驗教訓和付諸實踐的有限實例之一。只可惜中國政府僅僅“有跡象”而已，絕大多數時候并不付諸實踐，更沒有將其納為一種國策。

有學者對19世紀中國商業的發展變化評價相當高，認為其可與唐宋“商業革命”相媲美，不僅步伐更快，而且導致了許多方面都與傳統中國相當不同的經濟狀況。具體表現為，形成了以中西貿易為基礎的混合體制；沿海的中國商人比前幾個世紀受到的政府控制要少得多；中西商業資本主義范圍大，步伐快；近代中國沿海商人將他們的大部分財富投資于工商企業，而不是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大肆揮霍。19世紀的中外貿易擴展，影響加深，對社會的推動作用也非常大，但是否能稱之為“商業革命”，則有待商榷。因為19世紀中國的商業貿易并沒有最終導致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它觸動了舊的秩序，卻沒有引致新的秩序，更沒有使中國擺脫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