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必記本”，節選自《蛋先生的學術生存》（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代后記，特此分享。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一、偶然選擇了民間文學專業

我本科讀的是中山大學大氣科學系，天氣動力學專業，畢業于1989年。那一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去向，正處在“工作分配”和“自主擇業”的時代轉換點上。我們的畢業論文沒有舉行答辯儀式，學校提前一個月就將我們這屆學生派遣回各自生源地，我印象中連畢業酒都沒喝，全班照了個畢業合影就離校了。

回到老家贛州地區，原定的用人單位說是今年不進人了，地區教育局直接把我的檔案轉回到我的生源地信豐縣。縣教育局從來沒接受過我這種無對口專業的“名牌大學生”，壓著不敢分配，說要聽縣里安排。等到9月份，其他畢業生都先后分配工作了，只有我還懸著。我那時候年輕氣盛，直接去找縣長黃際泉說理，縣政府辦公室一位劉姓副主任攔住我不讓見縣長，我拍著桌子跟他吵了一架，差點打起來，最終還是沒能見到縣長，但這事很快轟動了小縣城的朋友圈。據說縣長知道這事后，指示教育局讓我自己聯系一個對口單位。我打聽到縣水利電力局還有編制，就申請去這個單位，縣教育局在我的“派遣證”備注欄特別加了一行字：“分配水電局下屬單位。”

信豐縣水電局有8個下屬單位，其中6個中型水庫，我被分配到安西鎮的上逕水庫管委會。水庫一般都在山溝溝里，管委會大多是安西鎮人，每到周末就各回各家，只剩我一個人守著諾大一個水庫。冬天枯水季節，水庫發不了電，四野漆黑，時不時傳出些野雞和野獸的叫聲，顯得特別空寂，蒼穹之下就只有我的房間亮著一盞煤油燈。孤獨到絕望的恐懼感，時時逼著我坐到煤油燈前，捧起一本英語單詞本，我也沒有別的方法，只是死記硬背。

我在水庫呆了不到半年，水電局人事秘書去世，局里想把我調到人秘股補缺，但是信不過我的文字水平，局長曾鳳禮出題讓我寫了篇《假如我改行當秘書》，看完作文又不相信是我寫的，副局長羅立章專門到我的母校信豐中學，找到高中部語文教研室主任陳明淦咨詢。陳老師雖然沒教過我，但他非常肯定地對羅立章說：“這當然是施愛東自己寫的。”

就這樣，我在信豐縣水電局人秘股做了三年秘書工作。那是我“混社會”的三年，我記得每到冬天，一下班，水電局的一班年輕人就會結伴到人秘股辦公室生火盆、打撲克、喝水酒，有時喝多了，我就住在局里招待所，那種天地間只操心手里一把牌的感覺，還是很單純很快樂的。當然，更多的業余時間是浪費在跟同學閑聊、閑吃、閑逛。縣城的同學不分一中、二中，初中、高中，反正都是一個年齡段，大家組了一個“光棍協會”，我被推舉為會長，有時還得負責組局找樂子。每天下班后，我和幾個無聊透頂的同學就在縣城各個街道浪蕩二、三個小時，找娛樂項目，多數時候是找不到的，但也得浪到徹底絕望才回家。每天回到家我就后悔，天天罵自己，然后拿出單詞本，背英語單詞。

理科生做文秘工作，終究是不受信任的，1991年，江西省水利廳要在江西大學（現南昌大學）辦一個文秘專科班，局里決定派我去。讓一個本科畢業生去進修專科班，我感到很屈辱，拒絕了這個機會。為了爭口氣，我決定考回中山大學讀中文系“寫作學”研究生，以證明自己能“寫作”。

可惜的是，我落榜了。

鎩羽而歸的我自尊心受到重挫，自覺沒臉繼續呆在家鄉，1992年我辦了停薪留職，揣著積攢了三年的400多塊錢，只身去了廣東打工。經同學朱建軍指點加介紹，我用虛構工作經歷的手法，好不容易在番禺“隆輝工業村”找到工作，擔任“生產部副主任”，月薪1200元，而我在江西的月薪是160元。我努力工作，雖然很快升職、加薪，但是累得骨瘦如柴。

經同學武少新勸說，我決定再次報考研究生。為了加大成功概率，這次我不敢賭氣報考“寫作學”，在招生目錄中選了一個我在本科階段就選修過的民間文學。

二、用“民間的方法”從事民間文學研究

1993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我考上了民間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此后幾年，我跟著導師葉春生幾乎走遍了廣東全省，跟他學會了跑田野、看風水，結交各種民間異人，還代他外出授課。我經常一個人背著書包在廣東全省各地跑，每到一處就匆匆忙忙找圖書館，根據圖書資料找點、找廟，東鱗西爪地問點風俗事象，拍些照片。其實對于如何使用和處理這些資料，心里并沒有譜。

葉春生老師不主張用學院派的方法做民間文學研究，他的著述大多是民間知識的采錄與整理，他早期的論文甚至很少注引文出處。我本來就是個理科生，沒有寫作規范的意識，受到這種風格的影響，我比老師走得更遠，碩士時期的文章就像天馬行空，在處理不同民間文學異文的時候，往往憑自己的主觀判斷，綜合整理出一個自認為比較全面、合理的新文本。葉老師很寬厚，也很少批評我，甚至動用他的個人關系，幫我把其中一些文章發表了。

碩士期間我還受到廣東文壇領袖黃樹森老師的深刻影響。我入學的時候，賈平凹《廢都》正在大賣，黃老師來中山大學中文系做講座，希望年輕人對此展開評論。我那時候根本沒入行，還不會寫論文，完全是憑個人理解和感想寫了一篇《想做賈寶玉的男人們》，投給黃老師主持的《當代文壇報》，沒想到黃老師很喜歡，特地把我和同學于愛成約到一家叫小觀園的酒店喝早茶，從早上一直喝到下午，反復鼓勵。此后兩三年間，我在黃老師的指導下，非常勤奮地發表了一大批當代文學評論，包括后來成為暢銷書的《點評金庸》。憑借黃老師的大力栽培和舉薦，我和于愛成迅速成為黃老師所說的廣東文壇第四代青年代表。

受到鼓勵的我雖然隱約意識到自己這種率性的論文筆法似乎有些“不科學”，但我天真地以為從事民間文學研究的人，就該用民間文學的率性表達，“說出我們老百姓的真情實感”，甚至覺得用這種方法介入當代文學評論，還有點別開生面的新意思。

碩士期間，我不僅沒有很好地掌握規范的寫作技能，甚至刻意地讓自己的文章與學院派規范寫作保持一定距離。無論是從事當代文學批評還是民間文學調查，我都不拘一格，盡情揮灑我的學術想象，張揚自己的寫作風格。這種學術進路直到我碩士畢業論文答辯時，才第一次受到答辯老師的批評。

我的碩士論文搜集整理了一大批非廣東籍的外地人在廣東如何化身為地方神靈的傳說，論文標題原擬《外省人如何成為廣東地方神靈》，葉老師覺得“民間”味不足，給我改成了《“外江佬”如何成為廣東神》，答辯的時候，這個標題受到陳摩人老師的批評，他說的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民間文學研究不是用民間方法做的文學研究。”

我碩士畢業后留校任教，成為葉春生老師的學術助手。我們師徒倆情同父子，他對我的厚愛和信任常常令我覺得“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我們合作主編了一部《廣東民俗大典》，堪稱廣東民俗事項大全。葉老師有祖傳堪輿絕學，社會交游極廣，我自然也會跟著參與一些社會活動，學習堪輿技能，結識了一大堆三教九流。在我離開中山大學之前，葉老師門下的弟子基本都交給我管理，因此我也被同門師弟師妹們戲稱為“令狐師兄”。他們大凡有什么不敢向葉老師提及的要求，無論合理不合理，只要我答應了，葉老師就沒有不答應的。

事務性的工作多了，學術鉆研就少了。忘了在一個什么場合，吳承學老師委婉地提醒我，大意是說，學術論文有論文的寫作格式和學術語言，讓我留意一下寫作規范。其實吳老師的提醒與陳摩人老師的批評異曲同工，但我當時并沒有把陳摩人老師的話當回事，吳老師一說，我就很當回事，這大概就是偶像和權威的力量吧。

1997年，黃天驥老師給青年教師和研究生開了一個《易經》讀書班，我一場不落聽了一學年，黃老師的發散性思維還是給了我一些啟發。接著，吳承學老師又開了一個《論語》讀書班，讀書風格完全不一樣。吳老師素以嚴謹、縝密著稱，他的讀書方法讓我終身受益，我在吳老師這里真正感受到了學術的嚴肅和神圣。

大概是受到吳老師嚴謹學風的震懾，我那兩年幾乎寫不出一篇論文。1998年我被廣東省委組織部委派到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太保中學掛職副校長，期間對連山“瑤胞”做了一些田野調查。為了跟當地朋友搞好關系，我在連山喝醉好幾次，也得到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可是，沒有理論的指導，田野調查就只是為了調查而調查，調查完了也就完了，我不知道如何將這些零散的調查材料化做有效的學術成果。

我一直堅持著下午跑步的習慣，住到中山大學園西區之后，發現吳承學老師也愛跑步，于是約跑。后來加入我們隊伍的還有王坤和彭玉平。但是，四個人一起跑，水平參差不齊，大家都累，后來改成打羽毛球，再后來又改為快走，這樣隊員水平就比較平均了。我們從園西區出發，進中區，出北門，臨近廣州大橋再往回走。走一個小時，聊兩項內容，學術和八卦。

我一度決心報考吳承學的博士，準備了一段時間，剛好黃修已、葉春生領銜的現代文學博士點批下來了，葉老師要求我繼續攻讀民間文學博士，中文系任命我做寫作教研室主任，我只好打消了在古代文學領域繼續深入的念頭。

葉老師有個宏大愿景：續寫中山大學民俗學的光榮歷史，再造輝煌。可當時中山大學民俗學就只有我們師徒倆，于是大部分學術振興的事務性工作都著落在我頭上，好在那時我也年輕，有干勁。我們申請成立了一個“中山大學民俗學研究中心”，先是編寫內部使用的《民俗》小冊子，后來創辦了一本以書代刊的雜志《民俗學刊》（半年刊，共出八期）。再后來是聯合歷史系的王承文、人類學系的周大鳴、劉昭瑞等人，向教育部申報民俗學博士點，我負責資料搜集、申報書填寫之類的基礎性工作，最后由周大鳴老師潤色上交。經過周老師的一番提升，我們的申報材料被列為全國第一，2003年與中央民族大學一起，成為繼北京師范大學之后的第二批民俗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三、學術人生的三級臺階

我的博士論文原計劃在華南民間信仰的話題上進一步深化，但是葉春生老師沒同意，最終把“中山大學民俗學史”的課題交給了我。后續的學術經歷證明，葉老師這個決策改變了我的學術命運。首先是因為學術史讓我對整個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發展歷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有利于學者個體在歷史的、通盤的學術大格局中去尋找自己的學術定位；其次是讓我有機會走近鐘敬文先生，并且成為他招收的最后一個博士后，并且為我走進北京學術圈、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間文學研究室的大門提供了便利條件。

我的博士論文最后一個階段，是在鐘敬文先生的具體指導下完成的，鐘先生片言只語的教誨，令我受益終身，我很快就將其中一部分整理成《汝奚不曰其為人也——鐘敬文先生病中論學》發表在《民俗學刊》。比如鐘先生認為，文章就是寫給別人看的，不僅要可信，還要好讀；文章不必多寫，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他甚至以容觀瓊為例，說容觀瓊評教授的時候，“他只給我一篇論文，我說一篇就行，可以做教授，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必要十篇八篇”。

鐘敬文先生

我還來不及博士后進站，鐘敬文先生就仙逝了，我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的博士后工作是以鐘敬文的名義進站，在劉魁立的具體指導下完成的。劉魁立先生在許多領域都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尤以故事學為著，他曾經得到結構主義鼻祖普羅普的親炙，在當今故事形態學領域可謂獨步天下。拜師學藝當然是學老師的最強項，我決定把未來學術生命投向故事學領域。我相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比自己趴在地上摸索，不僅起點高得多，視野也會開闊得多。

這就是跟隨名師治學的最大便利。

我的博士后工作是在學術史和故事學兩個領域同時展開的，從事學術史研究是為了完成鐘敬文先生交給我的任務，從事故事研究是為了習得劉魁立先生的學術菁華。前者的成果主要是博士后出站報告，也即2010年列入文學所學術文庫出版的《中國現代民俗學檢討》，后者的主要成果是我在故事學領域的系列論文，后來我又按不同的研究進路將之整合成系列故事學論著出版。

博士后的三年，是我學術生命中最彌足珍貴的三年。那時候正當盛年，思維非常活躍，一經劉魁立先生的點撥，許多奔涌的感悟和構想，突然變得清晰起來，就像散漫的水氣逐漸凝結成水珠，滴落在筆端。一個學者只要寫出了一篇好論文，他從此就跟過去不一樣了，正應了鐘敬文先生的那句名言：“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自從寫出了《史詩疊加單元的結構及其功能——以<羅摩衍那·戰斗篇>（季羨林譯本）為中心的虛擬模型》，我就再也不是過去那個靠理解和感悟寫文章的施愛東了。

如果說考上葉春生老師的研究生是我學術人生的第一級臺階、旁聽吳承學老師的《論語》講習是第二級臺階，那么，成為劉魁立先生的博士后是我的第三級臺階。葉春生老師把我領進了民間文學的大門，吳承學老師激發了我規范寫作的學術自覺，劉魁立先生點燃了我理論思考的激情，喚起我理科出身的邏輯思維優勢，讓我獲得了真切的學術自信。

四、參與創辦“民間文化青年論壇”

2001年12月，葉春生老師在中山大學組織召開了一次“鐘敬文先生百歲壽慶暨‘現代化與民俗文化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是會務負責人，向葉老師申請到一點經費，晚上約了幾位青年學者到廣州“粥城”吃夜宵、喝啤酒。回到賓館，大家意猶未盡，坐在會務組朱鋼的房間繼續聊。一天會議下來，我們都特別厭倦老一輩民俗學者關起門來“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的做派，多次學術會議上積聚的“舊恨新仇”一起涌上心頭，加上適度的酒精作用，我和陳泳超不約而同地提議“造反吧，別陪老人家玩了”，來自臺灣的鐘宗憲和一向溫和的蕭放也表示了贊同。當時我們手上都沒有經費，約定分頭發動青年學者，組一個旨在提倡正常學術批評的學術沙龍，每年至少碰一次頭，大家各自掏錢與會，AA制，不給主辦者造成任何經費壓力。

陳泳超回到北京之后，首先聯絡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間文學研究室主任呂微，得到呂微熱烈響應。2002年7月，“中國民俗學會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在首都師范大學舉行，大會的多數時間都在討論學會班子的改選問題，僅有的一點學術討論時間，也被一些老同志的長篇大論給占去了，我們這些青年學者數千里迢迢趕到京城，只給兩三分鐘的發言時間，這種風氣進一步加劇了我們的失望和不滿，揭竿的機會來了。當晚由山東大學葉濤做東，呂微、陳建憲、蕭放、葉濤、陳泳超、劉曉春、施愛東七位青年學者（加上缺席會議的臺灣學者鐘宗憲，一共八位發起人）在首都師范大學附近找個了茶館，召開了一次梁山會議，議定組建一個以學術批評為宗旨的青年學術團體。

我們原本打算建一個公共郵箱，方便大家通過網絡進行遠程交流。后來陳泳超找到精通IT的碩士生陳永釗，在北京大學中文系BBS下面建了一個分論壇，起名“民間文化青年論壇”。有了根據地之后，大家分頭聯絡民間文化界的青年朋友，邀請加盟“論壇”，劉宗迪就是被我們拉進“論壇”的最活躍的積極分子之一。一大批早就憋著一股不平之氣的青年民俗學者，聚集在“論壇”，揮斥方遒，激揚文字，盡情地批判不良學風，恣意嘲諷前輩高論，拒絕自吹，也盡量不捧閑場。

“論壇”網頁是2002年9月22日開始投入運行的，其時正值我在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后入站，脫離了家室之累，一人閑在北京，時間非常富裕。白天到劉魁立先生的辦公室喝茶聊天，有時幫著劉老師打打字，晚上回到宿舍，就泡在“論壇”中與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民俗學者筆墨往來，討論各種關于民間文化的奇奇怪怪的問題，我在《中國現代民俗學檢討》中的很多想法，都是在這些往復問答和論辯中逐漸形成的。

很快我和陳泳超就發現“論壇”中有一些奇怪的馬甲，他們的用詞習慣、言語方式跟我們有著明顯的差別，比如言詞客氣、落筆穩重、標點符號一絲不茍，等等，經過一番比較分析，我們判斷他們分別是劉魁立、劉錫誠、陶立璠等前輩民俗學者，但是我們并不戳穿，假裝不知道他們的身份，有時還跟他們開一些善意的玩笑。后來的結果正如陳泳超說的：“慢慢的，我們發現那些老先生也逐漸放下以前的架子，變得越來越和藹，兩代人之間的關系反而越來越和諧，大家真的形成了一個比較平等交流的學術共同體。”

為了吸引人氣，燒旺“論壇”，我和陳泳超、劉宗迪、鐘宗憲還注冊了多個馬甲，不斷挑起話題，相互插科打諢、斗嘴打趣，到處煽風點火，把“論壇”燒得熱火朝天，很快就將之辦成了“青年中國民俗學會”，從此開啟了中國民俗學的“黃金時代”（呂微語）。

那時候，中國的青年民俗學者要是沒在“論壇”上有個馬甲，甚至都不大好意思說自己是民俗學或民間文學的從業者。我們舉辦的年度“沙龍”很快就發展壯大成為中國民俗學最大型的“學術年會”，報名參會的人數甚至超過同一年度由中國民俗學會官方舉辦的學術會議。

中國民俗學會是民間文化青年論壇的“革命”對象，而當時的學會理事長正是劉魁立先生。在現實世界中我是他謙恭的學生，但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我卻是與之辯難的難纏對手。白天，從上午9點到下午4點左右，我和林繼富幾乎每天都呆在劉先生的辦公室，面對面地探討各種學術問題。劉先生從不午睡，我們中午在白蘭餐廳喝兩瓶啤酒，沒老沒少地胡吹猛侃，下午回到辦公室繼續干活，我們很少談及“論壇”，我也裝著不知道他有一件喚做“聰明的糊涂蟲”的隱身衣。到了晚上，我就裝瘋賣傻地繞著圈子跟“聰明的糊涂蟲”捉迷藏，可惜的是劉先生打字太慢，網上等他回一段話得等上好幾分鐘，后來我們就不愛跟他玩了。

五、棲身文學研究所

我對于自己能夠留在中山大學任教非常滿意，從未想過離開，直到我來了北京。我申請到北京師范大學做博士后的時候，我的師母張玉娥老師對葉春生老師說：“不能讓施愛東去北京，他去了就不會回來了。”我說：“我不會離開中山大學。”我說這話的時候是認真的，就像所有戀人在熱戀時說的話一樣。

進京之后，我深深地愛上了北京的學術氛圍。別說隔三岔五的學術會議，五花八門的學術沙龍，即便是三五同業好友，在“小辣椒”這樣的路邊小店一碟花生二瓶啤酒幾樣小菜，聊聊學術八卦，說說新近想法，亦能引發思緒紛飛，碰撞出令人驚奇的思想火花，其中樂趣，是我在廣州很難體會得到的。

我已經想不起到底是在哪次聚會上，時任文學研究所民間文學研究室主任，滿臉大胡子，被我們戲稱為“經略府提轄魯智深”的呂微，向我提出了歡迎加盟民間文學研究室的邀請，但我當時雖然深愛北京，向往文學研究所，無奈曾經答應過葉春生老師不會離開中山大學，只好委婉地拒絕了。不過呂微撂下一句話，給我留了條后路：“什么時候想通了，隨時給我電話。”類似的話他說過兩次，我很心動，但始終不敢答應。

印象中是2004年5月的某一天，我在中山大學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突然覺得大為釋懷，我再也不用背負“不會離開中山大學”的心理包袱了，我滿心歡喜地給呂微打了個長途電話，問他：“民間室還有我的位置嗎？”呂微那頭顯得也有些興奮，他說剛好過兩天所里要討論人事問題，叫我趕緊給一份簡歷，他會事先跟楊義和老包說說，到時再交到會上討論。大約才過了兩三天，呂微電話告訴我非常順利，文學所已經同意接受我的調動申請。

我壓抑著內心的激動和興奮，為了防止被中山大學挽留和勸阻，我沒把消息告訴任何人，悄悄北上，以躲避是非。2004年9月本該是我博士后出站的時間，我正在焦慮如何向中山大學提出調動申請，那天清晨7點左右，我還沒起床，突然接到葉春生老師電話，他興奮地告訴我：“今天早上遇到黃天驥老師，他主動說前段時間讓你受委屈了，趕緊回來吧，最近還有很多事等著你回來一起做。”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淚如雨下，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跟葉老師說的，總之是語辭委婉而態度堅決地表達了想留在北京的意思。葉老師不知道有沒有聽出我的哽咽，他沒有多勸，只是讓我從家庭和收入等角度再考慮考慮，別急著做決定。大概他早已預感到我會留在北京了。

既然已經說開了，我就索性回到廣州，正式向中文系主任歐陽光提出調動申請。歐陽老師非常驚訝，他說：“系里培養你這么多年，你舍得嗎？能不能給我個面子，緩一緩再說？”我說好的。但我內心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離開廣州，既然有了借口，是他們先做了對不起我的事，我就把借口用足，決不松口。

為了能留在北京，我在北京師范大學一直拖著不肯辦理出站。我在家鄉做過人事秘書，知道一旦出站回到廣州，再想進京，那就千難萬難了。2005年春節，歐陽老師特地到家里來拜年，告訴我中文系準備派我去韓國任教一年，可以增收20萬元。我當時說了一句讓他有點難堪的話：“我一定要去北京，我缺的不是錢，是學問。”我對自己的這句對答很滿意，在不同場合說過好幾次。在春節的師門晚宴上，從事房地產的師弟朱培坤摟著我的肩膀吐著一嘴酒氣說：“師兄，你別走，我資助你一千萬，你給我把中山大學民俗學事業振興起來。”我笑著回答說：“我缺的不是錢，是學問！”

歐陽老師始終沒答應放我走，北京師范大學這邊又總催著我出站。2005年初，我到博士后管理辦公室打聽政策，得知如果中山大學人事處同意我出站不回去，他們就可以將我直接派遣到文學研究所。我回到中山大學一打聽，學校的人事政策非常開明，入職要求雖高，離職卻很容易，只要本人提出申請，人事處就可以放行。于是我自己寫了一份證明，直接繞過中文系，在人事處蓋了個章，馬上飛到北京，立即辦理出站手續，直接以出站博士后的名義在文學研究所報到了，當時接待我的兩位人事處干部是郭一濤、夏晶晶，她們的熱情和笑容讓我如沐春風，一下就打消了我入職前的各種不安和顧慮。

我2005年5月入職文學所，但是檔案和工資關系都還在中山大學，每次節慶發工會福利的時候，全所就我一人沒有。安德明很為我抱不平，找到工會副主席郭林，得知是因為我的工資關系還沒轉過來，沒法扣交工會會費，不能享受工會福利。回到室里，安德明就像自己做錯什么似的，執意想要把他的工會福利轉送給我。類似的這種溫暖故事還有很多。我在民間文學研究室的前后兩任室主任呂微、安德明，都很溫柔敦厚，從不強人所難，我在文學所這些年，自由自在，如魚得水。

我出站的時候就辦好了戶口遷移，夏晶晶給我辦了工作證，郭一濤為我爭取了臨時住房，我基本上沒什么后顧之憂，每周來文學所上班，用文學所的名義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同時，我還領著中山大學的高工資（當時我在中山大學的月工資扣除獎金是3800元，后來在社科院的月工資是1700元）。中山大學這邊，據說是學校對中文系進行年度財務審核時發現問題，要求中文系盡快處理好我的人事歸屬問題，于是系黨總支書記丘國新給我打了個電話，問我在北京這邊安頓好沒有，然后說：“要是安頓好了，就把工資關系也轉過去吧。”我這才戀戀不舍地把工資關系轉出了中山大學。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入創新工程之前，每周返所日并沒有實行嚴格的簽到制，時間比較自由，有件小事給我印象很深。大約在我入職文學所三個月后的某個返所日，由于我一般到得比較早，那段時間基本都是我開門、打開水，這天一擰鑰匙發現鎖已經開了，我心里一驚，開門就看到會議桌前坐著一位陌生女同志，正在寫什么東西。她吃驚地看著我，我也吃驚地看著她，我們在會議桌前默默地相對坐了好一會，她試探著問：“請問你是新來的嗎？”我說是，她說：“我叫張田英，我也是民間室的。不過，我很快就退休了。”我馬上表示了不相信，我覺得她應該跟我差不多年齡，怎么就快退休了？出于對陌生人的不信任，我一直坐在室里不敢離開，直到戶曉輝進來。

六、呂微為首的民間室讀書班

呂微是民間文化青年論壇八位發起人中年齡最大的一位，我們都序齒尊稱其為“老大”。他那滿臉大胡子加上不修邊幅的著裝，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他是個粗枝大葉的率性漢子，其實不是，他是個心思非常細膩，既有大智慧也有小聰明，勤于閱讀精于思考的純粹讀書人。

呂微做研究室主任最大的特點是無為而治，不爭榮譽，不報課題，善良隨和。他曾建議我好好看看文學所資料室何其芳購入的一批寶卷，看是否能整理一下，做出點東西來。我在征求朋友意見的時候，尹虎彬說：“千萬別沾寶卷，水太深，出不了成果。”我聽從了虎彬的建議。呂微見我沒興趣，后來再沒提過這事。

呂微為人特別和善，研究室同事有什么家庭問題或生活上的苦惱也會跟他說，他是掌握全室秘密最多的一個人，但他從不對一個人說另一個人的秘密。當然，有時候也有違反學術原則，做濫好人的嫌疑，比如為了幫助朋友發文章，他簡直幫到了替人重寫的地步。他特別善于發現別人的優點，遮掩別人的缺點，尤其是在學術評議的時候，他能夠依據文本分析出許多我們都看不出來，作者本人也沒有意識到的微言大義，但是經他那么一解說，大家都覺得有道理。隨著學術地位的提升，他的這項本領也越來越強大，逐漸成為民俗學界最具思辨性的著名演說家，每次學術討論會都是由他做會議總結，他一總結，這會議就圓滿了，與會者皆大歡喜。

由于我的基礎訓練是理工科的，所以，學術基調是偏于科學主義、實證研究的，這跟呂微形而上學的哲學研究基本是背道而馳的，但我們互相都很尊重對方的學術思想。我幾乎是逐字逐句、回環往復地讀過呂微的《現代性論爭中的民間文學》《“內在的”和“外在的”民間文學》等論文，他的許多觀點是我過去沒有想過的。為此，我和戶曉輝一直鼓動他給博士生開一個讀書班，我們順便也旁聽學習。呂微答應了。

讀書班到底是從哪一年開始的，堅持了兩年還是三年，我已經記不大清了。我只記得最早讀的是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然后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實踐理性批判》。為了避開返所日人多事雜，我們專門選在周四讀書，比較固定的讀書人是呂微、戶曉輝、我、李川、劉文江、惠嘉，好像還有過胥志強等幾位不固定成員。呂微讓我們每人先讀一段，然后一句一句的解，我們用的是漢譯本，只有戶曉輝用的是德文原著，每當我們的理解發生差異時，就問戶曉輝“原著是怎么說的”。

讀書班對我影響很大，改變了我一些固執的成見。我原來的科學主義頭腦中只有“求真”的意識，呂微和康德教會了我“求善”，這種“真”“善”相融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呂微《民間文學-民俗學研究中的“性質世界”“意義世界”與“生活世界”》一文當中。

我在讀書班之前并沒有明晰的“求善”意識，為了“求真”，我一向主張將“田野”當成“實驗場”，我曾經在中山大學中文系2001級本科生的民間文學課堂上做過多次故事實驗，分別寫成了《故事傳播的實驗報告及實驗分析》《民間故事的記憶與重構》，還將論文發給學生提意見，當成課堂作業。劉宗迪認為這是“對田野的強暴”，并且表示了“嚴重反對”，由此在2005年11月到2006年6月間，爆發了一場點擊率數以萬計的“科玄論戰”。我和劉宗迪、呂微唇槍舌劍地打了半年的架，在民俗學界引起強烈震動，2016年我將這場論辯整理成《作為實驗的田野研究——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科玄論戰”》交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參加過呂微的讀書班之后，雖然我依舊堅持田野研究的實驗主張，但是，我會更多地考慮到被試的個人意愿，以及實驗是否對其現實生活產生影響，我會更多地關注主體感受，而不是只關心客觀真實。辯論未必有輸贏，相互學習未必全盤吸收，但無疑可以加強彼此之間的相互理解，也有利于后續的學術溝通。

呂微退休之后，一直筆耕不輟，他對康德思想的鉆研也越來越深，憑我讀書班上學的那點皮毛已經明顯跟不上他的思想進程。我讀他的論文越來越吃力，他發給我的上一篇論文我還沒看完，他把下一篇又發過來了，把我的思想累得疲憊不堪。有時點開他的論文得首先看看字數，一看又是近十萬字的鴻篇巨制，我就干脆放棄了，只能等待某次學術研討會上，聽聽他言簡意賅的大意演說。

七、楊早為首的年度話題小組

我和楊早認識始于1993年，那時候我在中山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他讀大四，在一次可能是校團委組織的活動上，有人介紹他就是中山大學著名的“四大才子”之首楊早，我久仰大名，主動上前自我介紹，遂成好友。他后來在《羊城晚報》做記者，再后來，為了報考研究生辭去工作，沒有固定收入，那時候每次朋友聚餐都是我買單。當然，2005年我們一起進了文學所之后，聚餐一般都是他買單，因為他的稿費收入比我高多了。

楊早考上北京大學研究生之后，我們聯系不多，直到我也來到北京，這才續上前緣。2004年我已確定調到文學所，剛好楊早也在畢業找工作，據說父母曾反對他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嫌這個單位收入太低，楊早堅持的理由是“連施愛東都要調到文學所”，于是父母沒再反對。楊早口才好，很會演講，適合作為偶像型導師，的確應該去高校，能更充分地施展他多方面才華。

楊早博聞強識，交游廣闊，很快就把自己的一堆好朋友介紹給我了。2005年12月17日，文學所通州片的青年學者在薩支山家里聚會，半夜散場之后，楊早又把我和薩支山拉到一家咖啡館，聊聊我們能一起做點什么事，他提議做一套民國書系，以年度為界，一年一本，做成現代文化編年史。我不同意，我認為與其隔靴搔癢地做民國文化史，不如每年做一本當代文化史，面對當下問題進行當下觀察、當下思考，也許對于后人來說會更有參考價值。當晚大家都很興奮，散場時楊早說“今天是我生日”，他故意把生日說早兩天，主要是為了奪取買單權。

楊早是個行動力很強、效率很高的人，很快就聯系上他的師兄，時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的鄭勇。鄭勇非常支持，希望2006年就能推出第一本《話題2005》。接下來，楊早、薩支山開始拉人入伙，最早被拉進“話題小組”的，幾乎全是他們的北京大學師兄弟。《話題2005》上市，一下就賣了6000冊，這在文化評論類書籍中算是不錯的，大家受到鼓舞，這一干就是十年。

本來是說好楊早、薩支山和我共同主編，由于楊早出力最大、學術資源最多，薩支山性格溫和、人緣最好，我認為由他們倆擔任主編就好，一本書同時寫三個主編看起來會很怪異。楊早為《話題》書系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想法特別多，而且幾乎每年都有新主意，這一點跟我的做法不大一樣，我喜歡循例、穩定，他喜歡求新、求變、隨時關注讀書市場的變化。他是個想到就做，而且力圖做好的人，這種做派把大家都弄得很辛苦，比如他要每年在《話題》封面上推出一個能代表該年度特征的字，為了這一個字，大家常常開一天會，我覺得實在沒什么必要，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很少人關注到這個字，但他和薩支山都對這種文字游戲有一種執著的偏愛，且樂在其中。

“話題小組”隊伍越來越大，楊早又特別喜歡聚會，動不動就跟大家約時間聚餐、開會，而且幾乎每次都是將就我的時間安排，弄得我一推再推，最后總是推無可推。在北京這鬼地方，只要答應出來吃餐飯，一整天就沒有了。我很不喜歡聚餐，怕浪費時間，但他很喜歡，而且每次還要更換聚餐場所，不知道是不是想以此吃遍京城，反正他比我胖多了。

《話題》系列影響越來越大，我們也越來越累，楊早尤其累，他除了寫稿、統稿、編選大事記等，還要寫年度綜述。他太在意讀者反饋，每年都想寫出點“新意思”，這就難免江郎才盡，越到后面越嘔心瀝血。相比之下我就輕松取巧多了，首先我只寫與民間文化相關的文化事項，所以文字上駕輕就熟；其次我不負責飯局，不約人、不訂餐、不買單，吃完聊完就走人；再次，對于改稿工作，一般都是由我先選，最難改的稿子總是留給楊早。

到了《話題》的后期，楊早和薩支山都覺得疲憊不堪難以為繼了，這時候反倒是我一再給大家鼓勁，我覺得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話題》在文化界的影響力也日益見長，突然放棄有點太可惜了，有些事堅持堅持，一旦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就算完成一項事業。但是，我們終于沒能完成這項事業，《話題》系列只出到第十輯就停刊了。

八、堅持“減法原則”，服務中國民俗學會

我自認為是個有公心的人，也很愿意不計得失地為民俗學科，為民俗學會貢獻綿薄之力，尤其是2006年以來，協助朝戈金和葉濤做了許多瑣碎的具體工作，這一點，是很得同行認可的，沒功勞也有苦勞吧。我雖然脾氣不好，喜歡懟人，但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出于個人利益，也就不跟我計較。我自認為耿直敢言，經常在大會上公開對不良學風和會風提出批評意見，該反對時張得開口，該拍桌子時伸得出手，這種作風雖然很得罪人，但是時間長了，反而為大家所認可，覺得在一個群體中應該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

有時候，因為得罪少數人，很可能反而贏得了多數人。事實上，每個人心里都有一桿秤，出于公心還是私心，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時間長了，大家也就接受了。

2018年中國民俗學會第九屆常務理事會副會長改選時，我居然得了全票40票，不僅我自己，幾乎所有人都大感意外，那些曾經被我批評過，甚至諷刺過的同行，全都不計前嫌，投了我的贊成票，這是我絕對想不到的。偶爾得個全票，這種事本不值得說，但對于我來說，太感意外，對我的人生觀造成的震撼太大了，這是我一生中最高的榮耀。

我的30多年學術生涯中，既沒中過什么課題，也沒中過什么項目。

不過，在我剛剛完成本書初稿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中了2023年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重點項目《民間故事創編機制研究》，這也是我幾乎不抱希望的第一次嘗試。朋友向我“祝賀”時，我也只能以“老來得子”或“范進中舉”苦笑作答。

過去我曾申報過三次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第二、三次均以失敗告終，后來也就不再自討沒趣了。林林總總的獎項中，我自己只申報過“文學所優秀科研成果獎”；十幾年前在嚴平老師的鼓勵下，報過一次青年學術獎項“勤英文學研究獎”，中途還羞澀地撤回了；十幾年來我多次擔任“民間文藝山花獎”評委，自己卻一次也沒申報過。

有些大學院系領導，比如彭玉平老師就曾多次動員我從他們所在高校申報國家高層次人才計劃，但我知道自己什么“硬指標”都沒有，要帽子沒帽子，要課題沒課題，報也是徒勞，不報或許還能省點心。人一有欲望就得操心，抑制自己的欲望是為了讓自己少操心、不揪心。扒拉扒拉自己的平凡人生，我這一輩子除了社科院的幾次“優秀科研成果獎”，其他任何拿得上臺面的光鮮業跡都沒有。拿不出百元大鈔，好歹有兩張一元小鈔，晃一晃以示囊中并非空空如也。

中國民俗學會第九次代表大會結束之后，新任會長葉濤多次勸說我出任學會秘書長，我非常堅決地拒絕了，原因是身體太差。2014年我父親摔斷盆骨之后，一直臥病在床，我反復在北京和江西之間來回奔走，體質迅速下降，2015年父親去世之后，我很快就在體檢時查出慢性腎炎。當我得知這是一種不可逆的致命內科疾病之后，常有一種萬念俱灰的感覺，如果說過去還曾有過什么學術雄心，想做出點什么成績的話，2015年之后我幾乎徹底打消了這一方面的想法。我拿出所有的積蓄，借錢加貸款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邊上買了一套小房子，把家里的大量藏書都一箱箱寄捐給了家鄉石城縣圖書館。只要有時間，我每天都去奧森慢跑一小時，為的就是恢復身體，保住小命。

我從2002年開始服務于中國民俗學會秘書處，已經為中國民俗學會的集體事務投入了大量時間，如今身體要緊，我不能投入太多了。我不是鐵人王進喜，也沒有焦裕?的精神。可是葉濤始終沒有放棄，他先后四次來到家里，還動員了包括劉魁立先生在內的許多朋友前來勸說，拉鋸了近四個月之后，我不小心松了松口，他很快就對外宣布了聘任我為秘書長的決定。但是，我知道以我的身體狀況，無法很好地履行秘書長的職責，只能把自己當成龜兔賽跑中的那只老烏龜，能爬多遠算多遠。

上任秘書長之后的第一件麻煩事，就是學會年檢。目前中國民俗學會掛靠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這就意味著學會有四個婆婆，從下往上依次是文學院—北京師范大學—教育部—民政部，每一個婆婆都要行使權力，審核、蓋章。復雜的年檢表格，一級一級地向上提交，一有不合規范處就得從頭再來，真不知道葉濤這十幾年秘書長是怎么熬過來的。中國民俗學會是個3300多人的學會，下屬20多個分支機構，加上民政部對于社會組織的管理日益規范化、常態化，瑣碎事務極其繁雜，好在會長葉濤是秘書長出身，初期的許多工作都是他領著舊秘書處的同人在頂著。

但是，秘書長畢竟只是秘書長，不可能指派會長干活，時間一長，這些繁瑣的事務最終還得落在我的頭上。我也只能想盡辦法把這些事務切碎了，一一分攤到秘書處一干同人身上。有一天，北京師范大學的康麗教授取笑我說：“愛東兄一向是個直來直去的人，最近連打電話的語氣都比以前溫柔多了，你是怎么變得這么客氣的？”我苦笑著說：“無欲無求才能說話硬氣，現在沒辦法了，我得求著你們和我一起干活呀。”有欲則不剛，一旦有求于人，可不就得客氣嗎？

第九屆理事會秘書處，許多是葉濤時期的舊人，個別副秘書長的資歷比我還深，我很難指派他們做事。有時我把活派到秘書處工作群，小一半人不認領，我也只能自己哼哧哼哧折騰完成。長時間的憋氣和雜活，導致我情緒焦灼、暴躁，經常在常務理事群發脾氣罵娘。不過，罵歸罵，發泄完了，事情還得做，經過兩三年的摸索，終于還是把管理框架和工作區塊都切分好了，工作流程也大致穩定下來，秘書處同人各司其職，學會逐漸進入了一個安全平穩的無為階段。再后來，第十屆理事會，葉濤再次當選會長，我也熟悉了秘書處的工作，因此沒有再推辭。我對秘書處進行了全盤更新的大換血，盡量吸收年輕力量，將工作熱情、工作能力、工作時間作為副秘書長人選的三項考量要素。這樣組建起來的秘書處，充滿活力，能征善戰，我的工作就變得輕松起來，情緒也開始由陰轉晴。

葉濤對中國民俗學會的熱愛是無以復加的，他將學會當成自己的家、自己的畢生事業來經營，事必躬親，不分巨細，不僅規章制度完備嚴整，執行也很有章法。但是對于我這個一向散漫的人來說，多少覺得事務過于繁瑣了些，我不斷在秘書處灌輸一個“減法原則”：凡是可開可不開的會，不開；可要可不要的利益，不要；可報可不報的頭銜，不報；可賺可不賺的錢，不賺；可花可不花的錢，不花；可交可不交的朋友，不交。有時候，即便是上級要求做的事，只要能頂著不做，就盡量頂著；實在頂不住，可以使用套路敷衍的，盡量使用套路，以便省時省力。比如，2020年教育部曾經開出一個候選優秀學會名單，其中就有中國民俗學會，要求我們按程序申報，一旦入選，不僅頭頂光環，還能得到30萬元的經費資助。但是，我堅信世上沒有好吃的嗟來之食，拖著遲遲不報，這讓康麗教授非常為難，一方面是掛靠單位北京師范大學不斷督促申報，一方面是我這里頂著堅決不報，最后在僵持中熬過了有效申報期。又比如，2021年年底，文學研究所突然通知要評選優秀研究室，雖然民間文學研究室的科研成績居于全所前列，人際關系和諧，在全所享有較好的聲譽，但當所領導征求我意見的時候，我的態度非常堅決，不折騰，不申報！

在學會秘書處諸事務中，大凡“檢討”“說明”“報告”“總結”之類的過關性文件，我都秉燭操刀、深刻剖析，以示遵紀守法；但是對于課題、項目、榮譽之類，我一概堅持以“減法原則”來處理，盡量不招風惹事，只求中國民俗學會平平安安，能好好地延續先賢創下的這份家業。

孔子說“三十而立”，但我30歲才剛剛評上講師，得到一個可以立在講臺上說話的資格。那時雖然對學術人生充滿憧憬，其實內心一團混沌，很多事想做好，但是什么都沒做成，更談不上好。

摸爬滾打了又十年，直到我快40歲的時候，才明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人生理念：盡量做好份內的本職工作，認真做好自己喜歡的工作，堅持“減法原則”，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有限的事業上，決不給自己加戲，不折騰自己。