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國民黨戰犯名單，衛立煌的名字赫然在列。令人意外的是，衛立煌得知此事后，不但沒有絲毫憤怒與恐懼，反而激動落淚，連聲稱“我有救了！”這一反應看似違背常理，背后卻有著深厚復雜的歷史緣由。

回溯到 1938年，抗日戰爭正處于艱難階段。太原戰役剛結束，日軍重兵南下，妄圖拿下華北。身為二戰區指揮官的衛立煌，在忻口戰役后部隊戰敗，正準備向中條山撤退。此時，趙榮升建議他前往延安會見毛澤東，或許能找到御敵良策。衛立煌采納了這一建議。

到了4月，他抵達延安，受到當地百姓熱烈歡迎以及毛澤東的熱情款待。盡管條件簡陋，但衛立煌感受到了共產黨人的真誠與樸實。在與毛澤東的交談中，二人如同老友，就當時的抗戰形勢深入探討。毛澤東的抗日理念深深觸動了衛立煌，此后也成為他堅持的方向。此次延安之行，紅軍不畏艱難、頑強拼搏的精神令衛立煌極為敬佩，他認定這樣的部隊將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

從延安回去后，衛立煌立即給八路軍送去珍貴的軍用物資，即便國民黨內部有人阻撓，這批物資最終還是送達八路軍手中，對提升八路軍戰斗力意義重大。此后，衛立煌還多次與周恩來會面。每次會面，周恩來都會與他分析局勢，強調團結民眾對抗日軍的重要性，這些理念進一步加深了衛立煌對共產黨的欽佩。不僅如此，衛立煌與朱德也情誼深厚。1937年，衛立煌奉命守衛山西，面對裝備精良的日軍猛攻，部隊損失慘重。關鍵時刻，朱德調派賀龍、林彪等人支援，扭轉了戰局。1938年，兩人見面，一見如故，在民族危亡之際，衛立煌堅定地選擇與共產黨并肩作戰。

在歷史上，也有類似看似“反常”卻蘊含深意的事件。西安事變爆發前，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均遭拒絕。在民族大義與個人忠誠的艱難抉擇下，他們發動兵諫，扣押蔣介石。這一行動看似背叛上級，實則是為拯救民族危亡。張學良、楊虎城深知，只有團結抗日，中國才有希望，他們以這種激烈的方式，試圖喚醒蔣介石及國民黨的抗日決心，推動全民族抗戰統一戰線的形成。同樣，衛立煌在面臨復雜政治局勢時，其行為選擇也有著深刻的考量。

解放戰爭后期，蔣介石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然而，對共產黨信任有加的衛立煌不愿與共產黨為敵，采取消極抵抗態度，因此被蔣介石軟禁。此時的國民黨內部，對衛立煌親共的懷疑日益加深。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公布戰犯名單，看似將衛立煌推向絕境，實則有著另一層意義。

在衛立煌心中，這意味著共產黨沒有忘記他，沒有因他身處國民黨陣營而否定他曾為抗日以及與共產黨合作所作出的努力。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將衛立煌列入戰犯名單，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他。倘若不如此，衛立煌極有可能因被國民黨認定為“通共”而遭遇更大的危險。這一舉措巧妙地讓衛立煌在國民黨的懷疑中得以保全。衛立煌敏銳地洞察到了共產黨的這份苦心，所以才會喜極而泣，直呼自己有救了。后來，衛立煌沒有跟隨蔣介石前往臺灣，而是前往香港，并于1955年回到祖國，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