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朝時期，統治者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逐漸形成，由于重文輕武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氛圍影響，宋朝士大夫贏得了前所未有的體面與尊重。

他們自詡為國家的主人，積極在各項國家事務中建言獻策，暢所欲言，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態度。

這一時期的士大夫，以建功立業、發揮世俗價值為己任。

可是到了明清時期，士大夫的社會地位卻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可謂是直線下降，他們在建功立業和著書立說之間，逐漸轉向了后者。

這樣的轉變，正好體現了士大夫對待立功和立言的不同態度。

道統與政統，立功與立言，士大夫選擇的改變，是由哪些因素導致的？這一轉變，又體現了怎樣的時代特征？

地位提升，立功追求

明清以前，士大夫有著三大人生理想和極致追求，包括立德、立功和立言。

立德是最難完成的任務，它要求士大夫以傳承儒學和創新儒學為己任，在思想學術領域提出集大成的觀點或更符合時代背景的闡述，使傳統儒學煥發新的生命力。

古往今來，除了開宗立說的孔子與亞圣孟子之外，實現立德目標的儒家子弟寥寥無幾。

漢朝的董仲舒，宋朝理學的代表人物二程和朱熹，以及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他們都實現了立德的目標。

他們是儒家學說這一大體系中的佼佼者，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很多子弟，終其一生或許也無法觸碰立德的門檻。

既然如此，不如退而求其次，選擇最符合世俗價值觀的目標，那就是立功。

所謂立功，顧名思義，指的是建立功績。

這要求儒家學子入世，進入政治體系甚至權力核心體系之中，常伴君王左右，實現建功立業的目標。

縱觀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最容易實現這一目標的時期，毫無疑問是宋朝。

宋朝是一個文化氣息相當濃郁的朝代，統治階級重文輕武，帶來了整個社會追逐文化的風尚。

儒家學說的擁躉者越來越多，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也越來越多。

一旦通過科舉考試，便可實現鯉魚躍龍門，躋身官僚階層，統治者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紅利，他們也能充分享受。

這一時期的士大夫們，對參政議政有著前所未有的熱情，他們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應當對國家的發展負責，對皇帝的信任負責。

統治者也總是能夠給這群士大夫正向和積極的反饋，這樣一來，他們的參政積極性又會得到刺激。

在相對寬松的社會氛圍當中，士大夫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能做的事情也很多。

比如宋朝士大夫的代表人物王安石，他就是一位將立功這一目標做到極致的士大夫。

作為文人，他有傳世的代表作品，有經典的事跡和言論，可謂滿腹經綸，才高八斗，他發起的文學改革運動，時至今日依舊被眾人津津樂道。

作為政治家，他一手推動的王安石變法可謂影響深遠。

他將自己的才華和經驗都投注到政治事務當中，不惜得罪朝廷既得利益者，也要堅持推行變法，激發國家的發展能量。

且不論他的變法舉措是對是錯，單單從他的態度來看，他就是統治階級最欣賞的那一類士大夫。

正是由于受到了皇帝的賞識，王安石的政治影響才不容忽視。

他只是士大夫群體當中的一個代表，事實上，全天下還有千千萬萬個士大夫，他們憂國憂民，真正將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緊緊連接在一起。

在他們看來，只有推動國家發展，實現政治理想，個人“立功”的追求也才能實現。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范仲淹在《岳陽樓記》當中寫下的名句，也是他真心實意的表達和抒發。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不管是在廟堂當中還是在朝野之外，士大夫都自有其堅守和追求。

之所以會選擇立功，還有一個原因在于，士大夫的任意表現，都能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

在宋朝朝廷之中，士大夫可以直接與皇帝嗆聲。

當他們發現皇帝的某些主張與國家發展方向不符時，他們也能大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表達自己的態度。

如果他們的意見或是建議被采納，那他們的所作所為，就離立功更近了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宋朝時期，士大夫死諫的情況，遠比前朝和后世更少。

他們有了更大的話語權，皇帝也不得不傾聽他們的聲音，他們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就能實現立功的目標。

這是宋朝時期特殊的時代現象，士大夫對于“立功”的追求，也體現了這一時期的“政統”特征。

然而宋朝滅亡之后，隨之而來的元朝，卻給傳統的中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沖擊。

士大夫的地位因此而直線下降，等到明朝建立之后，社會氛圍逐漸收縮，士大夫再也無法回到宋朝時那種如魚得水、游刃有余的狀態。

環境轉變，追求立言

其實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士大夫階層曾對他產生過美好的幻想。

此時他們的身上仍然有著濃重的主人翁精神，所以他們想與朱元璋合作，與其他權貴階層合作，共同治理天下。

但朱元璋可不像宋朝皇帝那么好說話，他的執政風格更為犀利，政治手段也更為強硬。

他是草根皇帝，一路走來極為不易。

正因為經歷了千辛萬苦，他才更想守住自己的位置，不愿意分出一絲一毫的權力。

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也開始逐漸向頂峰發展。

此時的士大夫還想要限制皇權，想踐行儒家思想和學說，建立一個儒學體系之中的理想化社會，實現他們“立功”的目標。

朱元璋卻并不愿意受人擺布，區區士大夫，休想奈何他，皇帝和士大夫之間的明爭暗斗，也由此而拉開序幕。

在此過程中，士大夫階層一直在積極爭取。

他們可以拼得頭破血流，也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他們只有一個愿望，那就是踐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雖然社會環境已經改變，但“立功”仍舊還是苦苦掙扎的士大夫們不懈地追求。

真正讓士大夫階層灰心喪氣，轉變追求的事件，在嘉靖皇帝執政之時發生。

嘉靖皇帝并不是祖宗禮法認可的正統皇帝，他的親生父親并不是上一任皇帝。

過去他只是個平平無奇的藩王，誰也不會想到，就連他自己也不敢想象，未來的一天，他會來到北京城，會坐上龍椅，登頂天下。

其實嘉靖皇帝的繼位過程名正言順，受到了上一任統治階層的認可，這個皇位，并非他通過陰毒的手段謀奪而來。

嘉靖皇帝在正式繼位之后，想要追封自己的親生父親。

為人子女，這一行為無可厚非，只是他的身份畢竟十分敏感，士大夫們便想以此為理由拿捏他，逼迫他作出第一次妥協。

士大夫階層的代表楊慎向嘉靖皇帝上書，直言不諱，要求皇帝收回成命。

他的大意是：“你能從上一任皇帝手里得到繼承權，那是你運氣好。你親爹可沒有那么好的運氣，和先帝平起平坐。祖宗禮法不可廢，你這行為實在于禮不合?！?/p>

盡管礙于嘉靖皇帝的身份，楊慎的用詞十分委婉，皇帝本人還是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

現在他既然已經手掌大權，那便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任人拿捏，這樣的妥協和退讓，一旦開了頭，以后便會有無數次。

于是嘉靖皇帝打定主意剛到底，不管士大夫怎么說，怎么做，甚至以死相逼，他都不打算收回成命。

雖然士大夫不能為皇帝所用，但此時他手中還有東廠西廠和錦衣衛這類特務機構。

利用特務來威脅朝臣，本就是明朝皇帝的慣用伎倆，嘉靖皇帝也不例外。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斗爭中，他作為皇帝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士大夫終于清醒地認識到，在絕對專制的權力面前，他們過去所堅持的“立功”的目標，已經沒有了實際的意義。

既然已經淪為專制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工具，那便意味著他們“治國”和“平天下”的愿景幾乎無法實現。

沒有辦法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發揮價值，他們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把精力用于傳播學說和著書立說之上。

這就是士大夫態度的轉變，從“立功”到“立言”的轉變。

他們更加關注自我的精神世界，關注虛無縹緲的文化境界，關注儒家學說體系在社會上的傳播情況。

明朝時期的《永樂大典》，就是士大夫“立言”而誕生的典型成果。

《永樂大典》堪稱百科全書，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著編寫者們的智慧和心血。

明末清初社會文化繁榮，各類文學作品大行其道，也與士大夫的“立言”有很大關系。

高壓政策，影響心境

清朝建立之后，文化政策更為高壓，文人階層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

文字獄，就是朝廷政權對士大夫階層的一次殘忍迫害。

統治階級僅憑自己的喜好和思考，隨意揣測一位文人辛苦創作的文學作品，甚至給對方安上莫須有的罪名，迫害對方至死。

有的文人在死亡以后，還會被開棺戮尸，文字獄的殘酷程度，遠遠超過想象。

久而久之，士大夫階層已經沒有在統治階級面前發表言論的欲望。

他們不愿意為了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忍受折磨，獻出生命。

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對殘酷秩序的抱怨，他們只能隱晦地發泄到文學作品當中，于是，“立言”漸漸成為了清朝士大夫中的流行趨勢。

這群社會精英階層，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心中或許也有一番丘壑，可他們實在太過無奈，便只能得過且過，放縱自我，不再去思考所謂的儒學追求。

這是逃避，也是士大夫們的自我防御機制。

結語：

社會環境的轉變，士大夫階層地位的轉變，會直接影響他們對“立功”和“立言”的追求。

當共治天下時，他們會產生參政議政和建言獻策的積極性。

當與君權的博弈處于下風時，他們也只能認命，接受難堪的現實，追求自我精神世界的滿足。

參考資料：

《明史》

《士大夫的轉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