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權力和地位——哈佛與特朗普政府之爭

2025年初特朗普當選后，隨即對美國高校展開一系列行動，隨著時間步入4月中旬，特朗普和以哈佛為首的高校之間的對抗愈演愈烈。據澎湃新聞4月15日的報道，特朗普政府4月11日向哈佛大學提出多項整改要求，包括遏制所謂的“反猶主義”和終止與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下稱DEI）相關的多個項目。14日，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回應稱，該校不會放棄其獨立性或其憲法權利。加伯表示：“任何政府——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不應規定私立大學可以教授什么課程、可以招收和聘用哪些學生，以及可以從事哪些研究和探究領域。”作為回應，特朗普政府宣布凍結向哈佛大學提供的22億美元撥款和價值6000萬美元的合同。

自特朗普開始向高等教育界施壓，要求大學符合政府的政治優先事項以來，多所大學都受到壓力。特朗普政府的一位官員稱，政府已凍結對康奈爾大學的逾10億美元聯邦資金，以及對西北大學的7.9億美元資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在內的知名院校，目前已有超過100億美元的聯邦資金被撤回、暫停或正在接受審查。特朗普已誓言要對那些被其視為自由主義溫床的大學采取行動。

在政府向哈佛發去的郵件中，三位聯邦官員寫道，哈佛“未能履行那些支撐聯邦投資的智識與民權方面的責任”。政府要求削弱哈佛教師在校內的權力，并要求該校實行“基于成績或才能”的招生與招聘政策。特朗普政府還希望審查學校的數據，并對“國際學生的招募、篩選與錄取”過程進行改革。

政府還堅持要求哈佛對“觀點多元性”進行審查，立刻關閉所有與DEI相關的項目，并引入外部人員去審查“那些最容易引發反猶太騷擾或已被意識形態俘獲的項目與院系”。政府還要求哈佛“至少到2028年底”定期提交報告（接近特朗普計劃離任的時間）以證明哈佛是否正在按要求執行相關變革。

而哈佛的公開拒絕是最為公開和直接的一次反抗。哈佛的領導層認為，政府提出的方案對這所擁有388年歷史的大學的獨立性和使命構成了嚴重威脅。哈佛擁有與華盛頓對抗所需的強大財政和政治資源。與此同時，大學領導人目睹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遭遇：盡管該校已經妥協，特朗普政府仍持續加碼施壓。

特朗普與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高校的對抗可以追溯至2024年遍布全美的聲援巴勒斯坦活動。據公眾號“返樸”，“特朗普自1月上任以來，就將去年的高校聲援巴勒斯坦活動視作介入高等教育管理的契機，他聲稱對數十所高校展開調查，以消除校園內‘猖獗的反猶太主義運動’。實際上，‘反猶太主義’并非學生們的訴求，而是被強行打上的‘標簽’，很多參加示威的學生本身就是猶太人。”此外，特朗普本次針對的精英院校們，普遍被認為代表著美國的左翼文化中心，這場對立也可以被視作右翼政府和左翼高校的文化戰爭。加伯校長并未將哈佛的回應歸結為左派或右派之爭，他在回信中表明了哈佛的立場：“大學不會放棄其獨立性，也不會交出憲法賦予的權利。”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針對高校的行動可謂“蓄謀已久”。在The Daily與美國保守派活動人士、美國高校改革背后的設計者克里斯托弗·魯夫（Christopher Rufo）的采訪中，后者表示自己花了5年時間設想如何去挑戰美國高校的現狀，并在過去兩年影響特朗普政府實施高校改革，他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本屆政府的行動方向。魯夫表示他的一個中長期目標，“是弄清楚如何調整聯邦政府對高校的資金分配模式，讓高校陷入生存恐慌，讓他們意識到，除非我們改變現狀，否則連今年的預算都無法維持。”此前哥倫比亞大學所遭遇的壓力，正是這一策略的首次試驗，魯夫認為該策略已取得成效，并希望能將這一雛形推廣開來，應用到整個高校領域。此外，他還希望調整每年從聯邦納稅人那里撥給高校的資金，利用這筆資金作為杠桿，推動重大改革，并縮小高校規模。

在魯夫看來，美國高校已被左翼意識形態和官僚主義所俘獲，并將這些擴散到了整個美國社會。他將左翼政治定義為“一場為了提升社會地位的精英活動，而不是為了普通公民的物質或精神福祉的大眾活動”。魯夫列舉了自由派和保守派教職工之間的比例不平衡，強調美國大學的左傾，并指出左翼對各類機構的滲透、對人文學科的掌控，以及大學各院系存在“極端的左翼偏見”。在他看來，美國社會的重大變化發生在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突然間，那些理念、結構、語言、符號、敘事和論點，從學術界的“實驗室”中擴散出來，通過各種周邊機構強加給整個社會。而以哈佛為首的精英左翼大學，正是這些思想的發源地。

魯夫還強調哈佛的“DEI”部門一直在進行基于種族的敵意、指責和妖魔化行為，違反了聯邦民權法。對此，他提出了直接的方案——利用大學依賴的聯邦資金作為“大棒”，迫使他們做出改變。他再三強調，改革機構必須處理好三件事，即金錢、權力和地位。在他看來，在這場改革中金錢至關重要，而經費被拿走的恐懼是強大的動力。那些好聽的話、悅耳的承諾，關于學術界的那些溫和、非對抗性的改革提議都沒有奏效。在去年年初成功推動罷免哈佛大學校長的活動中，魯夫就在思考：怎樣才能拿走他們的錢？怎樣才能剝奪他們的權力？怎樣才能降低他們的地位，讓決策者，即哈佛的成員，感受到足夠的痛苦，從而不得不做出改變？

而在學術自由方面，魯夫的態度則顯得微妙，盡管他承認大學最終要自己決定課程目錄里設置哪些課程，聯邦政府不應該過度微觀地管理學術課程設置，但他同時表示，在自己擔任校董的佛羅里達州公立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他與校董會“審視了課程設置和院系情況，進行了系統研究，看看哪些項目和院系能給學生帶來真正價值，哪些是追求真理而非宣揚意識形態的”，并且進行了大規模的行政改革、廢除了學校的性別研究項目。

在采訪的最后，魯夫回應了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克里斯·艾斯格魯伯關于“政府不應該告訴大學如何運作”、“大學的學者、研究人員和管理人員不應由政府來規定工作內容”的聲明。魯夫表示，普林斯頓大學多年前就有選擇，可以接受政府資金并承擔相應責任，也可以拒絕政府資金以保持學術獨立和學術自由。而采訪者提出，高校在接受納稅人資金時，認為這些錢是用于以公共利益（除了社會科學領域外，也包括癌癥和醫學研究）為名的研究和活動，并不需要作出二選一的選擇。對此，魯夫表示：如果普林斯頓大學真的不愿意為了公共利益做出妥協，那么該校可能面臨永久失去政府的資助。

截至上周五，面對特朗普政府撤回哈佛科研資金的做法，許多并不富裕的哈佛校友開始為校捐款。部分校友贊賞哈佛校方在本次事件中的堅定立場，并希望貢獻力量；但也有右翼校友反對學校的所作所為，并認為學校已足夠富裕，不需要額外的資金支持。這場政府與校方的對抗仍在升溫，而哈佛的強硬態度已經引起其他高校的效仿，但也將導致特朗普政府采取進一步的舉措。

對于哈佛而言，這樣的處境是可預見的，正如校長加伯在公開信中寫道：我們的校訓——Veritas，亦即“真理”——指引著我們在這條充滿挑戰的道路上前行。追尋真理是一段沒有終點的旅程，它要求我們對新信息和不同觀點保持開放，不斷審視自身的信念，并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看法。它促使我們勇于面對自身的不足，正是通過這樣的努力，我們才能實現大學全部的承諾，尤其是在這一承諾遭受威脅之時。

超越個人主義：生態危機下的集體適應

盡管近期全球被籠罩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形同兒戲的政策陰影中，我們仍然得以在角落里讀到兩篇歐洲學者們討論環境議題的文章。這兩篇文章雖然關注的具體議題不同（一篇是生態規劃，另一篇是氣候適應），但都包含了作者對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私營經濟部門放任自由的批評。

第一篇是一則書評，題為Promoting green planning（推進綠色規劃），評論的是法國經濟學家、《技術封建主義》的作者Cédric Durand和社會學家Razmig Keucheyan合著的Comment bifurquer. Les principes de la planification écologique（《如何轉向：生態規劃的原則》）一書，該書由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24年出版。書評作者étienne Goron是新索邦大學（Sorbonne Nouvelle University）政治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法國左翼政治與生態學之間的關系，具體分析了從1970年代以來，政黨、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這兩個群體之間復雜的思想交流。

《如何轉向：生態規劃的原則》書封

《如何轉向》這本書反對當前的綠色工業政策，提倡基于民主基礎的生態規劃。兩位作者針對西方政府近年來以生態轉型名義采取的工業政策工具（如美國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和歐盟的《凈零工業法案》）提出批評，認為這些政策不太可能兌現其碳中和承諾。

書中提出了一個大規模轉型的替代方案，即強調社會和民主的“生態規劃”（ecological planning）。作者從理論和歷史分析中提取出一系列可以組合使用的生態規劃特征，并提出了三個核心支柱：

-生態計算（ecological calculation）：基于Otto Von Neurath的“實物計算”理念，用真實資源指標替代貨幣衡量，考慮社會需求、技術約束、原材料可用性和生態系統脆弱性等多維度因素。

-需求治理（government by needs）：通過地方層面的直接民主制度，讓公民參與討論經濟優先事項，結合生態系統的科學知識重新定義集體消費偏好。

-后增長委員會（post-growth commissions）：多方參與的委員會在國家層面綜合地方討論結果，經議會批準后負責激活規劃的主要預算和監管杠桿。

評論者étienne Goron認為該書為當前氣候政策辯論提供了有價值的替代視角和概念框架，尤其是通過結合民主機制和生態計算提出了一條不同于主流綠色工業政策的轉型途徑。

書評認同該書關于當前綠色工業政策留給私營部門太多自由、未能實質性改變經濟結構的批評，如汽車行業例子所示。同時，書評也肯定了該書提出的計算方式和決策模式，特別是強調了超越貨幣價值的生態核算和民主協商機制的價值。在左翼“現實主義轉向”背景下，該書尤其應該放在歐洲左翼面對地緣政治緊張、極端氣候和社會經濟危機而呼吁更多戰略思考的語境中理解。書評認為該書最有趣的方面是將轉向視為既是“政治問題”也是“技術問題”，強調應對氣候變化和社會不公的成功，不僅取決于政治力量平衡，也取決于規劃者的工具箱。

第二篇題為Welcome to the Chaoscene（歡迎來到混亂世），作者Rupert Read是一位專注于氣候危機問題的英國活動家和學者。作者提出的核心觀點是：我們需要從主要關注減碳（decarbonisation）轉向關注適應（adaptation）策略，并特別強調了建立有彈性社區的重要性。

文章描述了我們正進入一個被作者稱為“Chaoscene”（混亂世）的新時期，這個詞是作者用來描述我們正在經歷的氣候崩潰和系統性混亂時代的詞語，類似于“人類世”（anthroposcene）的造詞法。

在這個時期中，氣候災害將變得常態化且逐年加劇，虛擬的社群不足以達到互相幫助的目標，真實的地理社區將再次變得至關重要。社會原子化和個人主義將成為越來越難以負擔的奢侈，人們將需要相互依賴來獲取食物、水、能源以及災難預警等基本生存需求。

浪拔湖鎮集中育秧中心采用“村集體+合作社”的運營模式，推行“社會化服務+土地托管”，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保障糧食增產增收。新華社 圖

作者詳細分析了為什么適應策略比減碳策略更具可行性和實效性：適應行動是可見和具體的，而減碳則更為抽象；適應行動的時間框架是短期到中期，而非長期；適應行動不受“搭便車”問題的困擾，因為其益處能夠迅速在當地看到；適應行動相對簡單直接，而全面減碳則復雜得多。

作者認為，氣候政策和氣候運動過于關注減碳，忽視了適應策略的潛力。我們必須承認氣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敗，1.5℃的溫控目標已不再可行。而適應戰略不僅能增強社區抵御氣候影響的能力，還能“喚醒”人們，最終重振減碳努力。這是因為適應使氣候威脅變得具體可見，而非抽象遠離。

作者強調“變革性適應”（transformative adaptation）必須建立在社區層面的團結基礎上。他引用了災害研究證據，表明擁有強大“社會資本”的社區在面對氣候災害時表現更佳。他借鑒克魯泡特金的“互助”方案，認為在環境變得足夠嚴峻時，生物更傾向于互相幫助而非競爭。作者警告適應策略需要是深層次、變革性的，而非僅僅是反應式、防御性的（如簡單地修建更高的防洪堤）。我們需要適應措施能夠持久，并同時改善福祉和減少碳排放。

文章以一種哲學反思結束，暗示這場危機可能迫使我們放棄不可持續的個人主義，重新發現人類共同體的價值和力量——在威脅中找到“拯救之力”。

兩篇文章都認為，面對生態/氣候危機，我們需要從個人主義轉向社區/集體主義，對私營部門/市場施加更多約束和引導，通過更多的集體決策而非個人/企業獨立決策來應對危機，重新強調互相依賴性而非個人自主性。但是兩篇文章都缺乏對可能出現的風險的討論。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了他們的生態規劃會涉及“多黨委員會”和經過“議會批準”的流程，暗示了某種程度的制衡，但缺乏對如何防止這些機制被操縱、如何確保少數群體權益不被多數決定所忽視，以及如何確保技術專家與普通公民之間的權力平衡等重要問題的詳細討論。或許在即將到來的“混亂世”，這也將成為一種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