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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國友人曾說：“長征是一首無法超越的英雄主義史詩。”

翻雪山、越草地，在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情況下，紅軍戰士們以常人無法想象的毅力，走完了二萬五千里的路程，歷時兩年終于在會寧順利會師。

但鮮少有人知道，在這艱難苦絕的背后，是有一群同樣理想和追求的人留守蘇區，偽裝成紅軍主力同蔣介石部下周旋，為紅軍大部隊的安全撤退爭取了時間。

相比長征的拼死一搏尚能存一線生機，留守蘇區的將領所面對的，即是被圍困剿殺的死局。

短短兩年里，他們的死傷不計其數，十位革命將領里，更是只有一人能夠親眼見證新中國的誕生。

他們都是誰？為什么要留守蘇區？在反抗和斗爭中遭遇了什么使得他們的結局如此慘烈？

提前長征，留守蘇區太不易

1934年9月下旬，周恩來秘密接見了一位衣衫襤褸，渾身發散著惡臭的“叫花子”。

“叫花子”從包袱里掏出幾本學生字典，又用特殊的方式將字典內隱藏的字跡顯現出來后，才遞交給周恩來。

這個“叫花子”名叫項與年，是周恩來的部下，此行是專門來傳遞蔣介石在廬山會議上的絕密消息——“鐵桶計劃”。

“鐵桶計劃”顧名思義，就是將紅軍層層包圍，圍得如鐵桶一般水泄不通，然后再派數百飛機大炮，將紅軍在蘇區的主力一網打盡。

此時距離原本計劃的紅軍長征僅有十天，如果消息屬實，那么等不到長征，紅軍將會喪失全部的生機和希望。

之所以這么說，還是因為當時中共中央所面臨的情況，已是十分險峻。

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后，蔣介石在德國參謀的建議下更換了戰術，從原先的突擊猛打變成圍困消耗。

而我黨在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下，改游擊戰為陣地戰，和裝備優良的國軍硬碰硬，最后損失慘重，只留下瑞金等四個鎮還在頑強抵抗。

“鐵桶計劃”出來前，還有一部分將領對國民黨抱有盲目希望，但在知道計劃之后，所有人都明白，老蔣這是要把紅軍趕盡殺絕，繼續留在蘇區，那只有死路一條。

為了保留革命的火種，紅軍不得不開始向后撤退，進行戰略轉移。

但想要在國軍的包圍下撤退，就不得不面臨三個問題：

一是這么大規模的部隊，怎么在層層包圍中悄無聲息地離開？

二是革命老區的火種不能丟，誰來延續希望？

三是等紅軍主力回來之后，需要有人在有利的條件下配合反攻，誰來擔任這個角色？

博古和李德在擬定留守蘇區人選時，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和毛澤東走得近，靠得近的同志。

經過激烈而又嚴密的商討后，由博古和李德為主導，選出了十位留守蘇區的主要將領。

其中有毛澤東尊為師長的瞿秋白，有凡事都以毛澤東為先的陳毅，還有毛澤東的胞弟、秘書、革命戰友等。

而他們手里的兵，加上傷員，一共才4.6萬余人。

這支部隊，被后人稱為“死亡之師”。

絕地求生，壯烈犧牲

事情發生之前，誰也沒想到，蔣介石的速度可以如此之迅猛。

紅軍主力前腳剛走，國軍就以慘無人道的手法，開始對留守的部隊展開剿殺行動。

那時候，四處都是槍聲，槍一響，人們就開始跑，跑到一半，槍又響，群眾只有往回折。

只要有革命黨待過的村子，一村又一村，被屠殺得干凈。

此時，最有利的辦法，就是找到一個適合藏身的地方，躲起來打游擊戰。

但在當時，“游擊”二字被博古等視為逃跑和懦夫，領導余部的項英、陳毅被命令繼續以陣地戰的方式，守住瑞金、于都、會昌之間的“三角區”。

但有近乎一半是傷殘人員的蘇區戰士們，如何能敵過蔣介石親自坐鎮指揮的50萬大軍？

不到三個月，蘇區就全面失守，和中央軍的聯系近乎斷掉，他們被迫躲在山里，吃草根、挖樹皮，甚至和野蜂斗智斗勇，只為一口能活下去的勇氣。

大冬天不敢生火，害怕冒出的炊煙被敵軍發現，下雨了也沒有傘，只能硬生生地淋雨挨凍。

運氣好的話，可以在有太陽的時候曬曬衣服，運氣差的時候，只有用體溫把衣服烘干。

幾個人共穿一條褲子是常事，大家最怕的，是第二天醒來，周圍的戰友已經沒了呼吸。

剛開始時，項英還和陳毅爭論，應該采取硬攻的方式直接突圍，好歹要在明面上建立起蘇區的政權。

但隨著傷兵的增多，士氣的低下，他不得不懷疑起之前中央的決定：在缺人少槍的情況下，打陣地戰真的合適嗎？

但現在由不得他們猶豫了，在留守蘇區之前，就患上肺病的瞿秋白病情加重，已經到了不得不外出求醫的地步了。

瞿秋白只有三十多歲，卻是個實實在在干革命的“老人”。

早在1922年，他就已經加入了共產黨，成為繼陳獨秀之后，共產主義革命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在多次武裝起義中，都能看見他的身影。

雖身患重病，但他仍堅守一線，同年輕的戰士們同進共退，在得知自己留守蘇區后，眾人都為他抱不平，但他卻說：

“祝你們前途順利，祝革命勝利成功，我無論怎樣遭遇，無論碰到怎樣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誰也沒想到，這番本事臨別的話，卻一語道破他必死的結局。

1935年2月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掌握了黨內的主要領導權，上任后，毛澤東立馬和留守蘇區的同志取得了聯系。

在了解到瞿秋白已經面腫咳血，卻仍不愿就醫后，派人“強制”護送他下山，前往上海求醫。

瞿秋白化名成“林”姓醫生，卻在路過福建長汀時被捕。

當時捉拿他的人還不知道，手里這個林姓醫生，就是曾經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瞿秋白，在被叛徒出賣暴露身份后，當地的反動武裝才將這一消息匯報給蔣介石。

蔣介石曾讓宋希濂等人對瞿秋白勸降，不僅許以高官厚祿，還將要求放得無限低，對方說，只要瞿秋白不再為中共中央辦事，只在國民黨內部擔任翻譯，就可以留他一命。

但瞿秋白不為所動，在獄中留下一句“眼底煙云過盡時，正我逍遙處”后，就從容赴死。

犧牲那年，他才36歲。

和瞿秋白一樣命運的，還有寫下《可愛的中國》的作者方志敏。

他被困在懷玉山區，艱難的環境并沒有打倒一個戰士的希望，但身邊警衛員的出賣，卻讓他人生最后的日子深陷囚籠。

被俘后，他誓死不降，甚至在獄中，還策反了想要對他進行勸降的看守所所長。

最后見從他身上挖不出任何消息的蔣介石，下令讓人將方志敏秘密殺害，他犧牲時，也才將將36歲。

除他二人以外，贛南地區的領導人劉伯堅，在同國民黨作戰時中流彈被俘。

他在獄中身披鐐銬行走，卻仍不忘其志，最后高唱著在獄中所作的《鐐銬歌》，游街示眾后壯烈犧牲。

三人寧死不降的身影，是那個暗無天日時代的濃縮，他們代表了當時另一種紅軍長征的精神——身雖已死，神卻永存。

他們死后，無數左翼文人唱出挽歌，同時也激勵著一批又一批，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青年人，參與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中來。

守護同胞，英勇就義

在留守蘇區的十人中，有三個人身份最為特殊，一是年齡最小的賀昌，二是年齡最大的何叔衡，三是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

賀昌是當時中共中央最年輕的領導人，他才29歲，在父輩的影響下，他熱愛文學，喜讀歷史，立志要成為像班昭、岳飛那樣的偉人。

他沒有辜負自己的期待，年少的賀昌極為優秀，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他開始正視滿目瘡痍的中國，投入到革命的斗爭中去。

被留在蘇區后，他的想法和陳毅一致，認為強攻是魯莽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唯有游擊智取，才有一線生還的可能。

當時士氣低落，擅長做思想工作的賀昌常常同戰士們聊天談心。

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他擬定了突擊任務，還細致編寫教材，將周圍的群眾動員到抗敵之上。

哪怕是在被國軍圍困，周圍人喋喋不休的環境中，他也能靜下心來，以筆為藥，安撫人心。

1935年2月，被困紅軍接受到中央的旨意進行突圍，賀昌帶領部隊藏在山野間同國軍打游擊戰。

年輕的賀昌咬牙拼死一搏，最后在3月5日成功突圍到達會昌河，但還沒歇下一口氣，就被埋伏在附近的國軍掃射。

賀昌中彈后，為了不被活捉，受盡慘無人道的折磨，他舉起槍，用槍里最后一發子彈，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同賀昌舉槍自盡不同的是，何叔衡、毛澤覃二人都是為了掩護戰友而犧牲的。

何叔衡是出現在那艘小漁船上的人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初的創始人之一。

他在福建長汀突圍時被國軍追趕，他年齡大，跑不動，為了不拖累護送他的戰士們，他把槍遞給護送的便衣，讓他了結自己的性命。

最后是身邊的警衛員將他背在身上，朝遠方逃跑，但沒想到經過懸崖時，他掙開警衛員，自己縱身一躍，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年輕人。

毛澤東的秘書古柏，在突圍時為了掩護戰友撤退，不幸犧牲。

毛澤覃也是一樣，他突圍時遇到國軍的追捕，為了保護戰友，自己孤身一人朝反方向跑，吸引了敵軍的全部火力。

他犧牲時，敵軍從他身上發現了一張一寸的照片，拿回去一看，才發現照片上的人是毛澤東。

后來這件事情被國民黨在電臺上大肆播報，企圖用毛澤覃的犧牲，動搖毛澤東革命的信心。

但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打不垮，也壓不倒的，這條必須用鮮血染成的革命道路，永遠是革命黨人內心最堅定的抉擇。

艱難生還，腹背受敵

除了在戰場上英勇就義，牢獄中舍生取義的烈士以外，蘇區留下的十人中，還有三人生還。

用陳毅將軍的話來說，這場敵我懸殊過于明顯的游擊戰，愣生生地將所有戰士都變成了野人。

臨出發前，他因在戰場上受傷，落下粉碎性骨折而被留在蘇區。

周恩來總理知道后，特地前去看望他。

總理問他：

“部隊馬上就要離開了，你留在蘇區有什么想法？”

當時，躺在擔架上的陳毅元帥搖了搖頭。

他深知，此時的總理雖然負責起草擬定留蘇人員名單，但實權卻都掌握在李德、博古等人手中，連毛澤東主席，都差點被放在留蘇名單上。

他想，干革命嘛，只能一路走到頭，橫豎是個死。

他婉拒了總理的好意，帶領著部隊留守蘇區，展開了長達三年的游擊戰。

1936年，被困梅嶺時，他藏在一條小山道背后的木屋中。

國軍見他死活不從山上下來，搜山又找不到他的蹤跡，最后下令放火燒山，想要活活逼死這個最擅長打游擊的元帥。

眼看著山火蔓延上來，陳毅認為此次必死無疑，他拿起紙思考了一下，寫下一封絕筆。

他最后寫道：

“舍生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這句大義凜然的詩句，是所有為了革命而犧牲的烈士們，內心最忠實的寫照，當時被留蘇區時，會有人認為，這是一個生還的機會嗎？

比起長征的拼死一搏，在國民黨“鐵桶計劃”形成的那一刻起，留守蘇區的將士們其實只有死路一條。

但他們在命運面前，并沒有自怨自艾，而是不屈服不放棄，抓住每一線生機和希望，和踏上長征的同志一起，面對革命路上的一切風浪。

可以說，他們的死搏，成了國民黨心中難以拔掉的一根刺，讓他們認識到，做革命的人，可以是永遠也擊不碎，澆不滅的！

無論是牢獄間，還是戰場里，他們在任何土地上，都能開出絢爛的，屬于人民的花！

好在他們的堅持并沒有白費，苦守三年后，幾乎在陳毅寫下《梅嶺三章》的同時，西安事變爆發。

全民族統一抗日戰線達成，全軍全人民暫時放下一切仇恨，將矛頭一致對外，開始用血肉筑成一道推不倒的長城。

陳毅、項英、陳潭秋在蘇區成功堅守了下來。

陳毅和項英因出色的游擊戰，被留在了抗日戰場上，組編成新四軍，在東南各省展開游擊戰。

陳潭秋則被留在共產國際工作，直到1939年才回國擔任新疆辦事處負責人。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賣，項英和陳潭秋分別于1941年和1943年，被藏在身后的叛徒出賣，倒在了黎明前的黑夜里。

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年留守蘇區的領導人里，只剩下陳毅一人。

看著新中國國旗的冉冉升起，聽著主席的那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他眼前浮現起從容赴死的瞿秋白，浮現起認真教群眾讀書，跟他們講道理的賀昌，想起剛開始和自己因戰略不同而起紛爭的項英，心中浮現出無限感慨。

居安思危，是時代永遠不變的主題。

如今的新中國已日新月異，但我們仍不能忘記，在最黑暗時，為我們點燃火種，高舉起火把，帶領我們一步一步走向希望的革命烈士們。

他們倒在時光里，需要后人接過他們的擔子，帶領著中國一步一步，更向前，更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