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 張亮 王炳文

靈活就業人員是指除了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簽訂勞動合同之外的就業人員，包括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打零工人員等。近年來，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快速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3年，已超過2億人，占就業人員的1/4以上。近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對靈活就業人員的問題進行了多種形式的調研，并在2023年11月對22個省份7835名靈活就業人員和6251家用工單位進行問卷調查基礎上，于2024年3月對2637名靈活就業人員和416家用工單位進行了補充問卷調查，形成了如下判斷和建議。

靈活就業正成為我國長期趨勢性就業形態

技術進步夯實了靈活就業人員長期增長的基礎。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拓寬了就業邊界，為網約車司機、外賣配送員、網絡主播等提供了就業機會。近年來，新技術發展加快，新就業形態崗位增加，崗位替代加速，增加了靈活就業需求。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3年未來就業報告》顯示，全球近1/4的工作崗位在未來5年內將被替代。問卷調查顯示，在3年內，崗位發生變動3次以上、1—2次的靈活就業人員分別占40.1%和48.5%。

商業模式變革擴大了靈活就業人員長期增長空間。近年來，平臺化、共享化商業模式越來越流行，推動了產品定制化、生產分散化，單結算和超短期“微工作”任務大量出現，使得短期雇傭等靈活用工成為可能，增加了靈活就業人員需求。問卷調查顯示，用工企業認為，商業模式創新對增加靈活用工起到了“非常大作用”“較大作用”“一定作用”的占比分別為32.4%、41.7%和24.8%。89.7%的靈活就業人員表示，近3年從事過的工作與平臺型、共享型等新商業形態有關。

企業優勝劣汰增加了靈活就業人員需求。21世紀以來，全球產業競爭加劇，企業優勝劣汰速度加快。美國《財富》數據顯示，20世紀全球500強企業平均壽命約為40—50年，21世紀則縮短到20年左右。全國工商聯數據顯示，我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由20世紀90年代的約3.2年下降到目前的2.5年左右。企業生命周期縮短意味著用工周期縮短，增加了靈活用工需求。問卷調查顯示，近3年發生1次及以上倒閉重組或主營業務變更的企業，靈活用工意愿更強。企業為提升競爭力、降低用工成本，增加了靈活用工需求。問卷調查顯示，88.7%的用工單位為“降低用工成本”加大了招用靈活就業人員力度。部分企業表示，若拿出10%的崗位招用靈活就業人員，則可節省20%—30%的人工成本。

年輕一代就業觀念轉變增強了靈活就業人員長期增長動力。近年來，我國年輕人對薪酬與勞動強度、閑暇和精神愉悅等的選擇偏好正在發生明顯轉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傾向于閑暇時間更多、自主性更高的靈活就業方式。《中國青年報》2023年問卷調查顯示，60.2%的青年找工作首選“自由度較高的工作”。調研發現，越來越多的知識型、技能型年輕人正在加入靈活就業隊伍。問卷調查顯示，這些年輕人主要因“能體現自身價值”（占比88.2%）、“工作自由”（占比87.7%）而對工作感到滿意。隨著90、00后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靈活就業人員規模還將持續擴大。

圖片來源/新華社

當前靈活就業人員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適合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法規不健全。確立勞動關系是依法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基礎和前提。我國現行勞動法律制度規定的勞動關系主要是針對傳統就業形態設計的，滯后于就業形態的新發展。2021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部門提出了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建立“不完全勞動關系”（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指導意見，但我國現行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并未對靈活就業人員“不完全勞動關系”中的靈活就業人員、用工單位、平臺等相關主體的權責關系予以明確。建立靈活就業人員勞動基準是建立勞動關系的基礎，但相關工作尚處于研究論證階段。因此，目前，靈活就業人員較難通過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來保護自身權益。問卷調查顯示，52.1%的靈活就業人員沒有簽訂過任何用工合同，16.3%的只簽訂了勞務合同，由此導致發生糾紛后很難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現行社保體系不適應靈活就業人員需要。靈活就業人員雖可選擇參加城鄉居民養老、醫療保險，但保障水平較低。靈活就業人員若選擇繳納城鎮職工養老、醫療保險，則個人繳費負擔較重，參保積極性不高。以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北京市勞動者社保繳費為例，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繳費分別是同等收入城鎮職工的2.2倍和2.8倍。一些保險還明確排除靈活就業人員，現行《工傷保險條例》規定，未簽訂勞動合同的就業人員不能參保。2021年以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十部門實施了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但覆蓋的行業和區域范圍有限。問卷調查顯示，近42.6%的靈活就業人員表示，只在短期內上過某類保險或不清楚上過何種保險。

靈活就業人員合法勞動權益缺乏有力保障。部分平臺為減少自身風險和成本，要求靈活就業人員以“個體工商戶”身份在平臺注冊，或通過“層層轉包”規避雇傭關系，損害了其勞動權益。部分外賣平臺通過“算法控制”，刺激外賣配送員進行“接單競賽”，增加了職業風險，損害了勞動安全和健康權益。美團2021年調查數據顯示，分別有37.6%、19.2%和17.2%的騎手表示曾騎車摔過、被車撞過和撞過車。部分平臺誘導超時工作，損害了靈活就業人員的休息權益。暨南大學和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23中國新型靈活就業報告》顯示，在靈活就業人員占比較高的住宿餐飲、居民服務、建筑、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等行業，周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的就業人員占比超過了40%。此外，部分平臺還存在歧視性定價、拖欠和克扣工資等問題，損害了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報酬權益。

靈活就業公共服務亟待改進。問卷調查顯示，多數靈活就業公共服務網點主要發揮信息發布（占比67.9%）和政策宣傳（占比33.9%）功能，而發揮就業培訓（占比8.3%）、困難幫扶（占比10.8%）、勞動糾紛解決（占比9.7%）等靈活就業人員更為期待的服務功能不夠。分別有44.8%和41.6%的靈活就業人員表示，培訓內容和時間等很難滿足其需求。分別有43.3%、33.2%和30.6%的被調查對象認為，目前，靈活就業信息平臺集成的信息量太小、時效性不足和準確性不夠，發揮靈活就業市場供需匹配的“橋梁”作用不足。靈活就業服務網點在“社區”和“園區”布局不夠（占比67.6%），不能提供大范圍的便捷服務。

相關建議

健全適合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法規。建議制訂《靈活就業條例》，明確適合靈活就業人員勞動關系的類型和界定標準，明確勞動者、用工單位、平臺等各主體的權責關系。同時，對多種靈活就業人群建立勞動關系進行試點，為《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修改積累經驗。加快研究制定靈活就業人員勞動報酬、勞動條件、勞動安全、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等方面的勞動基準。

構建可包容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體系。適當提高對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鄉居民養老和醫療保險的補貼標準，鼓勵其根據自身經濟狀況選擇較高的繳費檔次，增加個人賬戶積累。參照單位職工的繳費標準，適當降低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個人繳費比例，探索用工單位和平臺共同分擔一定比例繳費。擴大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的行業和地域范圍，逐步向全體靈活就業人員覆蓋。鼓勵商業保險公司針對靈活就業人員設計多樣化的意外傷害險、個人健康險等。

加強靈活就業人員用工監管和權益保護。加強對靈活用工平臺的算法審查，探索建立政府、行業組織、企業、靈活就業人員代表等多方參與的審查機制，不定期對任務分配、報酬計算、時間限制、評價體系等算法進行審查。加大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事件信息披露力度，完善事后賠償機制，提升賠付便捷性。設立專門的勞動糾紛調解和法律援助機構。吸引更多靈活就業人員加入工會組織，充分發揮其維護權益作用。

改進針對靈活就業人員的公共服務。探索建立反映靈活就業人員發展狀況的統計制度和監測體系。鼓勵各地建立專門的靈活就業信息服務平臺，及時發布可靠的就業信息和創業項目。突出公共服務網點的靈活就業人員技能培訓、困難群體幫扶、勞動糾紛解決等公共服務功能。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

總 監 制丨王 輝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蔣 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